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海
1965年，我出生于中国北方农村。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一个穆斯林都要被强迫养猪、吃猪肉的时代，一个几乎消灭了任何传统宗教信仰的时代。所以，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传统宗教影响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
1978年，整个中国社会开始缓慢的出现一些变化，比如恢复了高考，而我也在次年开始进入高中学习。三年的高中学习期间，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其中一件，是语文老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西方有本书叫《圣经》，本身的文学价值非常高不说，西方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也都与这本书的内容有关，你们今后有机会时一定要读一读。”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圣经》这本书，但当时只认为那是一本文学书籍。
高中毕业后，我迎来个人命运的第一次大改变——考入一家财经学校学习，成功摆脱农村户口的贱民身份。财经学校毕业后进入一家国有银行工作，就更是令我的身份有了“提升”。这时，我有了工资收入，有了属于自己的积蓄，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因为那是我在做贫穷的农村少年时最大的梦想。
有了收音机，我便有了人生第一次与《圣经》的接触——通过收听广播来接触。1985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突然收听到基督教香港良友电台的广播，从广播中知道了《圣经》是一本讲宗教信仰的书籍。只是，广播的收听效果真地不是很好，这使当时的我无法找到坚持收听的理由。不过，那时我的心中升起一个盼望，即得到一本《圣经》。因为从广播中知道，只要寄一封请求信到良友电台，就可以获得一本免费的《圣经》。这件事当时在我真地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于是我写信给良友电台，希望获赠一本《圣经》。我不是贪小便宜，是因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除了那一条途径，我还能通过哪一种途径得到《圣经》。而不要说我在这里谈地是1985年的事，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恐怕还会有许多人有我当年同样的苦恼。因为中国的书店是不允许公开出售《圣经》的，而中国的基督教会又大都是“地下”的。
不过，我于1985年发出的那封信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大致十年后，我才得知我那封信差点给我惹出麻烦——那时我已经成为我所在银行的受尊重的老资格员工，那么，有一天，在监察室工作的一位同事开玩笑般地问我，十年前是否给香港写过信。我当时听了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十年前那封信的事早就忘记了。接下来那位同事告诉我，1985年时我给香港良友电台发出的那封信，根本没有被寄出，而是直接被送到本地警方，我并曾因此遭暗中监视和调查。还好我当时只是个刚刚二十岁、毕业一年多的学生，家庭背景也非常简单，所以最后被放了一马。
此后到了1996年，我在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方哲学及比较》时再次有了找一本《圣经》来读的神往，因为他在书中提到了三大文明体系，即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那么，是否接受梁先生的分析，就需要我自己首先要对他讲到的各个文明有一些了解。然而，我依然找不到获得《圣经》的途径。
2000年9月，我迎来个人命运的第二次大改变——那之前的两年多里，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我找到了接触中国之外的华文媒体的途径，于是我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华文媒体发表一系列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并且为我的一位因为言论入狱的同学进行了呼吁。于是，我作为中国互联网时代言论罪的第二例被判刑4年，且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
在被捕后等待审判的日子里，我被关押在河北省沧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受到还算文明的对待，被允许阅读从家里送进来的一些书籍。这时，我把已经买了两年，一直没有读过的《论法的精神》认真读了两遍。该书有专节就宗教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我对基督文明开始产生模模糊糊的认识。我后来多次对主内弟兄姊妹讲，别人有四部福音书，而我有五部，这第五部即是指《论法的精神》。因为正是这本书，基本上奠定了我要归入基督的理念。当然，也必须承认，我当时的想法，不过是对《论法的精神》一书所分析的“基督教”这一“宗教”有所好感，觉得他是改造社会、改造文化的最好选择，而与我个人获得重生的生命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无关——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这个道理。
2001年，我的案子二审终结，我从看守所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生命中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也第一次读到了《圣经》。
