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如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告子上》《公孙丑上》。
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一、儒家是这么一类“信念伦理”之人
马克斯 韦伯曾讲到过这样一种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使徒，像圣方济各，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这种人，奉信“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因而会按照伟大高尚的信念投入烈火，而不会考虑他点燃烈火的最终结果。显然，那位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满怀仁爱的道德激情，甚至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儒家的“大同”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宁愿选择“舍生而取义者也”之牺牲，跳入信念的烈火。这样一群所谓的思想家，正是奉行了韦伯所谓“信念伦理”之人。儒家秉持的“性本善”说为“信念伦理”提供了最佳支持。儒家的反对派--墨家早已洞悉儒家仁义唯理主义的现实危险，墨家指出“义，利也”，不承认私利，何有大义？墨家将义利视为一体，以大义维护私利，以“兼爱”包容“为我”的奋斗，以“非攻”划出“为我”的边界。正是这个原因，墨家学说与杨朱的学说是可以和平并行的，以至于有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墨”之说。墨学强调了人性对利的追求的正当性，这根源于墨家人对上天所安排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敬畏，墨家的认识要比儒家成熟得多，甚至跨过近2000年时空，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遥相呼应。
在孔孟看来，老百姓都是些“不自知”的低能儿，需要他们这些能够近道的君子去教化和管制。《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庶民只是禽兽罢了。儒家不能忍受百姓和君王的无理性，按照他们的伟大高尚的信念点燃和投入了改造华夏民族的熊熊烈火之中。他们正如韦伯所言，毫不考虑他们点燃的烈火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华夏民族沿着奴役之路导入了奴役之中。在孔孟看来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只要行为的目的符合他们的崇高理想，就可以不顾一切。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唯义所在”论断。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说话可以不算数，行为可以不顾及后果，只要符合他们本于自心的伟大正义就可以了。
孔孟儒家正是这种韦伯所谓的“信念伦理”学派，孔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稚童”。然而正是这两位“政治上的稚童”开创了将华夏民族导向奴役的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其影响直到当今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本文中，文章中笔者采用何炳隶先生的“大历史”方法，结合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一书对儒家的文化革命运动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从孔子到董仲舒，儒家的主张和人格表现与书中所揭示的运动过程和要点丝丝入扣。（注：《狂热分子》被誉为“运动圣经”）。
二、孔子是儒家群众运动的发起者、理论的开创者
群众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ofwords）积极促成的。所有的运动千篇一律是由文人为其前导。--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一个群众运动在开始阶段，必然是由一些失败文人在渲染“这个社会已经坏了”。有的有社会现实的支持，有的不需要有社会现实的支持。孔子少年贫穷，属于没落贵族，也就是无产者。加之孔子的文人属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无产文人。孔子自称“天生木铎”，也就是把自己看作天下人的标杆。孔子正是霍弗所说的“心有不平的言辞人”。孔子去世的时候，子贡、曾子、有子等人硬是将他捧成了圣人，与古代的圣王们平起平坐。孔子的身份本没有资格被称为“圣人”，其他圣人都是君王和首辅身份。孔子学生们的革命性和愤懑可见一斑。我们再看孔子的表演，他一出手就是“礼崩乐坏”！也就是直接喊出了“这个社会已经坏了”。孔子这位被称为丧家狗的失败文人，开始了他的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
