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炎炎烈日下，目睹着十几台推土机在三江教堂的墙垣间横冲直撞，戴先生（音译）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担心——既担心自己，也担心他的基督徒教友的未来。他说：“大批警察封锁道路和周围的山。他们之前已经切断整个区域的供电，切断手机信号，试图阻止任何人靠近。”

戴先生假扮拆迁人员，成功越过外围由防暴警察组成的警戒圈，挤进半山腰的一群教徒中，目睹着庞大的教堂被强拆。“语言形容不出这场面有多让人心痛，”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道。他从另一片教区赶来，加入到试图保卫这座教堂的教徒行列中。“我只是不住想到耶稣的话——‘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定会遭到神的审判。”

2014年4月28日，这座屹立于中国沿海城市温州市郊的新教大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始打压基督教这一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而中国名义上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今有大约1亿基督徒，多于拥有8670万党员的执政党——共产党。按照西方的思想传统，现代性理应带来世俗化，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现代中国，伴随现代性出现的却是曾被贬为“人民的鸦片”、因而遭禁的各种宗教大举卷土重来。

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既属于“外国”宗教、又与之前以炮舰和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时代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派），在争夺中国人心灵归宿的竞争中成为大赢家。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威权领导人既鄙视又担心任何不受自己直接控制的力量，对他们来说，这一看似不可阻挡的趋势非常令人不安。

温州三江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遏制基督教崛起行动的开始。政府的行为包括骚扰和拘押教徒，拆除温州及浙江省各地的十字架和教堂。左图为2014年4月28日的教堂，右图为一天之后的场景。

“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几乎肯定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党对此非常警惕，”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表示，“中国官员经常援引波兰的经历，他们认为当年天主教会帮助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虽然两国的国情并不真正具有可比性，但是党仍将基督教视为需要压制的严重威胁。”

4月份，政府无视数千名在三江教堂边上搭营抗议数周的当地基督徒，强行拆除了该教堂。这座教堂历时6年建成，成本约为3000万元人民币（合310万英镑），形似摩门教徒的礼拜堂，顶上是一个红色大十字架。它的拆除只用了不到一天。之后又有几座教堂被毁，整个温州乃至浙江省各地多达300座教堂上显眼的十字架也被当局强拆，有几次强拆发生在当局与教徒激烈对峙之后。数百人被短暂拘留，一些人至今仍然在押，面临通常被用于惩罚政治异见人士的含糊罪名。

温州和浙江政府在公开场合声称，拆毁教堂和拆除十字架只是在执行有关城市规划和违章建筑的规定。但根据对数十名教徒、宗教学者、分析人士和地方官员的采访，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很清楚拆毁三江教堂是一场持续一年的联合行动的开始，旨在遏制基督教在浙江省的发展。

对于担心这一“颠覆性”宗教传播的政府而言，基督教徒人数众多、在中国素有“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是个明显的靶子。直到不久以前，市区和周围农村林立的装饰华丽的大教堂和巨型的霓虹灯十字架是温州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当地教会团体估计，温州人口中至少有10%——逾120万人——经常参加新教礼拜活动。就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天主教徒人数少得多，但也有数十万。今年，天主教徒也被迫拆除十字架，受到骚扰，因为“非法”礼拜活动受到的监视和拘禁有所增加。

理论上，宗教自由得到中国宪法的保障，但在实践中，一切宗教组织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其活动受到严格的管控和监视。访华的外国客人如果来到官方批准设立的教堂，首先便会注意到警方的监控摄像头，它们安装在教堂内的显眼位置，目的是监视从事礼拜活动的牧师和教徒。中国天主教徒只被允许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控制的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直接向共产党报告，不承认教皇，也不与梵蒂冈维持关系。中国新教徒理论上只能参加由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运行、不分宗派的新教教会。

政府声称中国只有约2300万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即便是负责编纂和公布这些数据的官员也承认，该数字对实际情况的低估严重到了荒谬的程度，捏造这样的数字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参加官方“合法”教会的人数已经远远不止2300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数千万教徒参加未经官方承认或批准的地下“家庭教会”。这几万个地下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但主要是新教教会）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往往得到地方官员的容忍，有时甚至被允许公开活动，前提是它们不公然“搞政治”。

中国许多较有吸引力的地下教会坚信“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即相信太平盛世终会到来——译者注）。殉难以及国家的迫害实际上让它们更加来劲；它们欢迎打压，视其为自己作出宗教牺牲的证明。这往往使得政府的镇压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直到不久以前，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还被视为政府包容地下教会兴起的正面榜样。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温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温和、包容的地方。温州人将基督教传遍全国各地是出了名的，”一家地下教会的牧师表示，该教会有8000多名教徒。他要求保密身份，因为当局曾警告，如果他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将面临牢狱之灾。“直到不久以前，我们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信任和合作，家庭教会的礼拜人数总是远远多于官方（即政府批准的）教会。”

