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lla
王怡的话语方式固然有可商榷之处：偏教牧性，对话性稍欠——然则在基督徒看来，其形式和内容并不构成接受障碍，倘若排斥此文的朋友们将来归信，认基督是生命的主并且掌管万有，自然会同意我的说法。在处境和文化对话中，我倾向李勉群（Charles Lee）教授所说的“广场模式”，但就本体而言，即便语言通约性再好，信与不信仍然不能同负一轭，“三观”加“政教观”之矛盾不可调和实属必然。毕竟，“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
在《盼望》一文的阐述中，非信徒读出“放弃世俗政治”的信息，然而果真如此？
举目单单仰望上帝，不等于闭眼不看世间的不公不义，但又不是单纯地诅咒世间的不公不义，因这是天父世界；一种超越此在的盼望，不等于否弃人的本分，甚至对于基督徒，永生的超越国度的盼望直接决定了此世在地的生命之存在状态。对世俗政治不抱希望，不等于以“低素质”否定国族“得救”的可能，而是表明“分别为圣”是另一种或许更决绝彻底的政治参与方式。强调高于政治的政治，并非取消世俗政治参与的价值，而是进入被政治裹挟的人群，向干渴绝望的灵魂传递一个消息：人可以在政治中，却不被政治捆锁；人可以必有一死，却不被死亡所胜；正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从国教”先驱倪柝声说过，人不能“超政治”。某种意义上，人生在世，无往不在政治中。基督徒的“政治”不可能脱离上帝的启示真理（严格来说是《圣经》）而存在；上帝始终在场，而不是如自由主义遐想的“政治为先，上帝靠边”。政教分立并非信徒和教会的“应然”，它是顺应世俗社会形态和世俗政府权柄的“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是一种选择，而是被选择。这其中有上帝奥秘的定意，恐非实证逻辑所及。
对基督徒而言，上帝在万事万物中掌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宪政在此，上帝跪安”。对基督徒，与上帝同在才有真自由；对自由主义者，真自由似乎可以“拍立得”。当然，一些对基督教有好感的非信徒态度较为折衷，认为信仰和政治是灵魂与世俗两套体系，政治/政府不干涉个人信仰，同理，信徒也不该把基于信仰的世界观注入公共生活尤其政治领域。但是对于基督徒，任何体系都没有资格与上帝的权能平起平坐，任何世俗政治哲学都没有资格与启示真理讨价还价。这不是贬抑自由意志，而恰恰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珍而视之。
让我再次言明：1.当一个人试图用智识去驯服上帝，他就成了无神论者。2.基督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衰落，究其原因有二：激进的自义与退缩的自义。所谓退缩，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都很突出，即退居一隅，放弃政治、教育和社会参与，将世界拱手让给世俗思潮；所谓激进，简而言之就是妄图以人的时间表覆盖神的时间表。社会福音宣扬者和变革派自然不认为“激进”构成“自义”（“激进”在此涉及具体神学语境），而热衷于借助基督教文明溢出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等）去做“主体性”抗争。然而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背负先知和祭司的职分，必然需要批判黑暗现实、澄清谬误传递真知，甚至身体力行见证价值观尤其政治立场（例如非暴力不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作为基督的门徒必定以那拯救世人于“死罪”的好消息为马首是瞻，以大使命为默认的天职。在公共论域，作为信仰者尤为不可接受的，是将对所谓社会问题的关注置于无可比拟的高度，高于对人本身的关注，而这，恰是真正的僭越。
基督徒的“政治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性绝不可靠。正如马丁·路德所说：你拥有的一切天赋——智慧、正义感、口才、力量、美、财富——都是地狱暴君（也就是罪孽）的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一切都强迫你服从于恶魔，并巩固和增强了它的统治。
基督徒的“国度”具有地上与天上双重属性和张力。关于超越与临在、已然与未然，对原初“美国精神”具有决定性的清教徒神学对此已阐释得很多。有变革派人士举里根为例作参照，且不说这种类比是否得当，这种对照在方法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就算里根是万人敬仰的伟大总统、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话语和观念也不能等同于圣经的教导。即便是保守主义旗舰人物、自称基要派的小布什，其政治神学也不代表政治正确，何况在教会内部也多有争论，相关问题既重要也复杂，就此点到为止。
我也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现今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即（似无意识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置换为“美利坚福音”，将“天国梦”置换为“美国梦”，自由派受此感染颇深（抑或相互感染？）。政教问题宏大而繁杂，尤其涉及末世论，需要精微而扎实的研究，非我学力所及，更不是像许多自由派人士以为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么简单直白。但似乎国内关于这方面好的、有影响力的专论并不多（恐怕言论压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有质量的对话很少或几乎没有，甚为遗憾。
