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牟传珩
当今，中共“顶层设计”的那些权力精英与理论太监们，根本回答不了这些政治伦理追问，只能荒唐到连最起码的事实辨别、政治常识和逻辑关系都不顾，甚至连最基本的道理都讲不圆，就敢坐井吹“梦”，妄论“改革”，满口“自信”，假大空说教连篇，在“中国特色”的招牌下，脱了裤子推磨，转着圈丢人。
全世界都心知肚明，中国经济再四肢发达，也无法在精神上与民主大国并驾齐驱。究其原因在于，宇宙本来天理共存，人性相通，普世价值推动全球民主现代化进程兵临城下。而中国当政者却偏要固守“专政”，妄言“自信”，以“中国特色”反其道而行之，致使这个龙图腾国家政治制度，成为人性自由与创造的桎梏，令国际社会侧目指背。在此，本文将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种种荒谬，总结为中国特色十大怪。
中国特色第一怪：“三个代表”开“两会”
当代中国，中共自造了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论”，强行与民众在没有“票决”，即没有授权，没有委托，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制约下，建立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被代表”关系，并在这种虚构关系中，推行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两会”制度。中国特色最荒唐的政治生态，就由此形成。
中国特色第二怪：一党领导多党制
中共一再声称其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由此制造出一种世所垢病的中国特色政治悖论。邓小平主政后就说：“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它党，是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见《邓选》231页））。由此可见，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是中共规定八大“民主党派”的最基本政治使命。
然而，现实政治中，由于不同政党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总是试图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与方向。由于政党只是一部份人基于自己的信仰、见解和利益的组织，因此不同的政党，就有不同的信仰、政见和利益，否则就只能是一党；而不同的信仰、政见或利益之间是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如果一种信仰、主张、利益，能领导另一种信仰、主张或利益，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多党。既然政党间是平等与竞争的合作关系，就不会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而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岂不是在画一个“圆形方块”。从形式逻辑推论，圆真方假；方真圆假。两者不能同真。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到底是“领导”还是“合作”？这岂不成为贻笑大方的政治闹剧。
中国特色第三怪：国家军队跟党姓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毛泽东“党指挥枪”象征地古田，召开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再次否定军队国家化。 早在1945年9月，中国国民党政府就宣示军队国家化。10月 10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双十会谈纪要，其中之一就是第9项的军队实现国家化。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均对军队国家化问题表示赞同。然而，中共在建立了全国政权后，却出尔反尔，背离民意，拒绝还军于国。
军队本来是由全体中国人民的纳税钱供养的，而不是哪个政党私家供养的。所以军队必须立命国家，维护缰土，严守政治中立，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操纵，不介入意识形态和派别斗争。当今时代，军队国家化已是文明国际社会的通则。甚至连印度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军队也不从属任何政党。
然而，今日中国特色一大怪，就是当政者不顾谁供养了军队这一最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强行要求国家军队跟党姓，效忠党领袖，使今日中国军队，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党派武装。为此，《解放军报》刊文称，“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此怪诞之说，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中国特色第四怪：组织决定选官长
中国古代，选官采用举荐制；封建时代，选官采用科举制。当今世界的文明国家通行“一人一票”选举行政官长。在台湾，候选行政首长，要扫街拜票，唯民意是从。只有在中国特色的怪胎现实中，要党组织决定选官员，大小官员任免升迁都要党组织包揽，即“党管干部”，“领导决定”，“书记发官帽”。因此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由此以来，买官卖官、帮派站队、裙带关系、以色换官，就成为当今中国官场最腐败的政治特色，形成各级官员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唯上是从、蔑视民意的恶劣之风。
当今中国，这种逆向选官制度，必然将社会上最贪婪、自私、投机钻营、堕落庸俗之辈，集中到各级官场。当下那些揭露不完的腐败肮脏官员就是例证。甚至《人民网》2014年11月24日刊文《有官员为争职位将自己妻子“送给”上司》。如此选官制度，不要说无法与先进国家普选比肩，甚至较之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举荐制、封建时代严格考试的科举制都落后，是当今中国腐败无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特色第五怪：一党独大主法治
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会议公报所言的“法治”，旨在强化一党专权，坚拒宪政体制，声称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法治，似乎普天之下，只有中国才能实现法治。普世价值的法治，本是在社会各政治力量与民众诉求多元化地位平等的宪政平台上，通过谈判、协商、博弈形成集合意志来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推行社会法治的。此为宪政法治。而“中国特色”的“法治”，是在一党独大、绝对领导的专政平台上，借助一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包揽所有政治协商，体现一个利益集团意志，借以扩张权力、限制权利，来推行“法治”的。 这种“法治”，就是一党主导的“专政法治”。 宪政法治，体现的是“平等——协商型”的法律关系；而“专政法治”内含的却是“主从——强制型”的政治关系。两者貌似神离，南辕北撤。凡是借助自定宪法，规定一党独尊，永远享有绝对领导地位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真实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平等、维护权利的法治现实。一党独大本是法治的天敌，如此国家政体本身，就已经证伪了当下中国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共一党独大主法治，可谓中国特色又一怪。
中国特色第六怪：保守团队搞改革
