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成斌 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哲学博士

　　金钟、旺角、和铜锣湾的佔领虽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雨伞运动的后续效应，相信会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慢慢浮现。虽然我们没人能断言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但我们已不能回到从前香港的社会状态，则殆无疑问

　　不论是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双学的罢课到老师的义教，再到可说是由催泪弹直接逼出来的雨伞佔领运动，难得的是，泛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缺席。甚至可以说，环顾香港各大宗教，就只有基督徒特别踊跃地以宗教名义参与其中。这或者不算是宗教比较，因为毕竟除了香港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少宗教亦有积极地参与当地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然而，在香港，相对其他宗教的信徒而言，基督徒似乎是更愿意因为其宗教信仰而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例如我们见到佔中的发起人和支持者有不少是信徒和教牧，在警方发放催泪弹和之后的各次清场行动，都有不少基督徒站在平民那一边。在十月初，曾经有段时间形势十分紧张，那时政府不仅没有意愿对话，甚至一度传出政府要用橡胶子弹甚至真枪实弹清场。在那些日子，有教牧信徒愿意效法外国的例子，站在警察和民众中间，希望阻止暴力冲突发生（而根据外国的桉例，如果冲突真的发生，这些中间人士会首当其冲受到夹击，不少例子更是真的捨身成仁）。另外，有些邻近佔领区的教会愿意开放自己的堂会给市民休息和暂避；有些教牧组成关怀团体，希望在心灵上支援佔领者；更有些牧者和信徒愿意和人民同行，既有留守佔领区，在佔领区举行崇拜，甚至在清场前后自首或留下被捕。


　　没有人能否认，这次运动，当中确实有不少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行出来，值得叫人骄傲和鼓掌。当然，对他们来说，只是实践圣经所教导的「行公义、好怜悯」传统，并且知行合一地应用在这次运动，原没有值得自夸的地方。只是当世道变得自私自利时，他们实践信仰的见证教人份外动容。


　　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不少基督徒（甚至可能是多数的基督徒）都弄不清佔领的意义，甚至弄错很多基本政治知识。本来，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没有才不正常），各人有不同政治立场亦没有甚么大不了。可是，如果有些教会打压不同声音，又或者有教牧以他们在教会内的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却连一些基本信仰或政治常识都弄错，却是十分之要不得的行为。


　　在这段佔领期间，其中最明显的问题，首推有邻近佔领区的教会不肯开放自己的地方让民众入内休息。本来，如果纯粹是技术原因的话（例如时间上无法安排同工当值），是大家都能明白和谅解的。可是，如果理由竟然是「私人地方，洗手间不得外借」，甚至明言因为不同意对方的政见而拒绝对方入来休息，却是严重的失德和失见证。首先，教会就算在法律上是私人地方，但在信仰上，绝对应该开放给任何愿意前来的人。我们读的经文，是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不是「叩门，就说私人地方不得外借」！事实上，有开放自己地方的教会也不是说只开放给支持佔领的人，而是任何人（不论支持或反对佔领）有需要便可以走进教会，而这才是教会应该持守的态度。那些因为政见或坚持教会是私人地方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笔者实在不知他们如何理解马太福音廿五章31-46节之类的经文，不知他们是否自甘为山羊。


　　另一个问题是，有些教牧声言，佔领区的信徒只知争取公义，却忘记了爱。就算我们撇开公义与爱之间的关係的问题（这可是一个很大的神学甚至哲学题目），这样批评也是溷淆视听。首先，如果不是为了爱护香港，谁会稀罕和愿意佔领那么多天。难道那些教牧真的以为晚晚留守、餐风饮露是很舒服的事情么？而且，只要那些批评的教牧愿意多落区和佔领人士接触，更应会发现，整个佔领区都充满着爱与关怀。那些自发的各取所需，各尽其用，犹如乌托邦般的场景，却在佔领区实实在在的出现。例如各佔领地区保持卫生清洁，公厕比平日更洁淨，而且不少热心市民自发提供大量清洁物资。笔者有些政治哲学的朋友甚至笑言，在香港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城市裡，竟然出现了好像社会主义哲学家柯亨（G.A. Cohen，1941-2009）在他的书《社会主义，有何不可？》（Why Not Socialism？）中提到的社会主义理想场景。柯亨是以远足行山来说明这理想；但他自己也承认，在现实社会裡很难做到，偏偏这次雨伞运动却做到了。


