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就是寻衅滋事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寻衅滋事原来是从流氓罪分解出来的，流氓罪最大的特点就是动机低下、思想颓废、追求无目标、流氓逞强斗狠是对不特定的对象讲的。我们现在很多案件有具体理由、具体事实、具体对象、具体原因，其能不能叫寻衅滋事，没人去研究过。譬如说我就骂人，我就专门骂你村长，三次就够罪了，而且是情节眼中，要是聚众的话，你再带上俩人五年以上。他这个村长确实经证实有矛盾，有特定原因，但是我们现在都按寻衅滋事走了。

张千帆教授（北大）：不能用寻衅滋事来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

法学界对寻衅滋事构成一个“口袋罪”已经是共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可以用这个口袋罪来剥夺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它的后果是导致公权尤其是地方公权的严重滥用。这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倡导的“依法治国”是根本背离的。《刑法》是中央立法机关制订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也是中央的决定，但如果说法律或者中央文件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得不到落实，罪名变成可大可小的“口袋罪”，可以随意被地方官员所利用，怎么可能实现依法治国？那样就很容易沦为一种赤裸裸的人治。

要谨慎适用寻衅滋事罪，首先边界要相对确定。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尤其是这个罪在适用过程当中，不能侵犯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因为国家的公权力作为一架暴力机器，它的目的纯粹是针对严重有害的行为，而不是针对公民的言论。一定把行为和言论、思想、信仰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因为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和言论不会造成直接的危害，更不可能有任何严重危害。

第二，思想和言论的传播一般对社会是有利而不是有害的。言论或者是传播某些信息，或者是传播某种知识，或者是传播某种信仰或者道德观念。这些对社会都是有利的。当然，某些信息可能包含着不完全属实的成分，甚至有一些虚假的成分，但是通常也会包含某些事实，而准确的事实对于我们社会作出理性决定是必不可少的。

贾灵敏案本身涉及的是公民财产，但是最后让她受到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一种言论，因为她纯粹是公民的思想传播。贾灵敏在普法过程中，我们不论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普法效果不论是对于被拆迁的当事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说这个限制言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尤其是不能用这些罪名去随便惩罚公民的言论。

公检法这套机器是一种力量，是国家的大腿胳膊。思想和言论则是国家的脑子。一个国家必要要用脑子去治国，这个国家才能理性。不能用大腿来管理我们的脑子，不能通过大腿和胳膊来代替我们思考，这是一个根本原则。胳膊管脑袋的后果很严重。就在河南，1950-60年“大跃进”期间，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光是信阳就饿死了上百万人。造成饥荒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本不让老百姓说话。哪怕河南的老百姓可以大声喊“饿”，饥荒也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受保护的言论不仅仅是正确的言论，甚至错误的言论也要受到保护。如果说我讲得对受保护，不能讲错一点点；只要讲错一点点，公检法就可以来找我的麻烦。这根本就不是言论自由。当然，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如果说煽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造成很严重的社会秩序紊乱，个人显然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国家惩罚我，不是为了惩罚我的言论，而是要防止我的言论造成所谓“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这种危险是马上就会发生，而且后果非常严重，大家都能看到的现实危害。

我们看到，寻衅滋事罪已经越来越多的用于惩罚公民言论。要正确适用这个罪名，就必须符合若干法律要件。刚才刘老师讲到，“公共场所”的范围需要确定。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造成的后果。不论你在哪个场所传播，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最后的重点要落实在这个上面。

我看寻衅滋事罪有四项，能够适用于我们这个案件的基本上就是第四项：“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起哄、闹事”不是法律用语，“公共场所”确实有一定的弹性，确定起来比较困难，但是最后这个要件一定要把控好，即一定要证明“造成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弹性，但弹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比如说于世文等人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举行公祭，我们对公祭这种行为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说对前国家领导人的某些评价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这种社会危害必须是切实的，而不是我们脑子里面猜想的。他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以后，马上引起了群情激奋和暴动，还只是在以后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造成一些不确定的后果？法律上不能允许这种非常模糊的边界，因为模糊的边界必然会被公权力拿来滥用。因此，必须十分确定它马上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这才能入罪。在我看来于世文这几位的言论显然构不成这些要件，所以对他们目前的起诉和羁押应该说都是非法的，至少是违反宪法35条保护的言论自由。

