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生


顾如，民间墨者、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


南方在野，“新墨家思想学派网”主编、“墨家兼爱论坛”创办人


访谈：曹璇，“当代新儒家谱系”创作人，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生


李杨洋，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主席


整理：姚梦莹，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


地点：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


(以下内容系经受访者审阅)


顾如：最近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越左越安全”：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原载2015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原题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文章里面提到，体制内人的生存之道，是“越左越安全”。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这样最安全。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而体制外的人，博取民间道义资源的手法，则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之路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之所以我提到这个文章，就是要大家对照下曹林的说法，客观审视下现在大陆新儒家谱系内诸派别中，所谓提倡搞儒教的蒋庆先生、提倡儒家宪政的秋风先生、“被称为”国家主义者的白彤东先生、自诩为儒家“左”派的曾亦先生等等这些先生们的理论，是不是各自地“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是不是早就偏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墨子》说，“端，是无同者也”，极端情形遵循的规则是不能普遍适用的。大陆儒家的政治言说事事走极端，与墨家精神不符——参考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中讲的，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类人，国家主义者和左派能够无缝对接，纳粹党员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瞬间互换、转化。


南方在野：我看偏离大了，也偏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今日号称“儒生”者多矣，有几人诚心而求“正道”?又有几人心敬而顺“定理”?真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当初尧舜禹禅让，谆谆嘱咐代代相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失去敬诚，向道之心不再，还有什么“道统”?岂非“干禄”之统。“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只是表象而已。


曹璇：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他们提出来的国家哲学和政治言说来看，似乎一直强调大陆新儒家的路数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黄蕉风：何为普世?何为价值?这个是曾亦先生近作的书名，我借过来用。大陆新儒家有何资源能够谈普世价值?当政治儒学失去了自己固有的道统的坚守，而随附时代潮流去拼贴所谓“中国特色”、“文化本位”、“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时候，它早就失去了自己应该有的价值。在儒家后面加上“宪政”变成“儒家宪政”(仿佛是右派言说)，在儒家后面加上“马列毛邓”搞成“儒家左派”(仿佛是左派言说)，这叫什么儒学?这叫做“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顾如：孙中山先生最后还是把三民主义的道统归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那里，仍然有些水土不服，三民主义扎根到孔孟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是自然之事。顾如不是说不应该这么做。而是说这么做有儒家理想做为底层因素。孔子等人起于革命，儒学的内里就是革命的。遇到了适合的环境自然会生长起来。然后到了蒋中正那里，又进入了秦汉儒家的轨道。从革命者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极端保守派。


请回忆汉朝的情形，在独尊儒术行秦汉儒家之后，就是王莽新政。实行孔孟的原初理想。历史惊人地相似，毛泽东再次实现了那个理想，在当时确实是顺应人心的事情，这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到了台湾，不也要搞土地改革吗。中国人内心的期望就是那个样子——打土豪、分田地，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孔孟那里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然而实践的结果就是迅速腐败，与前面任何一个儒家王朝同路径。毛泽东虽然批孔，却仍然意识不到平均主义、搞国营、大包干、利用政权力量去实现高尚理想等，这些东西恰恰是孔孟的思想，是用孔孟原初理想去反对经过实践的、官僚层结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期儒家结构——这才是毛泽东反孔的本质。曾亦先生和很多大陆新儒家搞公羊学的，热衷谈“通三统”，把邓小平比作“改革家”(是公羊谱系中的改革)。事实却相反，邓小平乃是废除儒家式的国家管控经济的理想，改革开放恰是对“内胶外闭”儒家理想的最大打击。