关于非信徒重视的宗教宽容、信仰多元问题——事实上基督徒同样重视——在讨论中常常被无意混淆，并指向基督教的“排他”。首先必须指出，宗教都是排他的，尤其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但凡成体系的宗教，必定对其体系之外的信仰系统构成排他性。在真理维度，持守一种价值标准，必指向排他性；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既顺服真理，又同时参与对这一真理体系的怀疑或重拾不可知论。终极价值上的“自由”，意味着某种无绝对立场的绝对立场，或许也意味着风能进雨能进，上帝不能进。对于基督徒，既然有合理认信，就必然需要面对与这种“合理性”相斥的“不合理性”，分辨并以源于启示真理的道理妥善应对之，就成为必要。然而应当区别“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排他主义”（exclusionism）。对绝对真理的委身和宣扬，跟爱、包容并不是二元断裂的命题。“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jealous）的神（申命记 4:24）。”基督教的所谓排他性，在于认信的独一性，本质上这与宗教宽容并不冲突：因为爱人，所以包容多态，接受一元认信与这个多元世界的张力，而且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犯罪的倾向），在相当长的历史尺度内保持这种张力是健康的。但是，与此同时，更因为爱人，所以要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弘扬一元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我再次引述卡森（D.A.Carson）的话，这次是完整版：“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解决痛苦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核心开始，必须是出于对福音的深刻的热忱。对我们而言，这既是信仰上的必须，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在信仰上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福音才让人得永生，让人遇见我们的创造主——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十字架、末后审判以及永生，所有的问题都不再如此重要。这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因为我们相信，以圣灵的大能全面地传讲福音，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更彻底地转化人，不仅仅是改变人的态度而已。”
让我借用巴刻（Packer）的表述：“福音确实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它解决问题……是从人类最深层次的问题着手，就是人和他的创造主之间的问题；除非我们明确表明前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后面问题的解决，否则我们就是错误地传递信息，成为上帝的假见证。”
让我再次“陈词”：提防理性主义的信仰话语，一是警惕将圣经视作一种纯哲理或伦理学说（剔除神迹、否定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其次应明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或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上帝论。在某些看似鼓吹信仰实则暗昧游移的立场中，“上帝”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而“自由”“权利”是已然成为偶像的。一切人本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说辞和自由话语，实质都将德性、超越性、自由与其本源切断。现代言论殿堂供奉着虚假的自由与幸福之诺，盛装这许诺的是一个千孔百隙的容器——人性。晓真理而得自由，若离弃了十字架上的救赎，“真理”就只是人类自立为立法者所立的法，不过是肉身成道的普世版，自由和美善终究无处安放。
基督徒的视野覆盖全地，而不是关在教会门内；基督徒的盼望是垂直的，而不是如这世界所喜悦的那般终其一生苟延在地平线上。对基督徒而言，信心（faith）、盼望（hope）并不是某种空洞的能指，它们必须也永远指向耶稣基督并祂的出生、受死、复活、再临。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和社会变革，因为基督信仰虽是个人性的，但却不是个人主义的；我们被分别为圣，却从不自外于共同体的苦难。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愿意因着使人与他的创造主和好而预尝将来被成全的国度，预尝那真正的自由、喜乐、平安。
附录 原文：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
王怡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在新的一年，人们需要新的救赎。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的救赎。
街边的食店、杂铺，老板或伙计站上凳子，更换印着的中国梦年历。食客问，买的还是送的。多半乐呵呵地答，送的。这一举动，并不表明他们对新的一年，怀着盼望。按着哈维尔的分析，这与几十年前，父辈在店门口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如出一辙。人们并非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有助于生意兴隆。但他们十分确定，缺乏这一标语的遮盖，极可能不利于自家生意。
圣诞节那天，湖南高校的一群女生，身着汉服，手举标牌，上面写着，“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这与两个月前，画家集体跪拜名师的一幕，相得益彰。有时候，盼望的确是从否定什么，或抵制什么开始的。那么，在近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潜流中，他们到底在盼望什么呢？座上名师的境界，高过了杂货店老板呢，还是三教九流，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跳船的人，越来越多。是对社会心理一次次的重创。大面积的裸官与老虎，成吨的钞票，和权色交易，所摧毁的并不是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看不见的盼望。金钱和性，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力量。它们提供一种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卑微中拯救出来的，一种身份认知。