人类认知活动具有本质的不完备性。人们只能在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接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切判断都只是暂时有效的，并且都是证伪的对象。--波普尔。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将之发展为“反射性”理论。理论依据是人不可能正确认识世界，投资者都持“偏见”进入市场。当“流行偏见”只属于小众时，影响力尚小，但不同投资者的偏见在互动中产生群体影响力，将会演变成具主导地位的观念。这就是“羊群效应”。
社会中的人群也一样，人们并没有绝对的独立性，都带有社会赋予的偏见，也有“羊群效应”。那么人们一旦形成某种社会印象，就会下意识实现这个印象。孔子一出手就是“礼崩乐坏”，深合运动之道。但是在当时我们看到各路诸侯还是能遵守惯例和契约的，并没有达到“礼崩乐坏”的程度，至少是礼制的精神--遵守惯例和契约没有被破坏。仅仅是周室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其实周室当时已经无德霸据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各诸侯国还是能在齐、宋等五霸的带领下共尊周室。战争中诸侯们仍然遵守“不渡不击”“不阵不击”“胜不逐奔”的规则。孔子本人就利用齐王对惯例的遵守，在齐王面前杀掉了齐王的优伶。孔子的“礼崩乐坏”说，开启了“这个社会已经坏了”的序幕。而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大多是些破落户，而且他们的目标指向为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否定当时的社会，要求由自己去担任各级官员。事实上儒家的整个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在为自己应该当官做辩护。比如百姓不自知的君子近道说，本于自心的仁义，君子不器等等。与儒家高喊的“大公无私”“舍身取义”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孔子及其门徒又符合了霍弗所说的运动人格：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早期）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失意者”；“（失意者）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恶自我的人”；“（失意者）通过认同于意见神圣失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逃避自我”；“他们把自利看作是堕落邪恶的、不洁不详的”。“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部分的“礼崩乐坏”和战争，土地私有化和买卖的产生确实能制造一些失意者。在士阶层尤其多。孔子则成为了那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人。推己及人的仁，为他们提供了诉求的正义性论证。“君子不器”说，为他们提供了不遵守社会契约依照自己主观意志行事的合理性依据。“君子近道”说，使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获得神圣。“大人喻于义，小人言于利”，不但符合失意者厌恶“自利”的心理，又能为他们提供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且孔子将华夏传统双向的忠信，修改为单向的忠孝。这样就将排除了个人“责任”，将责任推向君王，而自己既不需要遵守规则，又不需要负责任。使自己成为可以随便拉屎还不用擦屁股的神。儒家成为了失意者的精神归属。
失意者只有将自己混入人群，才能彻底地忘记令人讨厌的自我。所以他们主动地需要纪律性约束。而儒家的大公无私说就驱使人们忘记自己。孔子在实践中又推行专制制度，恚三都搞集权；杀少正卯、杀齐王的演员等血腥手段。向人们演示了权力和追求权力、服从权力的优越性。以血淋淋的的人头--少正卯被挂于城头示众，威吓自己学生们不得背叛；同时也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拉拢自己的学生们。孔子的学团，其核心学生居然能一辈子追随在他的左右，完全将其视为了神--圣人。正是孔子娴熟运用运动手法的结果。礼乐制度原先只是贵族之间的契约礼仪。但是孔子抽掉了礼制的契约精神核心，将之运用于“教化”学生和民众。礼乐仪式的作用是为了同化三王、三代之时天下各部落、民族之用。我们想象希特勒的大型军乐队和大型群众集会，就会明白礼乐仪式的作用。孔子将之运用于教化民众，就为社会的失败者们提供了能够忘却自我藏身集体的庇护所。这是每个群众运动都必须的东西。
也就是说孔子为儒家的运动提供了所有需要的元素，开创了儒家对华夏传统的改造运动。当然，孔子的群众运动只是有志于为官的这群失败士人的群众运动，并不是全民的群众运动。当时的读书人少，所以规模并不大。但是后来随着读书人增多，特别是儒家培养的文人的增多，规模在一步步扩大。其中也加入了一些贵族子弟，使得学生的成分有所变化。部分学生成功地谋得官职，也使得运动部分达到了目标：为官。孔子死后，儒家的运动有些降温了。而且“好斗的言辞人在攻击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孔子等人的打拼，还真使得春秋后期的人们产生了对信仰的饥渴。使得宣扬华夏传统上天信仰的墨家和宣扬新的天道观的杨朱学派意外脱颖而出。
三、孟子带动儒家形成了儒家群众运动的高潮阶段