黄蕉风：顾如兄想讲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恰是反儒家的，对吧。


顾如：呵呵，你懂的。


南方在野：曾亦先生、蒋庆先生这些治公羊学的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孙中山都归入他们的“道统”里面，其实表现了他们自己思想的彷徨和深刻的矛盾。曾亦先生在他的著作《共和与君主》那本书中主张回到康有为，提倡君主制，这其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不能同意的。将孙中山归入儒家道统，也更是康有为所不能同意的。最近《新民晚报》有一则消息，上海朵云轩公布了一批康有为与保皇会文献，曝光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1905年秋，康有为密谋刺杀孙中山，并言：“最我财力，必除之”。康有为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公车上书的那个康有为是开眼看世界的康有为，而参与张勋复辟的那个康有为则是僵化保皇，做春秋大梦的康有为。孙中山也有两个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是赞同普世价值，宣扬自由民主博爱，致力于共和革命的孙中山;而晚年的孙中山，则是推崇布尔什维克革命、心仪马列主义政党模式、党主制、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如果说曾亦先生将康有为与孙中山都归入儒家传统，那么必然有一个问题：你要的是哪一个康有为?又要的是哪一个孙中山?如果取戊戌变法的康有为，与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那么这个道统显然不在大陆，而在台湾。曾先生显然对台湾融入普世价值大为不满。如果取张勋复辟的那个康有为，与联俄联共的孙中山，那么这个道统显然也不在大陆，好像朝鲜更加合适。曾先生未曾明言他是不是赞成朝鲜。但其公然鼓吹复辟君主制，这是不合乎中国现代实际的。曾先生宣明自己是儒家中的左派，又说，“当初民主和自由跑到中国来时，康有为和孙中山就对两者有不同的取舍，即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于是，我然不住想问一句：曾亦先生是不是希望中国搞出一个朝鲜式的“民主国”?至于曾先生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做成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也真是......


曹璇：政治不正确?


南方在野：没错，是十分的“政治不正确”。“表错情”的一厢情愿罢了。


顾如：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落地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人间天国理想的具象化、实践化。现在大陆新儒家和刘小枫、甘阳等国家主义者聚在一起搞“新康有为主义”，让人不能不忧虑文化大革命的卷土重来。


黄蕉风：这个说法过了，我看过“新康有为主义”关于当下地域政治的论断，以及“新夷夏”关系、“三个世界”的划分，有些还是颇具洞见的。


顾如：呵呵，实际上儒家是一个没有自省能力的学派，被先秦墨家称为“内胶外闭”。因为他们抱定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试图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如此高尚的理想和儒学中的信念伦理色彩，使得儒家学者们没有吸收能力，他们面对时代的变化，从来无法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唯一能做的，只是自觉和不自觉的“托X言X”(托墨言儒、托道言儒)，类似秋风先生等人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处理。即便到了当代的大陆新儒家，仍然依从这种路径依赖，只吸取实际上是符合他们内心想法的东西——一直是“儒本X用”，不能真正改变。清末儒家学者发起的变法运动，口号有“大同”，儒家的华夷之辩学说，恰恰使得清政府的变法无法实现，满人且遭到了蒋庆先生们津津乐道的儒家“春秋大复仇”的学说实践——说句不好听，根据这个历史事实，任何在位的执政者，都不敢用奉行“公羊学”的儒家，人家躲你到来不及，哪里敢用你?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五四先贤满嘴反儒，又何尝不是些儒家意识的底子呢?他们的反儒，只是在反儒术，内心还是向往一个大同社会。不过，历史毕竟还是继续向着非儒的方向迈进。从汉朝儒家学者反思先秦儒家开始，步子虽然小，一直都向着非儒的方向迈进。到了五四时期，终于使非儒成为共识。只是人们在儒家意识环境中浸淫了2200年，无法脱身耳。有一个有趣的比较，同样派遣留学生，日本人主要到英美学习，中国人选择的是欧陆法德。前者是消极自由的代表，后者是积极自由的代表。原因很简单，后者更契合中国学人们内心的儒家意识。当今大陆儒生声称：“必须依靠政权”。这个说法极其荒唐，恰说明他们对自己学派的独立生存能力自信不足——《墨经》讲的好：「倚者不可正也」。在西方，像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反思法国大革命等群众运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责任伦理不要信念伦理，要经验传统不要人间天国，要充分交流不要封闭保守，而大陆新儒家的反思结果恰恰与此相反。


黄蕉风：这个我倒是要替新儒家辩护一下。顾如这个说法，很容易让别人以为是个“饭碗”问题。依靠不依靠政权，有当代儒学自身的逻辑发展在里面，因应在港台、在大陆的不同情况，自生出来的一套话语体系。政治儒学强调公羊，只是公羊学里面讲到制度层面、创制立法的内容比较多而已。不能简单把大陆治公羊学的拿来和政治儒学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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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三个不自信”


曹璇：李明辉先生之前接受澎湃新闻的访谈，谈到台湾社会中比较好地保留了儒家传统，儒家的理想已经在香港和台湾完成了实践，对此你们怎么看?