和他们讲宪法，也许他们不一定听，但是我们的道理一定要讲到位。就是说律师做辩护的时候，不能因为对方可能不接受，我们就不讲。这不行。该讲的道理还是应该讲，但是讲道理的时候，要针对他目前的做法。他有些做法明显没有道理，我们要把这点挑出来。某些规定也许是可以的，比如说寻衅滋事最，甚至比如说“公共场所”能否被扩展到网络空间，我觉得都还是有争论余地的，说不定是可以扩展的，但是一定要指出来：即使用他自己的标准，惩罚言论也是明显不对的，是明显的公权滥用。这些不同层次的推理，我们要给他讲清楚。

在辩护过程中，基本策略就是首先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宪法的原则要跟他讲清楚，可以简要一些。宪法第35条和刑法其实是可以对接的。宪法作为一般的原则，寻衅滋事罪不能适用于任何言论——现场的言论也好，网络的的言论也好，不能适用于任何言论，除非这个言论造成清楚的、现存的、严重的社会危险。这个道理要跟他讲清楚，然后还要去从他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比如说言论的动机本来不应该考虑在内，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动机，所以你还得把于世文等人的言论动机讲清楚——赵是河南的骄傲，河南人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公开祭奠？

案件重点应该落在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造成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上面。到底什么样的混乱才构成“严重混乱”？这个“严重混乱”到底谁来认定？刚才朱律师讲的很好，光是这几个检察官这么认定，但我们大家都不认为严重，他们凭什么有权这么认定。在某种意义上，全国13亿人就是巨大的公民陪审团，我们大家都不认同你，你凭什么说这就是“严重混乱”？一定要让他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把“严重混乱”一条一条列出来.

高承才律师：只有行政处理无效才能刑事处理

第一，我发现现在寻衅滋事追究刑事责任都是这个方法，就是把以前的你所做的事凑在一起最后给你定一个寻衅滋事罪，但这几个行为首先要考虑当时公安机关是不是处理过了，如果你作为行政拘留或者民事行为处罚过了，又发生同类的事情，这个时候才可能升格为刑事犯罪。否则的话，你把几个简单的行政行为一下升格为刑事行为这是违背法理的。

刑事行为、民事行为、行政行为这三个有明确的界限的，只有在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起不到一定的效果的时候，才能动用刑事行为。现在从司法实践上来说，公检法可以任意追究一个人，简单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给你升格为刑事行为，这是极为错误的。贾灵敏、刘地伟、侯帅他们几个的行为也是这样，包括他到看守所门口，后来有人往下跳，这种行为既然当时公安机关已经知道，没有行政处罚，要么行政处罚之后，这个后来发生的事和这些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行为的情况下，怎么升格为寻衅滋事的刑事行为呢？

第二这里面都写到拆迁，首先从实际上来说，政府的拆迁没有合法的，从接触到这么多拆迁的案例看，要想找到政府的拆迁的合法性找不到，首先前提是每个拆迁户签字按手印，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过，无非就是政府的代表冒充老百姓按手印。而且拆迁许多情况下都没有履行应有得合法程序，从这案发原因来说，政府的合法拆迁不存在合法拆迁，你们绝对是暴力拆迁，违法拆迁，甚至是抢劫行为，破坏财产行为的刑事犯罪。对于这几个当事人，我们作为一般公民，我们在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同时专门制订了宪法日，既然我党把宪法提到这么高度的情况下，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应该高举宪法这个旗帜，法无禁止皆自由对老百姓来说，李有哪部法律说老百姓不能去普法，有哪部法律禁止老百姓，说老百姓不能抱团取暖，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候帅、贾灵敏他们这些公民的行为，正是在履行宪法所赋予他们正当的公民权利。其实公检法对他们的制裁，是公检法在违背宪法，在践踏宪法。


