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唐僧

玉闪进去59天了。他早晚会进去。对此，他有预判，我也有预判。但不同的是，他早有准备，也坦然接受。相比于玉闪，我却只是个玩票的。这个玩票，一是源于恐惧，我最怕的还不是打，内人党那会儿让人站几天几夜不许动，这个想想就崩溃。据说现在改良成把人拷成一个很难受的姿式，也是几天几夜没法动。龚刚模被吊着五天五夜，屎尿流出来，放下来让他脱了衣服擦干净，然后再吊。这种类型的惩罚对我实在是太可怕了。相比之下，余杰被逼着当着摄像机抽自己耳光、自慰，我觉得好很多。可能我脸皮比较厚吧。

我的玩票，第二个原因是源于观念上的坚持。我始终认为，政治表达的基础是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的前提是财政自由。所以如果我没有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会退出公共政治行动和表达。哪怕是去送桶装水看自行车，我也不许自己因为政治观点而获得经济上的丝毫利益。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我以履行公民义务来要求自己，但我拒绝成为一个以政治为生的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这观念在当今社会当然已经很迂腐了，但没办法，就像个系统预装的bug。哪成想带着这个bug混来混去，我好好的一个医生竟然混成了作家，也算是造化弄人。王尔德说过一句很残酷的话：“生活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罕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只是存在而已”。这句话的残酷之处在于他指明了，绝大多数人缺乏的并非自由选择的机会，而是意愿。

我需要维持那个“靠手艺吃饭才算体面”的迂腐观念，需要维持为成为一个作家而心怀愧怍的感觉，其实和我死也不肯以政治为谋生手段一样，不过是一种做作的观念拧巴，用以调剂对那“存在”的厌倦，像无聊时的响指，夜行时的口哨。人被吊起来不许他动的时候，打响指和吹口哨，大概是他仅能做的事情了。

送饭恍如隔世。我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立人大学讲课的时候，玉闪当着学生的面夸我说我“无怨无悔”。这不是真的，我很后悔。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我会选择不做。我是真没想到让我付出了这么多。玉闪被抓后，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怕得不行。这和王登朝、许万平、倪玉兰、肖勇什么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对于我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字，而玉闪却是我极亲近的朋友。但我也只敢给阿潘发了条短信：“保重”，然后就一直装死，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抓。到徐晓、小何那拨，反倒是阿潘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我：“唐僧，你没事儿吧？”我心里惭愧极了。

我和玉闪认识三年多了，我视他为毕生的挚友，原因只有一个：他以强迫他人为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子欲立则立人，子欲达则达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层面，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理念和行动都完美无缺。按理，这样高大上的人，只可远观，高山仰止，然后心怀疑虑，总觉得缺了人味儿，让人心里不踏实。就像陈光诚，光鲜得——用老罗的话说——没有朋友，直到他在朝阳医院里怂了，决定携家人远遁美帝。多少人为他的这个决定扼腕痛惜。但我是从那以后，才真正喜欢上他的。我喜欢有恐惧感的人，我喜欢肯为家人与亲情而放弃政治理念的人。有一次，玉闪和我谈到高智晟，说当初一群人约好，高被抓之后就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同罪同罪”，连顺序都排好了。但高真进去之后，只有郭飞雄一个人跳出来，其他人都怂了。“我也是怂人里的一个，飞雄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玉闪满脸羞愧地说，表情像个孩子。

玉闪在被抓前和我最后通的电话，就是和我商量如何给郭飞雄的妻儿弄点生活费。他不是个狂热分子，不肯将任何人工具化使用，这让我心里踏实。

这些天，一直在想玉闪，也对照着想我自己。为什么两个理念高度一致的人，在行动的选择上却是如此不同？他有个外号叫野猪，我就安慰自己说他比我笨，没有观念上的各种拧巴和诡计，所以傻乎乎的只能去行动。但这想法最终没能说服我。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他更聪明，也比我更能感受到理念的力量，于是对于不义和邪恶更加不能忍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通过理念的传导，让他以为就是加诸自己身上，所以就没法子做到袖手旁观。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仍然是王尔德说的。仰望星空的是我，而玉闪，却在阴沟里横冲直撞，头破，满身泥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