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宝东
令人生疑的阶段论
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学者们习惯于将历史分为不同的阶段。比如说，他们会把18世纪的欧洲称为启蒙主义时代，19世纪称为浪漫主义时代。这种分法，当然是与历史上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论思潮和人文运动有关。比如，启蒙主义与欧洲思想家（尤其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所倡导的运动有关。另一方面，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学者们（尤其是以马克思为首的左派）更是将人类整个历史分为前后有序、不可复转的宏观阶段，企图证明历史是个进步的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幸的是，这种纵向研究历史的方法，虽然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描述历史的过程，但不能有效地解释历史，更无法预测未来。在西方思想界，仍然有极左的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到来不可避免，但这种将理论的正确性“赌在”未来之上的做法，已无法让人相信它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了。
在探讨西方民主和共和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基督教之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发现，纵向的阶段论有相当的不足。很久以来，阶段论告诉我们，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现代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发展，选民的知识水平、自我意识、信息程度和批判精神都会空前加强，他们不再受教会的影响，而基督教在民主政治中必然被边缘化，最终成为一个过去的阶段。但这种假设却一直被美国的政治现实所否定，就连在左派政治影响很深的欧洲，基督教也一再成为政治上的凝聚力。
近期，荷兰雷顿大学的亨士·傅拉德在权威的《政治与宗教》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西欧政治中重现基督教》（Re-emerging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傅拉德用被称为非宗教化最强的西欧国家荷兰为例，证明在其政党和选举政治中，基督教始终是荷兰人民心中一个最深刻且无法代替的文化象征。在美国，前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著名的哈佛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在与大卫·坎布尔于2010年合作出版的巨著《美国恩典》（American Grace）中指出，当今的基督教会不仅是美国人社会资本产生与增长之地，更是美国人政治观点形成和相互作用的场所。
为什么阶段论会错误地判断基督教在西方民主和共和政体中的影响呢？从表面上看，西方的民主、共和与宪政似乎确实限制了基督教（尤其是教会）的影响力。牧师不是政治领袖，无法用政府的力量来控制教友；政府也不能公开立法来为任何一个宗教服务。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更是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政府不可以偏袒任何宗教或歧视无信仰者，所有的宗教（或是反宗教）人士都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另外，尤其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更是限制任何政治人物、组织和政府机关成为集权的中心或是宗教的捍卫者。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 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基督教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基督教成为西方历史上真正经久不衰的政治力量呢？一种解释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是的，如果是文化因素，我们就很难将基督教的影响阶段化，因为文化显然是持久的，不因阶段的转换而失去影响力。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特别强调美国与欧洲（尤其是法国）之差异，即美国社会注重个体勤奋工作和公平竞争，在政治上的自由参与也是美国民主的重要特征。1904年，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以加尔文主义为主的新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虽然韦伯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新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最喜欢引用的新教伦理的象征人物是美国民主奠基人之一的富兰克林。
将新教传统与现代民主政体系统结合在一起探讨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作者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对美、英、德、意大利和墨西哥公民的抽样调查以后得出结论，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与公民文化的前提息息相关，而这种公民文化则在深受加尔文新教影响的美国和英国中成为普遍认同的伦理。
新教一定会产生民主吗？
