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杨凤岗

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的应对有些新的举措尝试，包括强拆教堂十字架、强推基督教中国化、强压基督徒领袖、强打“全能神邪教”。这些强悍举措关乎中国宗教政策的走向，值得关注和反思。

首先，强拆教堂十字架最先在浙江温州展开，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位于温州市郊的三江教堂。这个教堂一度曾是被当地政府肯定和嘉许的地标性建筑，但在来自省里的行政命令下，教会先是被勒令自行拆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和附楼的一些楼层，结果引发大批信徒在教堂内集结抗争。僵持一个多月之后，在2014年4月28日，政府出动多辆铲车把整座教堂捣毁，夷为平地，直至把整个地基用草皮覆盖。现在，当人们路过这里时，再也看不出此处曾有一座宏伟的大教堂。

三江教堂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算是合法教会的建筑。之所以遭到强拆，官方给出的堂皇冠冕的理由是缺少齐全的审批手续，建筑面积超标。其实，对于中国宗教状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自从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以来，宗教政策的既定方针就是要尽可能少批准宗教场所，在不得不批准时，尽可能压缩建筑面积。“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的过程中……信教群众自发筹款修建，也要加以疏导，尽可能少建，更不要大兴土木” 。这项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信徒的宗教生活需要，而是“文革”极左意识形态的残留，为的是“以免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妨碍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一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宗教场所的长期短缺。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几乎每一座教堂的恢复开放、翻修扩建、选址新建，都需要信徒向多层政府的多个部门不屈不挠地竭力申请和争取。而官员出于意识形态或官僚作风的不作为，在宗教事物领域非常普遍，压着不批和拖延批准是普遍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满足信徒聚会的现实需要，很多教会不得不采取一边申请一边建造的方式，希望最终补齐批准手续。19号文件的这一段最后说：“当然，已经建成的，也不要拆毁，遗留问题应同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充分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这句话留下了合规与否的灰色地带。

事实上，在中国官方的五大宗教“爱国”协会属下，有很多寺观教堂缺少齐全的审批手续，先建造后批准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于既成事实而又确属信徒需要的建筑，官方一般以务实的方式协调处理，补办手续，这有很多既往例证。浙江省今年却在温州、宁波、金华、杭州等全省各地强拆几座大型基督教堂，并且不以任何法规为依据，暴力拆除四百多间教堂屋顶的十字架。这显然是特别针对基督教的一项新尝试。这项新尝试究竟是全国统一部署、以浙江为试点、随后推广到全国的新举措，还是浙江省级领导人的自行主张和一意孤行，至今尚不明朗。不过，近来有零星信息说，在山东和福建也有教堂十字架被强拆。如果情况属实，这便意味着这项新举措得到了中央层级的授意，至少是鼓励的默许。


其次，强推基督教中国化。在经过近两三年的筹划之后，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之机，纪念会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于2014年8月在上海举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大会定调讲话，责令基督教界必须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建设，引导基督徒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全国“三自”主席傅先伟代表基督教届致辞表态，题为《深化神学思想建设，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根据政界的定调，参加会议的教界和学界人士围绕“基督教中国化”，从社会、政治、文化、神学、教会等各个方面讨论了如何实施。最后，中国国家宗教局主管基督宗教的郭伟司长在闭幕式上讲话，就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提出了具体建议。

随后，各省市基督教“两会”和地方“两会”分别召集会议，组织教会负责人学习王作安和傅先伟的讲话，传达“基督教中国化”的指示。从已有的新闻报道来看，具体落实措施包括：组织演出用中国传统曲调创作的基督教歌曲；组织教会负责人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学习和实践活动，比如成都市“三自”带人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等共产党“革命圣地”；组织“基督教中国化”主题研讨会，劝说教会在丧葬等仪式上采纳某些中国传统实践。在浙江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据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教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指出，基督教正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基督教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仅是要在文化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且是表达一个政治意向，是教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研讨会还安排了研究佛教的学者，讲述佛教如何从“沙门不敬王者”转化到“沙门崇敬王者”，敦促基督教届学习效仿，顺服党国权力。其实，基督徒一项主张“顺服在上掌权的”，只是更要服从至高上帝。

再次，强压基督徒领袖。这包括继续软禁北京守望教会的金天明牧师，也包括将河南南乐的张少杰牧师判刑。守望教会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曾经在2005年主动向政府申请登记，但因神学立场不同而拒绝加入“三自”，宗教局因此拒绝接受其登记。经过多年的僵持之后，守望教会于2011年4月复活节被赶出所租用的场地，而教会集资购买的楼层，其开发商也被官方阻止交付使用。守望教会失去了聚会场所，宣告将于星期日在中关村商业区的一处广场举行户外礼拜聚会。结果，金天明等牧师长老遭到事实上的非法软禁，身份不明的人日夜轮流守候在公寓楼道里，强行阻止牧师长老离开家门。过去三年多，每个星期日都有一些守望教会信徒试图到指定的那个广场举行礼拜聚会，但每个星期日都有几位到几十位这样的信徒被警察拘押，一般在24小时之内释放。今年举措升级，少数信徒被处以一个星期以上的行政拘留。