“言辞人……更多时候不是为一个自由社会铺路，而是为一个崇尚无比团结和盲从的集体铺路”。“广泛鼓吹怀疑主义和不敬神往往会导致意料不到的结果”。“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当群众运动逐渐形成势头，那么就会需要一些疯狂的人来领导。这些疯狂的人必须具有绝对自信、绝对自我的特点。也就是希特勒式的人格。此时横空出世的人就是孟子。在孟子出现之前，虽然儒家也出现了一些人才。比如《左氏春秋》的左丘明，能做生意能做说客的子贡。但儒家并不是那么成气候，当时的传播手段不发达，“礼崩乐坏”需要长时间宣传才能形成大范围的羊群效应。而且子夏这些比较务实的孔门弟子，也开始通过务实来实现儒家理想。这就破坏了儒家的狂热性。儒家没有狂热的支持，就不是杨、墨、老这些主张保持华夏传统的学派的对手。以至于“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讲求道德的曾子一系孔门弟子，却保持了儒家的狂热性质。华夏传统的治道，主张君王的价值中立性，此所谓中道。华夏传统的“以正为政”，正就是垂直于圆心的标杆。当日中之时，标杆的日影与标杆是重合关系。所以正又有重合的含义，也就是要依照规则行事的含义。这是华夏传统中“宪政”概念的表达。但是儒家的道德观是偏向的，是本于自心的，也就是背叛华夏传统的、相对于华夏传统是革命的。所以讲求儒家的道德，华夏传统仍然占主流的情况下，实际上就保持了儒家的狂热性质。孟子就是曾子一系培养出来的狂徒。这位狂徒重新带起了儒家的运动热潮和自信心。孟子与孔子一样，一出手就深合群众运动之道。他表现得非常自我和自信，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甚至喊出“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继承了孔子团结学团的方法：制造敌人。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宣称当时风行天下的杨墨之言是禽兽之言。用激情和道德大棒与各家辩论，用大义、大公无私、浩然正气压制各家。可他的大义和浩然正气不过是他“本于自心”的极端主观罢了。孟子的狂热和脱离现实在儒家行动派荀子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评价。荀子将孟子等狂热分子称为“鄙儒”。荀子说：（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后世儒家一直延续了这种用道德大棒的“说理”传统，用道德扼杀理性。先秦最优秀的逻辑学家公孙龙子，就惨败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道德大棒之手。孟子在劝说滕文公时，向滕文公强调：要别人相信，首先要使自己相信。这是典型的煽动家语言。在孟子看来杨墨不过是被驱赶的家畜，驱墨则归杨，驱杨则归儒，自信到了顶点。与孔子自称的“天生木铎”相比还要厉害。但是“忠实信徒的行为无论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个恭顺顺服的人”--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高喊“民贵君轻”口号，却又自我矮化，将华夏传统原本的“君臣民”互忠，矮化成了“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奴才之忠。
要是我们能在一个群众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孟子正是儒家最没有创造性的一位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被今儒津津乐道的话，在原文中很可能只是引用前人。被用于证明：“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话是典型的“致命的自负”，不但违反共和之道，成为平民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因为人们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成为天子，那么最佳选择就不是“得乎丘民”而是“得乎天子”“得乎诸侯”。也就是向权力邀宠。孔孟这些“政治上的稚童”在信口开河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平民主义和邀宠这两种“致命的自负”的后果吧？孟子不但是司马迁笔下的丧家狗：“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伸张仁义，推崇孔子，后即因孔子而立名，如司马迁所谓“云从龙，风从虎，得夫子而名益彰，附骥尾而行益显”(《史记·伯夷列传》)者，其学说中足以经世致用的内容并不多。唯一的原创估计是仁义皆本于自心，和相关的“四端”说。将极端主观锁定为儒家的人格。孟子的作用在于集中儒家各个流派，竖立墨道这两个敌人。“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煽起了各家的大论战。所以，孟子的出现将儒家重新带入了狂热，将狂热推向了高潮。从此儒家开始了对其他各家的横扫。连齐国的稷下学宫这等学者云集的地方，也开始由杨墨掺入儒家思想。
四、商鞅、荀子等人成功与统治者结合
“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为前驱，由狂热者实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要阻遏一个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运动取而代之”；“任何足以压制个人主义或者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抵制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行动人的出现往往标志着一个运动活力期的终结”。--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哈耶克早就发现，在德国，一个年轻的极左翼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极右翼的纳粹分子，同样，极右纳粹也很容易转变为极左，并且这是双方的宣传家们都清楚的一点，因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招募对象。