由此可见，新教伦理对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夸大新教伦理的影响，认为新教一定会产生民主，或者认为没有新教传统就一定不会产生民主。首先，在新教的发源地德国，民主的过程相当坎坷，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主义是对真正民主的现代挑战。（当然，民主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的天主教国家经历着更加长期的动荡和不安；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理性和民主，反而是革命的血腥和拿破仑主义的对外扩张。）另外，民主在台湾和南韩经过早期的曲折以后，渐渐被稳定化和制度化。就连战后的日本，经过美国强加的政治变革和自民党长期统治以后，也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些亚洲国家都没有长期的基督教文化史，这至少证明，民主并非要建立在欧洲和美洲那样的白种人的新教文化土壤之上。
那么，我们到底应如何客观地看待基督教对民主的真正影响呢？首先，我们必须改变以上所提的企图将基督教的影响分成阶段的分析方法。比如说，我们无法客观地论证基督教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历史上一直有影响，但现在失去了影响，似乎美国忽然之间已经被非信仰主义者（特别是同性恋者）所控制。其次，应将我们的视线放到基督教所存在的时代里，把基督教和其他的思潮、信仰、主义等等做横向比较，会发现，基督教一直是历史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能促进民主进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基督教在竞争中成长
下面就让我们做一些具体的横向比较：
事实上，基督教向来是在竞争中成长的。早期教会面对的残酷迫害不仅来自于罗马政府，也来自于保守的犹太主义和激进的奋锐党人。公元386年的一个夏日，当32岁的奥古斯丁进入沉思，罪恶感像铁钩一样，紧紧地抓住他的灵魂不放，他所要挣扎的不仅是自己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更是摩尼教的缠绕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高谈阔论。那时，失望和绝望笼罩着奥古斯丁的心，泪水如暴雨一般遮盖他的脸。他跌倒在米兰花园的一颗无花果树下，他呼喊：“神啊，难道你要永远记住我的过犯吗？为何不此时此刻就除去我所有的肮脏和污秽？”这就是基督教的生命力！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写于古罗马危在旦夕的时刻，野蛮的东日耳曼人的一支兵临城下，帝国奄奄一息。很多人将对罗马灭亡的恐惧转为对基督徒的仇恨，针对这种仇恨，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中，描绘了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的必经之路，提出为什么上帝之城必然战胜世界之城的历史和神学依据。
中世纪，天主教面临的是新兴的伊斯兰教的竞争。教廷企图通过十字军东征的武力，而不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来消灭这种竞争，结果不仅是战争的创伤，而且是教廷的腐败和信仰的危机。后来发展成为用赎罪券和宗教裁判所来强行维持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丁·路德于1517年公开张贴反对罗马教会的95条，新教从此诞生。
从诞生之日起，新教就必须和天主教竞争，来拯救灵魂。新教国家发明印刷术，大量发行《圣经》。面对天主教的迫害，新教国家争取言论自由，报刊发行量成几何型增长，主日学吸引了很多信徒。新的教会生活、有效的社区管理在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蓬勃发展。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新教徒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但政治地位却从未稳固。残酷的政治迫害使他们大批逃亡到荷兰，或是更远的美洲殖民地。
《政府论》的后继影响
1683年，约翰·洛克因国王詹姆斯二世对新教徒辉格党人的追杀，将自己的《政府论》投入火炉，然后逃亡至荷兰。有幸的是，洛克的《政府论》的另一书稿被朋友珍藏下来，成为现代宪政哲学的奠基之作，更是远渡大西洋成为美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洛克的契约论和他对人权和财产的无比强调，是美国直到今天都视为神圣的最高准则。
洛克的《政府论》特别是其第一部，其实是各种思潮竞争下的产物。在哲学上，洛克提出了经验主义，这与欧洲大陆流行的笛卡尔肉体-灵魂二元论、斯宾诺萨的自由派的《伦理学》的思想观念迥然不同；此外，洛克还反驳了英国原生的对人类本质充满悲观意识的霍布斯主义。洛克政治理论的真正劲敌是英国保皇党人，尤其是杰出的理论家罗伯特·福尔默。洛克从圣经的《创世纪》开始，逐一地反驳福尔默的神学观和政治观，最终得出极具新教特征的个人自由、财产和权利观。
在美国，正如普特南和坎布尔在《美国恩典》中所指出的，新教的各宗派、天主教、犹太教以及其他信徒不多的宗教之间互相竞争，这反倒展现出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超强的生命力。在欧洲大陆，虽然斯宾诺萨的理性主义及其反宗教的政治思想成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主流，但是新教思想家尤其是路德教派莱布尼茨的哲学，在西欧和北欧则有着广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屠杀和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使人们看到启蒙运动的不足，基督教再一次成为众多欧洲人认识世界和形成自己政治理念的重要源泉。基督教在欧洲政党政治形成时期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力量，许多政党都将基督教作为其政党名称的组成部分（如基督教民主党）。就连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都在晚期从政以后强调个人信仰的重要，雨果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上帝”。
总之，当我们把基督教放在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一起组成的、纷繁复杂的大社会里进行横向比较，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基督教是西方民主政体形成、发展过程中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民主和基督教之间从来不能划等号，但基督教在民主政体里所散发的独特光芒，是任何其他力量，甚至是民主本身，都无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