那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刚刚被送到监狱时，照惯例，进入“入监队”接受监狱生活培训。因为我是“文革”后时代变得有点稀有的“反革命”，所以，我成了同寝室服刑人员共同“采访”的对象。“采访”可谓无所不包，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区，其中便包括我看过什么书，以及渴望阅读什么书之类。当被问到渴望阅读什么书时，我当然回答他们，我希望阅读《圣经》。而当我一说到这件事，有一个人马上表态，他是个基督徒——他是我生命中交往到的、甚至可以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尝试一下看能否弄一本《圣经》给我。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位基督徒真不是个好基督徒。他是因私开发票罪被抓的，而且他在讲述自己以前的生活时明显透露出他对他的妻子不忠。不过，显然他真地很想为我的愿望提供帮助，事实上他也真地在大致三个月后帮我完成了我的愿望——他告诉每个月都会去监狱看他的教会牧者，监狱里有人想读《圣经》；他的教会的牧者在下次去看他时便带了一本《圣经》给他，然后他把那本《圣经》送给了我。
我在这里讲得简单，但是，其实这件事整个的过程真地不简单，甚至可以用胆战心惊来形容！那位基督徒的牧者之所以能将《圣经》送给他，是因为那位基督徒在监狱里有一位亲近的、很有权力的官员，这使他成为有一定“特权”的犯人。即便如此，当时他的牧者也是偷偷把《圣经》给他，而他在把那本《圣经》送给我时，更是偷偷进行的；他并要求我向他保证，如果不幸被狱方发现，而狱方追查《圣经》的来源时，我不能说是他那里拿到的。
而虽然那位基督徒是偷偷把《圣经》送给我的，但因为我当然要阅读，而狱方安排有犯人专门监视我这样的“反革命”，所以，即使我读《圣经》的时候很谨慎小心，尽量避开人，但我拿到那本《圣经》的事其实一天不到就被其他犯人发现并报告给狱方了。那时，有一位在该监狱服刑已经十几年的老犯人很笃定的对我说：“完了，‘反革命’（犯人们给我在狱中起的代号）你准备关小号吧，你敢在监狱里看这样的书，胆子不小啊！我在这个监狱服刑十几年了，从没听说进来过这本书，也从没有听说有人敢读。”
我当时倒也很坦然，回答他说：“关小号就关小号吧，反正牢已经坐了，还怕小号啊。”所以，那之后我干脆非常坦然的公开的读。事情接下来的发展真地有些出人预料：狱方没有人找我，仿佛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拿到了一本《圣经》。接下来，先是有犯人调侃我：“看来‘反革命’有特权啊，读这书居然没事！”再后来，有一位和我同时进那个监狱、因诈骗被判15年刑的犯人向狱方公开提出，他可不可以请他家人给他送一本《圣经》进来，象我一样在空闲时间读一读——他入狱后太太开始去石家庄市一家教会聚会。而狱方的回复是，可以送进来，只是不允许给别人看，只允许他自己看。但是，这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口头指令，我怀疑狱方在做出这样的指令时恐怕自己也根本没有当回事。因为我的《圣经》就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读，那人拿到他的太太送进来的那本《圣经》就更不是他一个人读。甚至于后来接二连三有至少十个犯人向狱方提出请那位犯人的太太送《圣经》进来，而且无一被阻拦。
接下来是另一个发展：我在到达那个监狱大致半年后，总算比刚去时要自由一点了。有一次，我去在另一个监区服刑的同学那里去和他聊天（就是我前面所提到因言论罪被判刑的那位同学），我说到我在读《圣经》，并且告诉他阅读后的体会。他大为惊讶！因为他也认为监狱里肯定不让读《圣经》，而且他在那之前也同我一样没有途径读到这本书。于是，他请求我把那本书借给他读一读。然后，我托一位犯人偷偷把我的那本《圣经》带给他，然后，他在早我一年多出狱后，马上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坦率地说，我至今有一个道理是不能明白的，即2000年前我有人身自由时虽然一直寻找，却长期没有得到上帝让我阅读他的话语的祝福；反倒是在我失去自由进入监狱后，却很快得到上帝的这一祝福！而且，这似乎就是上帝在我生命中一个刻意的安排：1985年我给良友电台写信请求一本《圣经》时，差点就进了监狱；此后当我真地得到第一本《圣经》时，恰恰又是在牢狱中！不过，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却仍然把我的这个经历写下来，因为我知道从我的这个经历，最起码人们应该可以得到两个启发：
首先，虽然对于有些人——尤其生活在传统基督教世界的人来说，得到一本《圣经》看起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却并不一定简单。即使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也是如此。对其他生活在如穆斯林国家的那些人来说，恐怕就是一件更艰难的事。所以，虽然当下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然而，想办法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读到《圣经》，依然应该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努力的一项工作。
其次，看看在我得到《圣经》的整个历程中都是什么人在做上帝的福音使者吧：语文教师、良友电台的广播、刑事犯。这里面，除了良友电台是理所应当的福音使者，你会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语文老师能在课堂上成为福音使者吗？你会认为一个刑事犯可以成为福音使者吗？而不要忘了，我这样一个当时也是囚犯的人，在得到《圣经》之后，通过我大胆的阅读行为，事实上也做了其他许多人的福音使者。所以，每个基督徒在传播福音这个大使命上，真地都不应该妄自菲薄！
《海外校园》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