去年11月，河南南乐县“三自”教会的张少杰牧师被逮捕。张少杰曾多次协助当地教会信徒维权，引发当地官员不满。前任县长曾批准一块土地给教会建造教堂，现任县长却决意收回这块土地用作商业开发，引发土地纠纷。张少杰曾带领信徒前往北京上访，结果招致逮捕。今年7月4日，张少杰被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名判处12年徒刑。“三自”教会的牧师虽然以合法身份工作，但敢于维护教会权益和个人权利的牧师遭遇打击迫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不过，对于张少杰牧师如此重判，可以看做是对待基督教的一种强悍新举措。

最后，强打“全能神邪教”扩大化。今年5月在山东招远一家麦当劳餐厅发生的恶性杀人案件，引发民众对全能神教的广泛关注和讨伐。这个原本称作“东方闪电”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宣称基督已再次来到世上，化身为一位中国女子，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曾经在2012年12月初在很多城市的街道或公园打出大型标语旗帜，很多中老年妇女信徒急切劝说甚至强迫人们皈依，以便得救。这个自称信奉“实际神”或“全能神”的异端教派属于被中国政府正式取缔的“邪教”之一。

对杀人罪犯依法判决，理所应当，但实际情况是，有些地方官员不能区别“全能神教”的信徒与信奉神是全知全能的一般基督徒，难免有打击面扩大、伤及无辜之嫌。在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正统正信的基督徒的正常活动也受到一定影响。据新华社8月报道：“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全国公安机关6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全能神’邪教的专项打击行动。行动开展两个月来，全国共破获案件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千人。”

对于“邪教”，世界各国都存在很多分歧。笔者一向认为，政府定“邪教”，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比如会引起争夺政治权力的暴力冲突等。政府不应该扶持任何一个宗教，也不应该禁止任何一个宗教或教派；在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不同宗教教派彼此可以批评其他宗教或教派为异端，政府要保护言论自由；任何教派中有人触犯刑事罪的，要受到法律审判和处罚，但是没有涉及犯罪的其他信徒不应被牵连受处罚。

在今年圣诞节前，又传来消息说，温州和其他一些地区的中小学和大学接到政府通知，禁止在校园内举行任何圣诞庆祝活动，甚至学生在外参加圣诞活动，也将遭受纪律处分。

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中采取上述这些强悍举措的原因是什么？种种官媒、官员和官学的言论表明，这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令当局倍感不安，担心基督教对中共政权造成挑战。

基督徒人数在中国的迅速增长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缺少确切的统计，但官方已经多次更新数字。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承认有基督徒300万，1991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承认基督徒已有450万，1997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承认基督徒已达1000多万，2006年新华社转引“三自”官方的公开说法，基督徒人数为大约1600万。《2010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是2305万。在上述2014年8月的上海会议上，宗教局官员则承认基督徒人数很可能已经高达4000万。这一组官方公开承认的数字显示出基督教的快速增长。不过，海内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的数字一直偏低。有些人宣称中国基督徒人数早已超过1亿。根据严谨的学者保守的估计，基督徒人数在2010年已不少于5800万。

我此前在《中国基督徒增长辨析》一文中，曾作过计算，结论是，即便基于较为保守的增长率，中国基督徒人数在未来10到20年之间，也将会超过美国的基督徒总数，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面对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的现实，中国在2014年加大了打压力度。这些新尝试，因循老套路，后果或将是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对于“三自”教会的打压，有些教会忍耐承受，有些则竭力抵抗，信徒用身躯护卫教堂十字架，聘请律师维护被关押领袖的权益，并且寻机重立十字架。有一些信徒和领袖脱离“三自”，成为独立的家庭教会。对于家庭教会的打压，虽然有效阻止了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礼拜，并且打散了上海的万邦教会，但是，在宗教社会学里人所共知的一个规律是，小组形式的教会其实常常能更有效地传播发展。而且在很多城市，仍有大型家庭教会继续存在，数目有所增加。对于与基督教有关联的“邪教”组织的镇压，虽然有震慑作用，但是也间接地向家庭教会或“三自”教会输送了其中的一些信徒。总之，这些举措不能阻止基督徒的快速增长，反而可能会帮助教会净化会员，强化信心，调整结构，从而更加有效地发展。

其实，对待宗教问题，如果以社会和谐为目标，最好的方式是落实联合国公约的宗教自由条款，平等对待各个宗教群体，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信仰自由选择。不过，当今中国的现实是，很多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对于宗教自由原则缺少理解和认识。有鉴于此，我们在2014年5月举行了专题会议，并且通过了《宗教自由普度共识》，希望借此传播和凝聚更多共识，促进宗教自由在中国的逐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