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伟
潘慧舒于〈香港的基督徒怎么了？〉引述了笔者于《时代论坛》（第1418期）专栏文章〈违法问题〉，简化推论为「若按此原则，那『佔中有理，阻街无罪，冲击警察防线合法，公民抗命万岁』这幅正义图画的描绘便向自然合理化了，对吗？」
也许更合宜做法，是容许笔者把文章全部内容在此刊登，由读者自行判断：
「不止一次，有教牧与信徒直接或间接向我表达 ：『你们在金钟佔领区所作的心灵支援或崇拜是否合法 ？』」
一般而言，教牧与信徒尊重法治，奉公守法，不会作出违法的行动。然而，教牧与信徒也不要把「守法」过度绝对化，并以是否合法来检视哪些可作，或哪些不可作？
耶稣运动一开始，耶稣与门徒所言所行，在法利赛人与宗教领袖面前，不少时候是被视为违反犹太传统的非法行为。耶稣被处死，罪名是作犹太人的王（可十五26），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使徒们于公众场地讲论教训，被官方禁止，彼得与约翰清楚表明：「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徒四19）
罗马专权下的初期教会，至少有三百多年岁月，都是违法聚会，直至「米兰谕令」（313年），教会才正式有合法身份。回顾宣教历史，差不多大部份宣教士进入异族开展传福音事工，开始阶段或多或少是违法的。马礼逊牧师来中国传教，官方禁止任何传道事工，当时官方甚至限制国人不能公开教授中国语文，马礼逊透过商务身份学习语文也是违法行为。
放眼今天，内地的宗教法例导致了有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与违法的「家庭教会」与其它不注册不登记的教会存在。以人数比例来看，「家庭教会」信徒人数远超于合法聚会信徒。再从另一角度看，本港有不少堂会每年安排不少内地短宣事工，有些时候这些活动或训练，也不一定是官方批准的合法活动，为何我们从来不会讨论「合法性」问题？当地方政府违法清拆温州「三自教会」的十字架或有关建筑物，那些重视法治的教牧与信徒为何噤若寒蝉，不敢直斥有地方官员作出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
回到本港，有不少堂会目前聚会极有可能超过消防条例可容许的集会人数，甚或有些堂会身在的单位，有过往业主留下的部份僭建面积。有些堂会进行街头佈道活动，也不曾向警方或任何部门申请；有些基督徒集合于公园跳讚美操，并使用扬声器，基本是违法行为，为何我们却不认为有任何问题。很多堂会每年圣诞会动员信徒往不同公共场所进行报佳音活动，也不事前申请，也使用扬声器，并不觉得有何问题。
说穿了，所谓「违法问题」只是个人尺度，我认同的违法也照做，我不认同的自然要「依法处理」。有时政权是如此，有时我们也分别不大！」
有部份人对法治的理解，就如同考评局所评论的水平，即法治等同为「执行法例」。前首席法官李国能曾撰文阐释「法治」为「法律之治」（rule of law）与「以法治人」（rule by law），两者区分出来。
杨岳桥于〈反违例泊车，保法治〉理解「法治」重要司法独立而人权得以保障，他评论 ：
「眼下的佔领运动固然是赤裸裸的违法，不应鼓励。但随便地将违法的行为等同法治必受破坏，无异将「反任何违法行为（包括随地吐痰以及违例泊车）以保法治」奉为真理般无知。简单问自己，此刻的运动有没有影响司法独立？当佔领者被告上法庭，他们又会否面对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绝对不会！说到底，历史告诉我们，法治最脆弱之时，必然是当权者有法不依又或者以法之名大行独裁之实。例子？你懂的！」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尊重「法治」不等同「遵守法律」；我们要辨识有「善法」与「恶法」，当「恶法」与基督信仰或普世价值有冲突时，我们便有些时候明知「违法」也会照做。
任何公民抗命行动，必然是「违法达义」，故意触犯现有若干法例，并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包括入狱。公民抗命是抗议某些不公义的政府决定（如人大常委会八月卅一日决定等），并非针对整个法律制度。公民抗命接受并尊重法治，相信现存法律制度及政府政策可作出改善，因而公民抗命是改良的手段，违法是为了抗议「恶法」，以达成更完善的法例或更大的公义。
当有基督徒声称或强调要「守法」，现实生活裡多持有双重或多重标准。就以唱诗歌为例，任何团契与小组不向版权持有人申请，私自影印或以「简报」（powerpoint）投放，这有违知识产权法例。要举的例子实在太多，我也不举了。我们「方便」或为了福音使命，则认为「违法」没有问题，这便是笔者所言 ：「所谓『违法问题』只是个人尺度，我认同的违法也照做，我不认同的自然要『依法处理』。有时政权是如此，有时我们也分别不大！」
基督徒的选择，从来不是简单地要「守法」与「违法」两者二选其一，我们要「知法守法」，但把这价值绝对化，笔者可以肯定是成为港版式法利赛人了！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