江天勇律师：现在的寻衅滋事都用来打击谁了
我们看官方现在到处用寻衅滋事在抓人来判刑，我们在考虑一下，这个寻衅滋事究竟要打击什么。我们说寻衅滋事这个罪名的由来是由过去流氓罪分解而来，不从法律的角度，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能理解的，打击的耍流氓。这个我觉得容易理解，但是你看现在他是在打击耍流氓的吗，他抓的是什么人，我觉得从这一看，无论是律师也好，是专家也好，是普通老百姓也好我觉得容易看清楚，打击的什么人？打击的就是政府不满意的，其实公民倒没有什么不满意，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几个对这些人不满意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原来聚扰也是一个口袋罪，我认为2013年是一个聚扰年，多少聚扰，多少关注公共事务的居民，像许XX这些人以聚扰的名义被抓了，但是辩护律师也提出一个官方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场所？然后发现聚扰帽子扣到一个人头上，他有障碍，他还必须需要一个实体的空间，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来说也是一个麻烦事，于是我们看通过一定的司法解释，2014年就成了一个寻衅年，把网络空间拉进来，我们在屋里面都能聚扰了，在自己家里面都能聚扰了，我们吃个饭、发个图片就能聚扰了。大家在一个包间里面，照个相、写两个字，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发到微博里面我们就聚扰了，大家想想可怕不可怕？而且再联系到前面我说的，第一个到底想打击什么，我们这是在耍流氓吗？他是要打击耍流氓吗，还是打击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第三点我想谈的，起诉书里面说对贾灵敏的指控，从那描述来看，说他到哪个哪个地方去冒充什么、讲什么。贾灵敏作为强拆的受害者，她以她对法律的理解，以她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遭遇、经验教训来告诉别人，依法维权，何错之有？你说他是冒充毛记者、冒充律师，好像冒充记者冒充律师有另外得指控，或者构不成犯罪有治安处罚之类的吧，好像你用的寻衅滋事也不是专门打击冒用冒充的啊!

王振江律师：如果普法现场混乱该怪谁

如果说贾灵敏被定为犯罪的话，她必然有一个犯罪的目的，达到非法的目的或者想达到非法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法律所禁止的。刚才看了案件起诉意见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整个案件材料里面没有合法拆迁的手续，如果没有这种手续的话，这个拆迁就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利来维护自己财产的合法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便是因为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在拆迁现场造成一定的社会混乱，那么这种混乱的结果肯定有双方与，具有归责于哪一方，我认为本案中应该是归责与拆迁一方，正是因为他的违法行为才造成了秩序的混乱。


马连顺律师：他们身上体现着公民精神、士的精神

我是贾灵敏案件刘地伟的辩护人，也是于世文案件于世文的辩护人，我的主要观点，在法律意见书当中已经写过了，我就不说了，我想补充几点是什么？第一个是贾灵敏这个案件，关于他们冒充律师、社科院义工，还有证据问题我讲一下，卷里面的证据分两部分，一个是以村委会干部和拆迁办的这些干部算是一个群体，他们证明是起诉书上说的那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被拆迁的人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官方不是好用这个词嘛，他们没有证明贾老师他们是冒充了律师记者，这是证据方面的。

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官方想整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他在马林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全程的录音，然后又把这个录音打成文字，放在卷里面，作为她的罪证，总共23页。这个23页，说实在我感觉应该是我以后讲课的一个蓝本。她讲第一，拆迁要由哪个部门批准；第二是如何报警，你的房子被强拆的时候你要报警，报警的时候10分钟以内出警，出警要有两个警察，走的时候需要给你办什么手续，然后复议应诉，这样讲的非常规范；再一个防止上街，防止暴力，防止暴力这方面还要包括自焚、自杀，还包括不要杀人。

然后“迎接白老妮”，还有22祭祀事件，我就认为这是在我们接受了60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之后，公民有了一些觉醒，体现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不可能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比如说政府对白老妮上访回来拘留，在北京训诫回来就拘留，但是我们就认为这个这个暴力是非法的，是限制公民的自由，因此他们就打出了“上访无罪拘留光荣”。实际上他们之间的逻辑，大家可以看出来，上访本身无罪，因为上访而被拘留那是光荣的。这种行为体现了一种自由思想，独立人格，非常可敬。

再一个，公祭赵、胡也体现这个精神。从心理上来讲，于世文和陈卫都是这个事件的受害人，一生没有了文凭，住了一年多的监狱，然后就业我们体制内接受不了，到社会上其他的人也不解，不能够融入，所以这种情况下，个人也很悲惨，再一个死的伙伴，都是指名道姓，能够叫得出来的，因此对胡赵他们是有一种怀念的情结。胡当时说过“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带子、不戴帽子”，确实非常的英明，赵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师，是一个前行者，又是我们河南老乡，对这些人的打压，我感觉就是世人精神的打压，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士的精神“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种精神的打压，因此我们要支持，要尽量给他们辩白，这也是我的态度！


