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与香港风起云涌的“和平占中”和“雨伞革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微博、微信和几乎所有媒体，都是一边倒的反对占中的声音。如美国之音驻中国记者艾德报道，一些北京市民根本不知道占中为何物，有些知道的人则不赞成占中。一位姓孙的女士说：“香港也好，还是咱们中国大陆北京也好，都是应该以安定为主。因为安定最后受益的都是老百姓”。另纽约时报题为《大陆年轻人同情香港「佔中」者寥寥》一文中写到：“27岁的彭景超（音译）是一名中国研究生，在东京读书。他说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谴责示威者，其中很多人都在国外受过教育，而他自己已经厌倦了与他们争论。彭景超说，朋友们的许多说法，都反映出了下意识地替国家辩护的心态”。
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共政权对媒体的控制、对异议的扼杀和暴力专政所造成的恐怖和威胁，但另一方面也有着中国人内在的心理和心灵原因。由于后者，一些中国人就是到了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反对民主自由并为专制辩护。从众心理或羊群效应、心理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都是导致国人不能明辨是非的原因，而缺乏宗教信仰的文化传统，则是国人太过现实不敢抗争的深层原因。
根据现代传播学，人几乎是媒介的产物，人只有通过媒介才能认识事物本身，控制了媒介，也就控制了人对事物的认识。中国禅宗有句话：“以手指月，指并非月”。这里说明了人、媒介、客体三者的关系。媒介本质上不是客体，但要认识客体，必须通过媒体，认识“月亮”，必须通过“手指”。所以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几乎没有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是由人的认知手段和工具决定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曾说：“物自体不可知”，就是由于人类认识手段的局限性，人很难把握事物本身。人只能通过多种媒介和手段，无限地接近事物本身，但无法全面真实把握事物。由此可见媒介和认识手段在把握真相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共政府深谙此传播学真理，全面垄断媒体、控制认知工具，剥夺了国人的媒体选择权和知情权，无疑成功地主宰了国内人对香港占中的看法。
除了控制媒体外，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从众效应或羊群效应也是国人反占中的原因。从众效应是指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人们会追随大众所同意的，自己并不会思考事件的意义,如羊群只会跟随领头羊，自己从不判断方向一样。从众效应又被称为“跟尾狗效应”，也就像是跟在别人身后的狗一样，自己不会作出决定。从众效应是群众谬误的心理基础。在这次香港占中运动中，由于官方发言人、亲共人士的发言，引导了舆论导向，所以不少从不会独立思考的人，完全跟从官方的舆论，他们所说的话，其实跟官方发言人是一模一样的。
而不从众的就是异端，这次国内因为声援占中被捕的人士已经接近一百人了，仅在北京就有40人之多，其中宋庄艺术家就被抓了15人。艺术家比较异于常人、为社会所不容、也不会从众，所以他们敢于特立独行，表达支持占中的声音。从社会心理来看，当一少部分人不从众，刚开始就是异端，后来有不少人不从众，逐渐形成潮流，这些人就成为新潮，等新潮人数增多，就成为时尚，时尚时间久了，就成为传统。所以在目前中国，传统心理就表现为对反占中大众的跟从，而打破这个传统的，显然仅仅是一些异端分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众和保持传统能带来安全感，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从众心理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反自由民主反占中的原因。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Norrmalmstorg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并挟持了4位银行职员。在与警察僵持了130个小时后，歹徒最终投降。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4名曾经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表明并不痛恨歹徒，表达他们对歹徒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并且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这4名人质甚至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被劫持者对劫持者的感恩戴德和对营救者的敌视，就构成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是普通人的普遍心理，中国人被中共劫持了多年，习惯了当人质的生活，在劫持过程中中共也给中国人一些小恩小惠，而且也没有对这些中国人直接伤害，所以不少中国人就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中共感激不尽，却对希望提升中国人人权和自由的国际社会抱有巨大的敌视。“宁吃毒奶粉, 不当卖国贼”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病语。
这些心理原因，使国人对中共的威权和谎言一贯采取顺服、信服和服从的态度，而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的态度。即使到了国外，这些根深蒂固的态度也左右着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和范式，使他们难以对中共政权进行批判。
除了心理原因外，最为关键的还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台湾作家龙应台在1984年写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当中说”人民麻木于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一切以‘忍耐’为上”。这是因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把忍耐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在中国人处世经典《增广贤文》中写道：“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还有中国谚语：“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都反映中国人为了现实利害的考量，而要放弃原则的坚持和人格尊严。所谓忍耐，就是向邪恶妥协和不甘伸张正义的同义词。
当然，这种“不生气”的文化的根源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高于现实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追求，缺乏对信念原则性的坚持，导致易于被大众观点同化、被专制压力屈服。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都没有一个高于此世的彼岸世界，没有天国和永生的盼望。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这些传统文化否定天国和来世、否定为永生而放弃今生、为精神而放弃物质、为天国而放弃现实的价值观。传统文化只强调现实的伦理道德和利益，并无高的精神追求，也就不会使人为永恒的精神价值而抗争、而牺牲。
大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都敢于为崇高的信仰和精神价值而放弃现实的利益，牺牲自身也在所不惜。这也是为什么西藏、新疆、基督教等宗教人士更敢于发出异议、对抗强权的原因。而无宗教信仰不仅无精神的坚持，而且随时有可能向邪恶妥协。
圣经 腓立比书3:7-8：“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徒一旦真正拥有信仰，就会颠覆其价值观，看轻物质现实利益，珍视天国永恒精神。所以一个真基督徒敢于伸张真理而不怕因此受迫害受损失，也不会因为坚持原则说出是非而遭到打压就闭口不言了。真正的基督徒，敢于言说真理、支持真理，这次香港占中运动中，如此多的基督徒和牧师挺身而出、敢做表率，就说明了基督信仰坚持真理的勇气。面对反占中逆流，国内家庭教会的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支持香港用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的，也非常厌恶反占中派不讲是非、颠倒黑白、煽动狂热民族主义的作法。
总之，海内外华人的反占中言论值得我们深思其心理和心灵原因，我们深感，要改变不少中国人甘愿继续作共产奴才的思想，就不仅要废除媒体垄断、洗脑教育和恐怖专制，而且要更新文化、重树宗教信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10），唯有永恒之天国，才能带领人们脱离魔鬼撒旦的迷惑和捆绑，才能给人坚持真理的勇气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