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衡潭

2010年10月27日至11月5日，我有幸在台湾中原大学和台湾神学院等学校与机构参加会议与讲学，收获良多。

2010年10月28日晚，“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台湾中原大学瑞丽堂举行。参加开幕式的有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和欧美学者专家以及中原大学的师生共计60多人。


这个开幕式有几个地方很特别。一是时间很特别。一般开幕式都是白天召开，且多是上午，而他们却偏偏选择了晚上。会议代表共进晚餐，交谈沟通之后，再信步过来开会。二是地点很特别。不是选择学术报告厅，也不是大型教室，而是有着穹顶的庄严教堂——瑞丽堂。用的是教堂的全部设备，包括讲台也是带有十字架图案的周日讲道台。三是程序很特别。正式开幕前，安排了序曲，就是有钢琴伴奏的大提琴独奏，一男一女两位年轻琴师，不知道是学生还是外请的，反正他们演奏的世界名曲具有专业水准，弓弦一起就把人带入了一个柔和曼妙的世界，让的心也一下子安静下来。

开幕式主持人是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曾庆豹教授，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步入晚年的资深教授，没有想到却是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才俊。首先，中原大学钱建嵩副校长致开幕词，他讲到中国科学与西方的差距也许有更深的原因，这就成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题目。接着，美国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李灵主任发言，他强调学界与教会不止要关注教会与政治，也要关心信仰与文化。随后，陈宗清牧师用教会人、社会人、台湾人、中国人、学术人这五个词汇隆重推出了今晚的主题发言人林治平教授。

重头戏当然是林教授的主题演讲：《华人教会视野下现代化的冲击与面对》。他是从E字当头的时代讲起，讲到了E时代给社会与教会所带来的影响与挑战。1976年，华福大会。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第三波》出版，他宣告后工业化时代到来。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代表时代的人，于是，就把电脑以及电脑跟前的大脑空空的人放到了封面。1981年，华福大会，强调关怀文化。指出你不影响世界，世界必然影响你。1986年，第三届华福大会，主张回应时代需要，发挥政治影响，迎接资讯的冲击。一位西方作家对当代社会的形容：一辆奔向不知未来的快速列车。1991年，《权力转移》一书出版。谁掌握资讯，谁掌握世界。1991年华福大会，呼吁要面对后现代冲击。

接着，讲到了E时代的特征和应如何应对。1）资讯爆炸，无孔不入。2）资讯控制，危机四伏。绝对真理何在？一切相对，真理倾毁！人性尊严何在？失落失丧，人不见了！3)社会变迁，快速惊人。对此，他提出了应对之道：以全人理念vs单面相人。1、全人理念的神学思维——前提价值观的建立。错误的前提——正确的推论——狂热的执行——万劫不复的灾难。2、全人理念的落实实施。3、利用资讯科技，形成文化。

他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着福音沙漠化的危机。他说：自杀就是制沙。他讲到种子与田地的关系。没有好的田地，种子撒了白撒。教会的工作不仅在教堂。我们正在写历史！？最后林治平教授在向大家发问：中国人——中国基督徒在哪里？谁是传道人？奉献是牺牲？专业宣教的再思？争一时还是争千秋？所谓争一时就是多植几个堂，多拉几个人入教会；所谓争千秋就是改变文化土壤，创造福音环境。

林治平教授的这场演讲特别是最后的发问真是先知性的话语，对于中国教会不啻于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演讲结束后，我提了一个问题：目前台湾教会在应对时代方面做得怎样？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林教授也承认，尽管他一直在大声疾呼，但教会的回应力度不够；台湾也出了些人才与成果，但还需要继续不断努力。刚刚结束的华人基督教文字事工会议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29日与30日，是密集的正式会议议程。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5点20结束，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用餐时间。午餐，吃的是便当（大陆叫盒饭），而非大陆所习惯的自助餐。这样更省时省力一些。此次会议共有22位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为20分钟，每组发言之后有半小时讨论。论文以实证调查为主，以理论探讨为辅。偏重理论的文章有山东大学赵杰的《从真理的异质到意义的分歧——以孟子与保罗为例分析中国基督徒伦理意识“疏离”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平等观念之成立》、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李灵的《从资政新篇看近代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作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姚西伊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历史关系及初步反思》、曾庆豹的《中国现代性的批判：吴耀宗与“唯物主义的基督教》、中山大学张宪的《期盼未来——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对话的角度观之》、北京大学孙尚扬的《社会重建：赵紫宸的基督教社会哲学之旨趣探析》等；讲述传教士贡献的有上海大学肖清和的《刊书传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编辑与出版活动初探》、暨南大学陈才俊的《新教传教士在华鸦片戒治活动研究》、上海复旦大学高晞的《鸦片的罪恶与真相——晚清在华传教士德贞的反鸦片历程》、南台科技大学陈能治的《劫难与重生——拳变前后的欧柏林在山西》、上海师范大学顾卫民的《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等；挖掘中国教会历史的文章有《匡扶正义，凝结民心，共赴国难——武汉大会战前后的武汉基督教会》、南开大学侯杰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城市现代化——以华人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姜仁圭的《基督教对于容闳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以〈西学东渐记〉为中心》、叶先秦的《中国本土的五旬节主义——以真耶稣教会与耶稣家庭为例》、东海大学王政文的《现代化与基督徒身份的交结：论十九世纪台湾基督徒的自我认同》等；谈论中国教会现状的文章有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的《全球化基督教对中国形象之塑造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的《“教会”与“社会”的双向建构——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化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师宁的《中国社会认识基督教之途径及其思考》和石衡潭的《近三十年大陆基督宗教出版状况及其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晓阳提供了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基督宗教与韩氏家族的变迁》，原来，文章中提到的韩氏家族的主要人物韩立民就是作者的外公。会议上，大家有热烈的讨论。高晞、顾卫民因故未能到会，由他人代为宣读论文。