张雪忠律师：将言论算作寻衅滋事违背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原则

网络是不是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公共场所，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的，把公共场所扩张到网络中，完全超出了刑法第293条文义，可能可以看到刑法第293条前面列举了三种寻衅滋事，他所谓的犯罪行为，必须都是在三维的物理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的，那么对第四条的兜底条款中的公共场所也应该做同样的解释，否则这两个词语意义就不一致了，不能在同一条中。

另外很重要一点，一个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发表观点，他并不引起物理事件，现实事件的秩序的变化，他只是影响观念，他只是提供信息，以数据方式储存的信息，只会改变人们的观念，所以根本不会引起这个现实世界，不存在寻衅滋事事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问题，但是我完全承认，哪怕是网上言论也有可能，直接改变人们观念的方式间接危害现实生活中的秩序有可能。一个人散布谣言说郑州的机场放了很多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他改变人们的认知，认为那里有炸弹，就会惊慌无措逃跑。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散发恐怖的信息，这个刑法已经规定的在291条规定的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没有这些后果的言论也可以当作寻衅滋事的话，这完全违背了刑法。我散布恐怖信息这么严重的行为，是五年以下，我拜祭一下亡故者，发到网上去祭奠也是这么判，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也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


伍雷律师：法律共同体的认知为何会割裂
我是坚定的认为他们是完全无罪的，如果说我们承认有法律共同体的话，首先是在刑法的社会危害性上，大家有共同的认知，绝对不会出现如此大的认知冲突，只有公安和检查院的人这么准确无误地执行刑法，说那些人构成了寻衅滋事罪，而我们这些法律教授、这么多普通民众说他们是好人，是优秀的公民。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一定是这个社会本身在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我最怀疑的是公安和检查院出了问题。

第二，我在看案子的时候，突然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公民的财产权和自己的人身自由权联系得是那么密切。贾灵敏、刘地伟他们是拆迁的受害者，然后又涉及到表达自由，如果他们表达自由的权利不被剥夺，那他们财产也能受到保护。

最后还有一点，为什么河南最近突然成为国内的热点，一定是出现了一个河南现象，因为人口众多，发展迫切，地方政府心情很急切，因此出现了很多矛盾，我预计在将来的一段时期，河南有可能成为我们法治的一个弱点，这就是说从司法转化为一个政治问题。

朱孝顶律师：只有了解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才懂得贾灵敏、于世文等人的伟大

贾灵敏老师为什么得到全国学者、律师和公民的支持？这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为一个平民组建的最大的律师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全国来自9个省份、50多个地级市近千万位各种拆迁户的声援和支持。

第二点现在郑州的拆迁形势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分上。我亲自走访了一些地方，一个老警察因为拆迁被泼粪，被家里扔死猫死耗子，轮胎被扎，头被拍砖，住院住了102天，案子从9月15号到现在没有破。另外还有人半夜里跑到拆迁户家里，往女孩身上、被窝里泼粪，这是真实发生的。在就以寺坡拆迁片区为例，发生的2000起刑事控告案件，没有一起立案，我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七八百人完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统一带着白手套，光天化日之下把这18户人全部摧毁，家里面所有东西全部砸进去，见人就打。

你只有这些知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你才会知道贾灵敏她到每一个地方普法所做工作的伟大，她在平度在陈保亭（音）家里面住了将近两个月，他帮助平度的老百姓怎么样依法的控告，依法维权。今天这些平度的老百姓，开着车从平度赶到了我们郑州来声援贾灵敏。

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要分开几个概念，一个是拆迁，另外就是依法拆迁，现在的郑州的拆迁，所有的城中村拆迁，在法律上可能都存在重大的问题，集体土地，没有经过征收直接进行商品房的开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缺乏正常的手续，有的地区有了征收决定，但是诉讼还没有完，一审还没有结束，直接找不明身份人员，把房子全部推到，财物砸进去，这些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案件进入到实体的，将这些犯罪分子绳之于法。

现在老百姓对法律仅存的一些希望，就是在贾灵敏案件的公正审判上。如果说贾灵敏这些人完全义务的普法，帮助这些受苦受难拆迁户被定为有罪，可以说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