阿伦特也指出，希特勒早就发现了自己领导的纳粹运动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想要在人间实现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与幸福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却一转脸便可以变成一个只崇拜强者、权力与超级意志的极右国家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任并与后者合作。问题就出在这里。运动中的人们往往被更高组织程度的新的运动吸引。担负吸纳任务的人是儒家的一个分支：法家。开始主要是儒家子夏的西河学派人士。这些人提出的耕战政策，使得人们获得了群众运动中的最大目标：有机会获得爵位，有机会获得田产。通过耕战制度，法家成功吸纳了儒家运动的成果。将群众运动引向互相吞并和战争。其中吴起和商鞅是他们之中最拔尖的人物。墨家巨子孟胜就死于围攻吴起的战斗中。由于秦国高度组织性的优越性，其他各国也不得不以同样的制度和政策对抗秦国。最终各家都很难独善其身。然而，历史上在韩非之前并没有一个“法家”存在。法家一词，最早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所谓的法家，除了慎到据称是黄老学派外，都是儒家弟子。王葆玹《黄老与老庄》认为宗于黄老之齐法家和商鞅等秦法家的区别。而且齐法家继承了“政由其俗”的传统，法律从民众那里来。秦法家则完全以君王的利益为法。他只是没有点明商鞅是子夏的徒孙而已。汉武之后的儒家社会政治实践中，也总是儒法并用。法不离儒，儒不离法。科举本就只考儒家经典，后世哪里来的法家呢。而儒家对法家的批判，唯一真正批掉的就是韩非法家最伟大的思想：“治吏不治民”。其他所有东西他们都照搬，制度、法条统统照搬。他们将原本用于治吏的法术势用于治民。法家只是生于儒，又被用于儒罢了。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说：“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健。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登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又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张京华《儒家思想的转变》：“孔子和孟子共同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奠立；荀子承前启后，正处在儒家思想源流的一个转变的环节上；荀子的弟子韩非则实际上是以法治的具体政治主张，继承和实践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中庸》记载孔子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明明白白的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主张。商鞅等所谓的法家人士，正是儒家的行动派。商鞅等儒家法制派的出现，先在魏国变法图强，后在秦国基本实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借助秦国最终完成了华夏的大一统，生产出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儒家有一个极大的特长，他们做官不成就去教书，培养出大批儒家弟子。也就适应了大争时代对于更多人才的要求。而且他们不断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修改自己学说的表面主张。他们不会修改的是官僚层专制的合理性和极端主观人格修养这两个理论核心。他们继续把自己的激情渗入其他学派，并且在秦末大混战中存留下来（相对于其他各家）。其中孔子后裔向陈胜吴广献书的举动可能为他们与秦国划清了界线，成功跳到了楚国三雄的起义阵营。但是我们回忆一下之前--数十年前的情形。儒家三号人物荀子考察秦国的结果是：秦国实现了儒家的理想--大同社会。“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至矣，秦类之矣”。“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古之士大夫也”、“古之朝也”，从民到大官儿四个“古之”，荀子将秦国的吹捧成了历史上的圣王之治--“治之至矣”。也就是说儒家法制这一派，不像孔孟他们空谈，真正实现了儒家的理想。在荀子的吹捧下，儒家人士大量涌入秦国，以致我们在关于秦始皇的资料中看到的“博士”几乎全部是儒生。儒家把握社会大势的能力非常强。当秦国强大的时候，他们推许秦国是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但秦国被围攻后，他们马上就能跳到对面去。之所以能那么快速的反应，要归功于他们有一个类似教主的人：孔氏家族。可以做为儒家的代表。
五、董仲舒、王威等人俘获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家运动获得了最终成功