在旧时代，很多人只要坐到周徐令苏的位置，这位置本身就足以提供巨大的宗教价值。在位的荣耀，一切衣食住行的特权与待遇，尤其是为他人命运作决定的感觉，已足以使他们获得与众不同的身份认知。权力本身就足以打造一种世俗的救赎。因此，很多古人都会仔细地行使权力，主要不是利用权力谋财谋色，而是利用权力谋取历史上的地位，人群中的荣耀，及影响和决定他人利益的成就感。
回顾1793年的元旦，马嘎尔尼是来华的英国公使，他虽未叩开贸易大门，却趁机观察清末社会，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对古代的士大夫来说，做官确是一种宗教。其中当然包含了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暖的部分，但这种宗教最深远的核心价值，乃是光宗耀祖，和名垂青史。很多人为此目的，宁愿在金钱和情色上克制自己。很多早年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而薄周徐令苏的落马，其中有深意，远超过反腐的形而下议题。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宣称，在今天的中国，做官已不再是一种宗教。金钱和性，已赤裸裸地成为人们获得身份认知的，普遍的和最后的救赎之道。
这意味着，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人们在潜意识里说，狗日的，他们总算实现了人生目的。他们这辈子得到了所盼望的。而我们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最可怜的救赎之道上，都是局外人。
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连同“反腐”，都与“腐败”一样，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盼望中。换言之，谁对这个国家还有更高的盼望？谁对自己的人生，还有超自然的、或形而上的期许呢？如果社会的盼望，与薄周徐令苏等人的盼望；如果高校女生的盼望，与小业主的盼望，都惊人地相似。那么，把这些人抓出来示众，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不过是使人们更加如饥似渴而已。
《圣经》中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新的一年，极有可能的是，每个人仍在否定一些什么，却无法肯定什么。每个人都在忍耐，却不确定忍耐的目的。可见的令人伤感，不可见的依然不可见。
从这个视角看，年初，马航令人心悸的MH370失联事件；年末，《星际穿越》一片，在中国近7亿票房，掀起人人玄思五维空间的现象，这两个非本土的事件或作品，对国人宇宙观的冲击，大过一切社会事件的总和。发生在空中的灾难与救赎，与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将一个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的人生处境，生动而残忍地排列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在新的一年，人们需要新的救赎。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的救赎。
1843年，狄更斯写出他的五个圣诞故事的第一篇，《圣诞颂歌》。评论家说，这一系列圣诞小说，是狄更斯对英国“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民众苦难的回应。他热爱生活，却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这一点，正是圣诞与元旦的区分。元旦，只是一个横向上的时间点，如果你在这个点上，憎恨你所生活的社会，你就不可能同时热爱生活。圣诞，却是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就如《星际穿越》的故事一样，你可以在这个点上，斥责一个糟糕的社会，又同时热爱生活本身。
就横向上的时间点而论，黑格尔宣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按他的说法，儒家传统并没有带来我们对这个国家更高的盼望。年年难过年年过，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没有闯入我们中间，形成历史。
1896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世纪”一词，称这是西人以耶稣纪年指一百年为期。从此，“世纪”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时间性的人类社会的通用描述。1900年后，“世界”一词，亦在文献中取代天下和万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称谓。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从那时开始，闯入我们中间。但迄今为止，我们很难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
按着《星际穿越》的逻辑，对这个国家的更高的盼望，与政治无关，与领袖无关，甚至与制度变革和GDP增长也无关。盼望在于一个纵向的时间点上，爱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出现。真正的，明年复明年，必将一再重复的悲剧是，建筑工若不爱那些住别墅的人，他们修出来的就不是别墅，而是监狱。教师若不爱自己的学生，他们传授的就不是知识，而是犯罪手段。政府若不爱纳税的公民，他们的统治就不是统治，而是奴役。
没有盼望的社会，也没有是非的判断力。憎恨罪人、却不憎恨罪恶本身的人，也不会生出超越的盼望。在新的一年，若没有一个高于中国的梦，中国就最终只是一个梦。
201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