这位中年牧师和两位较年轻的男性教徒同意在一个深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地点是在温州远郊一条小巷的一间安全屋。这间位于四楼的小公寓灯光明亮，墙上贴满了教会慈善项目的照片、圣歌的曲谱以及宗教圣像。一只大蟑螂爬上紧挨着卫生间的墙角。

两位年轻的教徒紧张地坐着，边剥边吃葵花籽，每当听到屋外传来脚步声，两人会轮流起身在门边听着。牧师本人开一辆新买的小轿车，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商人无异，但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透露出的抑扬顿挫，表明他擅长于激励人心的讲道。

他介绍了独腿“苏格兰农民”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将新教传到温州的历程。曹雅直1867年来到温州，一呆就是23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接手了曹雅直的工作，他1882年来到中国，在温州住了29年。苏慧廉的《论语》译本备受称赞，1920年回到英国后，被任命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语文教授。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目渐增的温州教徒经历了历届政府的镇压和排外运动的压迫，但他们遭遇的最严峻考验是在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后。1958年，浙江省和温州市被指定为消灭宗教试点地区，这场运动在1966至1976年血腥、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当地基督教团体表示，即便是在“三自”官方教会被赋予清除新教任务的十年动乱期间，温州地下教会的教徒人数仍然增长十倍。在温州，许多人担心当下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的行动是20世纪50年代政策的再现——浙江再次成为试点地区，为更大规模的宗教压迫行动铺路。

当前行动的直接负责人是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据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紧密。当地官员和数名自称知情的人士表示，夏宝龙是佛教徒，在个人层面对全省各地涌现的大教堂和十字架觉得反感。但数名研究中国宗教政策的专家表示，如果没有中央的明确批准，这样大规模的协同行动绝不会被允许发生。

该结论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被拆的三江教堂并非由“非法”的地下教徒修建，而是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获得批准的分支建造的。“相当清楚的是，此次行动象征着全国层面的宗教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浙江和温州被选为试点，以观察国内外的反应，”傅希秋(Bob Fu)表示。傅希秋曾是中国的异见牧师，后来建立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中国的宗教自由。傅希秋称：“过去一年里全国各地有数千名教徒被拘押，我认为，这场打击基督教的运动在规模和蛮横程度上是文革之后未见的。”

英国《金融时报》数月以来多次试图与中国的中央和省级宗教管理部门交谈，但没有任何官员同意接受正式采访或对当前政策进行澄清。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旨在遏制基督教在华影响力上升的行动？浙江省运动发生的背景是一项覆盖范围更广的打压政策，自从习近平主席两年前掌权以来，该政策已导致数十名温和派知识分子和批评人士被羁押，各种形式的异见受到严厉压制。一些分析人士提到习近平高调弘扬“中国人的”宗教和传统，如佛教和儒学。他们表示，目前的反基督教运动与习近平对西方的怀疑有关，甚至可能与他暗地里也许信佛有关。习近平在被提拔至中国最高领导层之前，曾在浙江担任了5年的省委书记，这意味着浙江省的运动更不可能在未经他点头的情况下发生。

北京方面的意图不是镇压基督教乃至所有宗教——即便这确实是目标，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迟滞它的迅速兴起，置其于更强的控制之下。除了发展速度之外，党还非常关注皈依基督教的人群类型。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解除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整个国家在文革过后迎来复兴之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主要是贫困、农村、未受教育的人士，而且多为女性和老年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基督教徒八成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如今，新信教者多数来自繁荣的城市，受教育程度和影响力日益增加，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在放弃了空想共产主义和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党在过去30年里也一直依靠这些中产阶层人士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党作出了痛苦的改变，从试图消灭宗教和古老文化，转向告诉人民“致富光荣”。如今，在经历了物欲横流和不平等加剧的几十年后，就连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叹息，现代中国社会充斥着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缺乏理想和道德。

为了填补这种道德空白，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诉诸于旧方法和旧符号，煽起对日本和英国等昔日侵略者的民族主义仇恨，并且重新搬出上世纪60年代那套宣传套路。普通百姓再一次被铺天盖地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包围，如不知疲倦的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以及偷偷给战友们洗袜子的模范战士雷锋。但对于日益精明和世故的城镇中产阶层而言，这些灌输“传统”价值观的努力只能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多么空洞多么苍白。这些英雄形象让许多人注意到中国体制的矛盾——号称社会主义，却连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也有困难，而顶层被一小群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的威权政治精英所垄断。