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一个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敌友。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旧秩序用于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秦末汉初在各家精英大幅损失的情况下，儒家教书先生们获得了机会。王威冒着被尊崇黄老的皇上、太后杀头的危险，成功俘虏年幼的刘彻--汉武帝。然后大举“亲亲”之策，引入自己的师兄弟们把持朝政。特别是引入了大儒董仲舒，改造天道观念，提出天人合一主张为宗法集权专制制度论证。成功俘获汉武帝是儒家取得的转折性成就。在官方支持和组织下，儒家又通过白虎观密谋修改各家经典、修改华夏传统治道所涉及的概念，使后世的人们很难读懂先秦其他各家古籍。独尊儒术，董仲舒告诉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利用集权专制彻底打垮了其他各家。实现了宗法集权专制下，由儒生控制人们思想、控制社会的理想。董仲舒等人建立的社会秩序，正如霍弗先生所言。是一个儒家思想为底子的大杂烩，政治上儒法并用，政策上各家混用，什么顺手就用什么。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兼取百家之长”。然而，一个专制的大脑所驱动的能不是专制吗？不过，即使后来经过王莽实践孔子主张复周礼的失败，儒家却成功保持了对儒家“伟大而高尚”道德的激情，彻底变成了由官僚集团和后备官僚组成的宗教。至此由孔子发起和创立的“政治上的稚童”儒家运动，走完了“奴役之路”的全程，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将华夏民族送入了被奴役的深渊。
然而，霍弗的预言再次不幸言中：大部分运动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会出现内部倾轧。儒家的运动在汉武之时获得完全的成功后，汉武立即利用急于上位的儒生，对帮助他完成宗法集权专制制度的儒生们开始了清算。也就是所谓的“酷吏”。直到王莽篡位，恢复周制彻底失败为止。历史上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而王莽的恢复周制的失败，使儒家彻底没有了其他制度主张，成为宗法集权专制的忠实捍卫者。这位孔子最忠实的信徒，死的时候居然有三千儒生愿意为他殉葬。可见儒教洗脑的成功。儒家所讲教化，教是手段，化是目的。化字，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本义：变化，改变。《礼记·中庸》：变则化。《荀子·七法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所以教化实际就是现在的流行词“洗脑”，是社会多样性和自由的敌人。
与儒家相比，墨家一开始就由墨子这种行动者领导，讲求“去六”的非情绪化理性。墨家缺乏文人--言辞人传统。《墨子》一书通篇朴实无华。墨子属于有产工商市民阶层，而孔子属于没落贵族的无产文人阶层，与西方的卡尔·马克思相同。有产者倾向于保守，无产者倾向于变革。孟子也不是不懂，但他为自己掩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是例外于规律的，别人不例外。墨者们在为非攻止战和救济百姓、进行生产等实务而奔走。没时间像孔子那种无产文人去胡思乱想，与发起革命的那些文人和狂热者完全不同。孔子曰：“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墨子》全书找不出类似孔孟这种舍身取义、爱人不爱我的幼稚狂文字。反而墨子说：“虽古之圣人必有私”。与孔孟等鼓吹“这个社会已经坏了”--“礼崩乐坏”不同，墨家直到战国中期还没有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坏了”。《墨子》中仅仅是讲王公大人士君子们没有能治理好国家，也没有正确的理论治理好国家。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理性做法，而不是孔子“礼崩乐坏”所描述的整个社会的失败。战国中期的墨者缠子在与儒家董无心的辩论中批评儒家：“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注意其中所批驳的要点：①文言华世--儒家的文人传统；②傾危繳繞之辭--孔孟等人宣扬的“这个社会已经坏了”。但是儒者董无心这种狂热分子听不进理性的话。董无心回答说：“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缠子“无以应”。让缠子怎么回答董无心呢？墨家根本没有认为社会坏了，怎么需要去扶正“坏了”的社会呢？
过去的儒生没有运动的常识总结，把自己的理想套到墨家头上去弥补统治者封禁孟子的缺憾，梁启超之后又因为革命需要将墨家极端化。可是今儒们还是那么没有常识吗？可笑有一派自称哈耶克信徒的儒生，如秋风（后面称儒家自由派）。在曲解儒家学说的时候，从来不敢引用孔子和之后儒家自己的书，从来不敢用儒家一统后的社会现实做验证。他们要么倒腾《尚书》，却提供不了儒家依循《尚书》所言之道的证明。要么去指着新挖出来的竹简，说那是儒家的东西，然后拿那些竹简来证明自己。但是他们也不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2000年以来，汗牛充栋的儒家自己的书，没一本能证明他们所要的东西？儒家自由派所引用的《楚简·语丛一》“友君臣，无亲也”，前面还有一句“厚于人，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合起来看，要“友君臣”就得不仁，因为“友君臣”就“无亲”了，无亲也就不仁了。儒家自由派曲解和引用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儒家不主张“仁”了呢？更何况同一套楚简前面还有一句：“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还不是伦常那一套东西吗？