　　此外，相比起世界各地的示威暴力频生，香港这次雨伞运动确是世界罕见，例如不放火不烧车呔，只唱歌及举起雨伞。而除了纪律以外，诉求和理念亦甚为清晰，就是要争取民主。去到这样的情况，不止香港历史，甚至世界的抗争历史，也是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整个运动和世界任何抗争相比，都是极度和平的。除了零星冲突外，使用暴力的，多为当权者一方。可以说，这次的佔领运动，必将留名世界抗争运动史。批评佔领运动只顾公义不顾爱的教牧，似乎十分离地甚至昧于现实。


　　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关乎笔者本身专业的问题， 就是似乎有些教牧喜欢「讲台变炮台」，要在讲坛发表他们自己的政治伟论，却连基本的政治知识也欠奉。这问题在讨论民主时特别明显。当然，欠缺政治知识或许不只是基督徒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例如我们会见到，有不断标榜自己是史丹福毕业的立法会议员，竟会声称不知道真普选的定义。其实，只会稍为读过基本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学生，都会大约知道民主的工具定义。就算没读过，在网上稍为搜寻一下亦可以找到。例如同样是以史丹福大学为基地的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在民主的条目便有这样的讲法：


　 　"[T]he term “democracy” ...refers very generally to a method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characterized by a kind of equality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t an essential stage of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mocracy/）


　　如果要再简单一点，我们可以只说，民主是所有有关的民众能自由和公平地参与关键的集体决策。这样的标准可能不是涵盖民主所有元素的定义，但却是一个好的工具定义，可以用以判断民主制度有甚么技术空间，亦可判断为甚么有些制度 （例如有不是民选的机关筛选提名）肯定不是民主制度。


　　如果我们嫌这些工具定义太抽象，亦可以花时间研究现实例子，由下以上的归纳和思考民主的意义和利弊。例如在今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美国、台湾和日本三个香港人颇为熟悉的地方都有举行大选；可以借由比较各地的选举情况和结果，反思民主制度的内容。例如台湾刚举行的九合一大选，已令得台湾人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把现时倾向总统制的政治制度，改为内阁制、或至少全面落实现时宪法比较接近的双首长制（或半总统制）。

　　诚然，这些制度有很多技术层面的考虑。例如台湾的争议，涉及诸如阁揆任命权应在总统还是国会手上，又涉及是否应该如美国般行政立法彻底分家，以便权力制衡（美国国会议员不能出任政府官员）；抑或应该如日本的内阁制般由国会最大党组阁，以便政策能更易落实和更能反映民意（日本规定政府官员必须由国会议员出任，而且众议院能随时解散重选，以便反应最新民意）。当原则是主权在民，我们便可以考虑这些技术问题，察看当地社会最适宜实行哪种政治制度。


　　笔者同意以上这些内容不太适合在崇拜讲台上高谈阔论（始终那是用来敬拜神的祭坛，不是教书或政治讨论的讲坛或论坛）。然而，亦正因如此，教牧更不应在崇拜时不断渗入自己的个人政治见解，特别是当那些政治见解是建于无知和错误的政治知识时，更是万万不该。笔者曾听闻有教牧说一些例如「民主不是万灵丹」、「美国只得两个政党给人民，只能在两个烂灯选一个，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或民主也不过如此」的话。这些荒谬言论，虽则不限于教会内部流传，但教牧在崇拜谈论这些，是特别不应该的（至于这些言论荒谬之处，笔者近日在《经济日报》的专栏有论及，此处不謷）。


　　一次雨伞运动，既有教牧信徒行公义好怜悯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亦有人自甘为山羊或曝露了错误的政治常识。当然，佔领过后，也要勿忘初衷；深耕细作，努力争取民主。对那些基于错误知识而反对民主的人士，更要努力向他们解释正确的道理。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