楚延庆是中原家庭教会的牧师，该教会于2004年在北京郊外的一家酒店成立。它的24名成员多为政治活动人士，他们持续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骚扰。楚延庆曾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示威者，该运动最后遭到流血镇压。那段经历给他留下创伤，产生深深的幻灭感，最终促使他在2003年皈依新教。他和他的小教会正是中共最忌惮的组织有方的基督教徒政治活动分子。

他滔滔不绝地描述道，中国社会的瓦解，开启了他所称的基督教当下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中国比以前富有得多，大多数人够吃够穿，但没有精神上的营养；既然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便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和精神上的食粮，而基督教能提供这些，”楚延庆表示，“事实上，唯一能匹敌共产党权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基督教首次接触到中国是在公元7世纪，由信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的东叙利亚教徒传入。罗马天主教教士13世纪抵达中国，14世纪初的北京（即元首都大都——译者注）甚至短暂出现过方济各会大主教。但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大多数中国天主教徒认为，基督教正式进入“天朝”是在1601年，会说中文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建立了长驻的传教团。

之后的100多年里，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中国君主的容忍，甚至被请入皇宫，让他们与东道主分享西方的技术和艺术知识。但随着18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廷颁令禁止多项中国习俗，清朝皇帝宣布基督教为非法，对被发现在华传教者一律处死。

率先在中国传播新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7年抵达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翻译《圣经》，而当时这两种行为均可被处死。马礼逊还兼任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在日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其他外国侵华战争中，这一点成为基督教和中国所受屈辱之间紧密联系的象征。在将香港等地割让给西方战胜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明确列入了允许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的条款。但即便有此相助，新教传教士仍然算不上特别成功。马礼逊在中国传教27年，仅仅说服25人皈依。到了1900年，历经数千名传教士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新教徒的人数也只有10万。

共产党1949年革命胜利时，中国有约80万名新教徒，人数远远少于大约300万名天主教徒，而当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中国约有900万名天主教徒，逾5800万名新教徒。根据每年增长10%的保守估计，杨凤岗等人推测目前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已有1亿人左右。在天主教徒人数增速慢得多的同时，新教教会（尤其是“非法”的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新教的发展速度甚至快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

耶稣会会士、学者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继承了利玛窦的传统，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终身教授。他在谈及中国的“信仰市场”，以及新教为何能够成功满足这个市场的宗教信仰需求时，听上去颇像个经济学家。

“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新的民众宗教。它迎合中国的仪式和社群传统，又使人感觉国际化，觉得自己是全球团体的一员，”他表示，“天主教在更大程度上基于神职人员的权力，因此信徒对于发展团体的责任感较轻，而新教更具创业性质，它向信徒提供更多自由和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创立教会团体。”在地下活动的天主教团体需要与梵蒂冈教廷建立秘密联系，但新教徒只要拿着一本《圣经》便可以与别人一起创立自己的教会，这一概念与中国公民社会及个人赋权的兴起很相配。

王依林（音）是家里的第四代天主教徒，虽然只有16岁，但相貌和举止都老成得多。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尽管没有朋友或同学是教徒，但王依林表示，他们觉得他的天主教信仰很酷、富有异国情调。近期一个周日的下午，他独自去北京市中心一座装饰华丽、拥有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他表示，在一个秩序混乱、压力沉重的社会，天主教“让我的生活更有序，让我有规则可循，让我培养自控力”。

10分钟车程外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新教教堂，在这里，20岁的设计师韩闯（音）描述道，自己在一年前迁居中国首都之后，重拾了身为农民的外婆的新教信仰。“我小时候病重差点死掉，但我外婆拼命祈祷，结果我活了下来——我的外婆和母亲都是农民，她们相信这是奇迹，相信基督教带来好运、健康和好生意，”韩闯表示，“我搬到北京之后开始去教堂，我觉得，在混乱和腐败的现代社会，教会为人提供了一种道德根基，而且有助于培养一种自尊感。”韩闯和王依林均表示，他们认为天主教比新教更严格、更严肃，新教则更受欢迎，容易吸引那些家里没有信基督教传统的年轻人。新教的灵活性也留下了充分的个人解读空间。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中国许多非正统和极端宗教组织大多发端于富有感召力的地下新教教会边缘团体。

10月中旬，29岁的张帆及其父、55岁的张立冬被判处死刑，他们在华东某地的一家麦当劳(McDonald's)餐厅残忍杀害了一名女子，因为受害者拒绝与他们一起信奉“全能神”教。这一传播末日论、笃信千禧年主义的团体又称“东方闪电”，声称其数百万信徒均相信耶稣已经回到世上，化身一名中国女子，直到不久前还居住在中国中部。该团体还认为中共——即它所称的“大红龙”——是其死敌，告诉信徒他们的责任是搏斗并杀死“魔鬼”。今年5月，一则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全国震惊。视频中，张氏父女和其他四人（包括一名12岁少年）用椅子和棍棒将受害女子殴打至死，同时其他顾客旁观或逃跑。作为回应，政府在全国范围开展针对“全能神”的镇压行动，在官方电视台上播出张立冬的画面。张立冬在电视上认罪，但辩称受害女子是“恶魔”，用超自然力量攻击自己，而他是在自卫。