最后，有陈宗清牧师充满激情的演讲。他肯定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要真正地了解与理解教会，还要看《圣经》是如何来定义教会，这才是关于什么是教会的标准答案，而现实中的所有教会都要以之为蓝本。他鼓励与会者还要多多阅读与研究《圣经》，至少要通读一篇。陈牧师的演讲让大家对教会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层。

主持和参与会议的还有一些资深教授与知名学者，如原台湾大学的查时杰教授、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李信毅教授、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宜涯教授、浸信会神学院吴昶兴教授等。
10月31日上午，与会者参加了长老会台北信友堂的礼拜。礼拜结束后，信友堂主任牧师沈正跟大家座谈，以短片等形式介绍了信友堂的历史与现状。信友堂源自上海，现在有会众2200多人，向外派出了18名宣教士，包括在大陆。在大陆已经植堂并由本地人管理。下午，参观了故宫的《绍兴文艺——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看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传世珍品，包括南宋几代君王的书法绘画以及他们的画像等等。解说员是台北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师，周老师是利用业余时间来为故宫做义工，他对展品相当熟悉，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饱含深情，讲起来如数家珍，十分生动。他说退休之后，就全力为故宫参观者服务。随后，大家还参观了位于信基大厦的召会。这里有召会历史的展览，有照片和文字资料，也有实物，还有拍摄精致的宣传片。他们对网络宣教也非常重视。
晚上，我个人去台湾宣教神学院做关于电影与神学的演讲。11月5日，与会者离台返回。我在中原大学、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台湾神学院又做了几场报告。最后一场是在双连教会7层会议厅。这是台湾神学院神学系2010年秋季班的神学周讲座“教会宣教策略与当代文化、媒体的对话”的最后一场，题目是“电影与神学面面观”。一同来参与对话的有台北东门堂的牧师卢俊义、电影人杨守义，主持人是台湾神学院的庄信德老师。来的人有一百多。我主要讲的是《阿凡达》和《海角七号》。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在场的只有个别人看过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和《一一》，看过侯孝贤《悲情城市》的也不多。

我讲完会，两位老师补充与回应。卢俊义对我讲《阿凡达》还比较赞赏，对我讲《海角七号》就不太客气了。他认为我作为大陆人无法理解此片中的生活及其真正含义。他说：这部片子之所以受欢迎是表现了台湾人的生活与精神。茂伯很土，他的乐器也很土，不能登大雅之堂。以前，很少有他这种人的机会，但他不放弃，没有机会，就自己寻找机会亮相，终于赢得大家的喝彩。这就是台湾人精神。他推荐了几部影片，主要是日本片，而对台湾影片表示了批评。“同样说明处理生命的问题。日本片《送行者》（大陆译为《入殓师》）呈现出日本人对生命所表达的尊重、严谨，而台湾的《父后七日》则是不见看见台湾人对生命的鄙视、践踏，更是对宗教堕落的不屑态度。”他还推荐了《为巴比祈祷》，批评了《艋胛》。杨守义老师主要从技术层面来讲《海角七号》，他指出魏德圣受到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纯粹。他也坦言台湾的电影生态环境很不好，搞电影技术的不能维持生计，只好去开计程车、开小店。

在台湾短短的十天，感受到了台湾人的质朴谦和，礼貌周到，领略到了中原大学的天人物我，全面平衡，这些都似曾相识，却又颇觉新鲜，真的十分美好。当然，他们也有忧愁郁闷，也会时不时地爆发一下，但最后还是复归平和。中原虽小，影响全台；台湾虽小，韵味悠长。不管身居大陆，还是活在台湾，都有神的美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