儒家自由派们为了修改儒家学说为自己所用，饥不择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因为儒家自由派们自己也知道儒家的书不可用吗？儒家自由派所抨击的所谓法家吴起，本就是曾子的学生，与孟子一样主张义兵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可见吴起满嘴的仁义道德，哪里与儒家有区别？还有被儒家自由派过度吹捧的周公。虽然周公大部继承了封建制，但商朝四方诸侯之长都不是子姓，周公封建却是“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亲亲正是从他开始的呀，只能是“尊尊变亲亲”，怎么能说成“亲亲变尊尊”呢？更奇怪的是儒家自由派仍然赞同孔孟为统治者搞亲亲、搞爱有差等的论证。他们还有新的发明，居然能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去论证统治者的爱有差等，为专制秩序辩护。罔顾自生自发秩序的基础是法治。也就是说儒家自由派只不过是把哈耶克理解为儒家式的“存在既真理”罢了。那么请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所谓法家的秦国制度视为“自生自发秩序”呢？很不幸，历史上的儒家还真把秦国制度视为了真理，将之维护了2000年之久。
儒家自由派们以为自己能改造儒家，却被儒家所改造。他们用儒家的“君子近道”“教化万民”去理解哈耶克对“致命的自负”的批判和无知论；用儒家的“为民父母”“养民”去理解苏格兰传统的“守夜人”“小政府”主张；用儒家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去理解市场经济；用儒家的亲亲之仁，偏向统治者的爱，“本于自心”的义，去理解尧舜的“恭己以正南面而已矣”。可笑到了可悲的程度。儒家自由派还继承了儒家对契约精神的排斥，对历史的真实没有敬畏和责任感，一切以儒家的利益为指引。汉代为了保存墨家资料，人们不得不将幸存于秦火的秦国城守资料存入《墨子》中。这种资料用于研究古代军事则可，怎么可能用来指称墨家学说？儒家自由派完全离开《墨子》原文，抽取历史资料，凭自己的想象构造了一个墨家的幻象，以打倒自己制造的幻象为乐。他们所引用的墨家资料居然是秦国的兵书。儒家自由派们的总总表现说明，儒家运动的积极阶段至今没有结束，仍然在制造着持“信念伦理”的极端主观的教徒人格。（注：尧舜等三王三代之道请参阅《墨家的理路》。儒家背叛华夏传统的各种表现，将在《儒家带领华夏通往奴役之路的历程（下）》篇具体阐述。）
若是一个运动经历好几代人之后还保留其积极阶段的作风（中世纪教会就是如此），或因通过持续的狂热宣教而使其正统得到不断强化（伊斯兰教就是这样），那结果就会是一个停滞的黑暗时代。--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汉武后的儒家转为保守，保守的是孔孟之道，而不是华夏之道；保守的是宗法专制制度，而不是华夏传统的经典封建制。汉武之后已经没有华夏。有的只是儒家宗法集权专制社会罢了。汉朝中期之后，连审案都用《春秋》，其他各家哪里有生存的余地。至少他们就不符合孔子的《春秋》大义。儒家成为儒教。儒家人格中的极端自私性离开了运动中的狂热，就原形毕露。不再是“君子不言利”了，而变成了硕鼠君子，每个朝代都被他们蛀空，将老百姓压榨得不得不起义或者盼望外国解放军。大清朝有些人为八国联军搬梯子，正是对儒家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儒家人士在国家的灾难中往往表现得护教不护国，除了少数异类之外，往往边为皇上打工边干着间谍的勾当。只要保卫了孔孟之教，就保住了子孙后代的官位。他们甚至仅仅因为一个“入城不杀”的空口承诺而出卖自己原本的主子。在煤山吊死的崇祯恐怕怎么也想不通，满嘴“华夷之辨”“忠君爱国”的儒生会出卖他吧。最为可悲的是：孔子的革命温床于经典封建制，最终却革了能保障社会多样性的封建制的命。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使华夏通往了权力和思想的大一统。也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善的动机往往结出恶的果实，这是孔孟之类“政治上的稚童”们往往难以理解的。因此，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最高形式，其正义的基础与实践，不是在人间追求最伟大的善，而是捍卫最常态的权利与责任，即韦伯所谓“责任伦理”。孔子用他的大同理想开创对华夏传统的革命之时，大概没有想到他“政治上的稚童”式的“信念伦理”，会对华夏传统造成致命的打击吧？正如霍弗所言，汉武独尊儒术之后“结果是一个停滞的黑暗时代”--中华2000年的漫长中世纪。这大概是上天对华夏民族的考验吧。而且当今的儒家人士仍然延续者儒家运动的积极阶段，也就是以教徒的狂热在维护着儒教，也就使社会延续了漫长的中世纪。正所谓：天降仲尼，中华漫漫如长夜。本想温暖人世的孔子，却盗来了魔鬼的火种。。
凭心而论，孔子接触了大量上古文献。而且孔子整理古籍，对古文化多少也有一些贡献。但孔子未必能深刻理解华夏上古传统的精神所在，微言大义则将华夏传统扭曲了。正如墨子评价孔子说：“是数人之契，而以为富”。也就是说孔子是捡到宝（大概指诗书易）但却搞不懂的人。墨子说这话的时候带有戏谑的味道。墨子预见不了其后的独尊儒术和儒家对中国的2000年毒害。笔者虽与墨子同一个看法，却已经知道实施儒家主张之后果。所以批评的语气从墨子的“他看不懂”，变成了“他是背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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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从使徒行传五章看信徒何时可以作出公民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