中国政府2009年将14个邪教组织列入监视清单，其中12个均是根据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而创立。中国与一些神神秘秘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漫长而又动荡，此类信仰容易在迷信、难以管束的内陆农村生根发芽。至今，太平天国（1850年诞生、1864年覆亡）叛乱仍是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超过2500万人被杀。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是失意的知识分子，四考科举而不中。在一次赴考途中，洪秀全从一位美国传教士那里获得一本《圣经》的中译本。在压力和失落的折磨下，洪秀全精神崩溃，之后他灵光一现，认定自己其实是耶稣的弟弟，被派往世间创立“天国”，消灭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恶魔”。在近20年的战争后，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终于被获得英法殖民军队帮助的清军击败。在巅峰时期，太平天国的疆域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半数地区，定都南方大城市南京。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地下教会等群众宗教运动的忌惮，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对太平天国屠杀的记忆。但奇怪的是，中共的官方立场对洪秀全及其追随者抱着一种宽容甚至浪漫的观点。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坐落在南京老城区一座典雅的传统中式宫殿内，四周为巧夺天工的古典园林，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表述了党对太平天国的官方定论。博物馆入口处是一座英雄般的洪秀全半身像，中英双语写成的铭文歌颂太平天国“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史诗。”展品将叛军描绘为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先驱，以赞许的态度强调叛军并不认真的土改努力，尤其是他们对英国等“外国侵略者”的反感。整个博物馆仅有一处提及基督教和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那是在后廊的一个小展区，这是令人愕然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

在南京的另一边，在该市郊外一个新的工业区，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刚刚印制了它的第1.25亿本精装版《圣经》。在巨大的厂房中央，数百本为肯尼亚圣经协会(Bible Society of Kenya)印刷的《圣经》正从生产线下线，叠放在一起，旁边是中文版《天主教青年圣经》(Catholic Youth Bible)和《牛津英汉词典》(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教会团体仍向教徒募捐，目的是购买《圣经》并偷运至蒙昧、异教的中国，他们认为《圣经》在中国仍是禁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国外购买的《圣经》很有可能是在南京的这座工厂印刷的。

该厂由全球组织——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y)和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合办，后者是中国首家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并获得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组织(NGO)。工厂的最大客户是政府控制的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该协会向全国约5.7万座教堂提供补贴并发放《圣经》。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邱仲辉解释了政府为何允许该厂在1987年成立，印刷在之前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被查禁和焚毁的《圣经》。“如果中国教堂没有《圣经》，你能想象会冒出多少极端宗教组织吗？”他表示，“政府认识到它不能阻止人们信教，因此它宁可让人们获得《圣经》，信守基督教的主流教义。”

邱仲辉是新教在中国最受政治认可的代表。为了低调从事传教活动，爱德基金会全面与政府合作。它利用印刷业务利润和国内外捐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扶贫到环保等一系列慈善计划。在此过程中，它小心翼翼，不违反任何一项针对传教的政府禁令。“我们不会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圣经》，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传播福音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不允许的，”邱仲辉表示，“如果人们想知道我们为何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邱仲辉表示，作为基督徒，看到浙江省和温州市教堂和十字架被拆的图片让他不安。但在他所在的江苏省，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尚未改变政策，也没有动用邻省浙江那样比较高压的政策。

回到温州，一座已经长成的果园被移栽至近6个月前三江教堂屹立的地方。一位在果树间穿行的中年妇女指着泥地中露出的几块砖头说：“过去这里是一座很大的建筑，几里外就能看到房顶的十字架。我听说这惹怒了官员，于是他们拆毁了它，还抹去了痕迹。”拆除行动甚至激怒了当地的非教徒，他们认为这是当地官员在省委书记心血来潮的授意下践踏法律的行为。

对浙江的基督徒和熟悉政府宗教政策的人士而言，这场行动的含义无疑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压制宗教的试点项目，如果当局认为浙江取得了成功，它很有可能在别处复制。

但即使北京方面真的将反基督教斗争扩展至全国，它充其量只能指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基督教国家的日子晚点到来。“目前的打压以及拆教堂、拆十字架、抓人入狱的行动，不会显著减慢信教者人数的增加，”普渡大学的杨凤岗表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实际上会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火上浇油。”

吉密欧 北京报道 译者/何黎 来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