海内外不少舆论认定，当今中国当政者是改革派。其实中共第五代领导团队上台以来，强调“两个30年统一论”，不断发起反普世价值、反宪政、“七不讲”“砸锅论”和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为当今中国重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狼烟迭起的权力引擎。特别是习近平西柏坡拜毛，发出确保“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两不变”宣言时，已经足以认定当今中国执政团队是货真价实的“红色江山”保守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执政的保守团队，在大肆宣扬“制度自信”的同时，又频频发起“改革”攻势。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后，官方喉舌更是不停炒作，“中国改革迈入新时代”。既然当政者那么自信其制度的伟大、正确、先进，不断发誓“坚定不移”，还搞什么改革，岂不怪谬？
当代政治改革的指向，本应是宪政民主。即使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们，也早将政治改革首要议题指向了“党政分开”，也即对党权进行分离、限制。然而，今天中南海“顶层设计”的“改革”，不仅拒绝分离、限制党权，反借“改革”之名，将党、政、军、经济、司法等各项国家、政府所有的权力，都高度集中到党魁个人手里。正可谓中国特色第六怪：保守团队搞改革，越搞改革越保守。
中国特色第七怪：腐败分子反腐败
2012年12月2日，新华网发表《部分官员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评论，哀叹许多中共官员淫性高于党性。从昨天的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们腐败玩女人，直到今天的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国家级或准国家级“领袖”，都一面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高调倡廉，一面贪得无厌地腐败、玩女人。周永康在位时领导的政法委，曾打过不少贪官；徐才厚在位时领导的军委，又何尝没有冠冕堂皇地反腐；当薄熙来“浩然正气”地“唱红打黑”反腐败时，更再一次印证了当今中国“腐败分子反腐败”的事实。
如今老百姓都说：一个贪官倒下，千千万万个贪官站起来，而且还都站到主席台上。由此可见，中共官场越讲“先进”越堕落，越讲“纯洁”越丑恶；在台上是伟、光、正，一旦出事就是贪、淫、丑。当局拒绝宪政制度的反腐，打不完的贪官，就如割不完的韭菜。正可谓，中国特色第七怪，腐败分子反腐败，越反腐败越腐败。
中国特色第八怪：专政政权称民主
中共暴力革命以来，自称引来了所谓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苏维埃式民主”，建立起一个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权国家。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使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语，到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干脆改成“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什么是专政？对此， 列宁给出了标准答案：“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
今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会议6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也大谈民主，称“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为此，他给民主设定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丰富多样”的民主，是一党领导加专政条件下的“民主”。 民主，体现的是社会各政党、集团、阶级、阶层政治主体地位平等、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专政，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主体地位与基本权利的镇压与剥夺。专政与民主，天性南辕北辙。专政政权，何来民主？中共宪法明明规定了专政的政权性质，却偏偏要声称“民主”，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此为中国特色第八怪。
中国特色第九怪：诺奖得主坐监狱
在中南海走向第五代保守的“维稳模式”里，仍理直气壮地把仅仅因和平表达不同政见的世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中国异见人士标志性人物刘晓波，铐锁在“共和国”的牢狱中，并蔑视敦促释放刘晓波的广泛国际舆论。就在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大搞“依法治国”舆论炒作的同时，70多岁的异见记者高瑜，被以“涉嫌泄密罪”政治构陷，面临判刑；80多岁的异见作家铁流，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两罪批捕；死磕派异见律师浦志强，更被控“煽动颠覆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多罪候审。而近期国内有近百人，仅仅因表达赞成香港雨伞运动被拘押，力证了当今中国在侵犯人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公民异见，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异见人士对执政者的来说，具有监督和制衡、防止腐败与滥权的积极作用。然而，21世纪的今天，要 “依法治国”的当政者，竟容不得几个民间人士的异议与批判，至今坚持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稳定的僵化立场，造成只能歌功颂德，不能反思批判的政治生态 。如此普世尊重的诺奖得主，在中国却要坐监狱，实在是不可理喻的中国特色之谬。
中国特色第十怪：矮子翘脚喊“自信”
以上九大怪，足以证实当今中国特色政治生态的荒唐与落后。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却杜撰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三自信” 大肆炫耀。众所周知，一个健康的巨人，从来不需要与人比高，只有矮子才会掩饰自卑心理，翘着脚尖走路。
环顾今日世界，有哪个现代化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会张口闭口自己的所谓“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见人就喊“我自信、我骄傲”，以一种扭曲或者否定现实的方法，来寻求暂时内心平衡，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给自己的行为赋予合理、正当的理由。但凡有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南海的“三自信”炒作，其实是在掩盖自己不是民选领导人的自卑心结，所以才翘起脚尖来高喊“自信”，甚至声称比现代化民选政权肩膀更高，结果反成天下笑柄。
结束语：
世界上，实现民主现代化的各国模式可以多样，但国家权力来源必须正当的现代化政治伦理不容篡改。然而，一直把“人民”挂在嘴边上的中共新当家人，至今都在自我欺骗中坚持自造合法性的老路，利用自己的党章与国家的宪法，强制人民接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代表”与“领导核心”，至今回避是谁封其为“先进性”？是谁委托了其“代表资格”？又是谁授予了其“领导权力”？一句话，在没有选票箱的中国，是谁赋予了一个党永远执政的正当性？
当今，中共“顶层设计”的那些权力精英与理论太监们，根本回答不了这些政治伦理追问，只能荒唐到连最起码的事实辨别、政治常识和逻辑关系都不顾，甚至连最基本的道理都讲不圆，就敢坐井吹“梦”，妄论“改革”，满口“自信”，假大空说教连篇，在“中国特色”的招牌下，脱了裤子推磨，转着圈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