南方在野：我个人的看法，这充分说明宪政体制建立之后，可以充分包容儒家等传统文化，宪政体制的建立不是传统文化的世界末日，反而可以为传统文化的新生提供肥沃的土地。正像李明辉先生所言，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只有民主政治才能畅通其生命，实现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不光是在台湾得到体现，在日本韩国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今天，在继承文化传统方面，台湾、日本、韩国远胜大陆，这充分说明宪政体制可以包容传统。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系统必定促进宪政民主呢”?


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两千年儒家中国，无法开宪政之花，不能结宪政之果，这才是历史的事实。李明辉先生谈到，曾经在台湾，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相互拆台，互相扯后腿。李先生认为互相拆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一样”、“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没有这样极端地反传统”。我认为这不是原因的全部。如果跳出儒家这个圈子，恐怕我们不得不说：政治化的儒家对宪政体制的形成的确是强大的阻碍。当代新墨家不会因为同港台新儒家在对待大陆政治儒学的态度上有相近之处，就全盘认同他们的说法。在我看来，说香港和台湾已经完成了儒家理想的社会实践，仍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自我满足的幻象。


曹璇：哦，那您认为，儒家传统究竟是在中国推展民主政治的阻力还是助力?


南方在野：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传统，为何要强调传统。西哲哈耶克是非常强调传统的。他认为传统历经沧桑，是千年修正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先应该尊重传统。哈耶克强调尊重传统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不同于法律那样具有刚性，实在有新变化的必要的话，创新者冲破传统比突破法律，代价会少一些。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更强调传统应该接受不断质疑，不断接受反对意见，在交锋中“传”下去。不接受质疑必定造成封闭社会，接受质疑才能造成开放社会。这些看法与先秦墨家的看法是吻合的。墨子曾提出著名的“三表法”，第一表尊重传统，看看世界上有没有先例;第二表尊重民意，看看社情民意是怎么样的;第三表尊重实践，用观其利，随时接受实践的证伪。三表法就是历史的、经验的、社会的、实用的。三表法具体实践就必然是开放的，时代的和创新的。墨子三表法，比蒋庆先生的天道、历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要破除凡是论和绝不论，墨家的三表法在当今中国依旧有指导意义，至今并没有被充分实践。你看哈耶克、波普尔说那么多，墨子一个三表法搞定。墨家三表法是我们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强调的是开放的传统，而不是封闭的传统;强调的是一点一滴的温和改良的传统，而不是动辄革命用暴力推翻一切的传统;强调的是执政者顺应自然遵从无为的进化，以此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而不是认为自己能够天人合一设计出一套乌托邦，然后万民都必须遵从。传统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历经历史千年的证伪与修正，一旦不再允许证伪与质疑，那么他就走到了尽头。再来说儒家，儒家人士应该反思：你们的这个传统到底是开眼看世界的传统，还是闭目塞耳做春秋大梦的传统?据我个人有限的观察，港台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强调的是前一种传统。而大陆新儒家的蒋庆、康晓光等先生，强调的是后一种传统。港台新儒家懂得反省政治儒家的不足，返身而诚，开出心性儒学，所以人才辈出。


反观大陆新儒家彷佛在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专攻政治儒家这种近妖之术，所以满纸荒唐言。面对大陆新儒家的歧路，港台新儒家及时批评，这对儒家本身本是好事，可惜忠言逆耳，大陆新儒家未必听得进。这再一次证明：儒家只有在良性体制下才能畅通其生命，实现其内在要求。


曹璇：在南方先生看来，儒家思想究竟欠缺什么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民主政治?


南方在野：这一切都源于致命的自负。什么叫致命的自负?以蒋庆为例。他说：“儒家讲圣人与天地合德，讲天人合一，是从圣人境界与圣人圣格上来讲的，故圣人与天的关系是浑然一体而不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圣人就是天的人格化体现，亦就是浑全的天本身。圣人与天之间不会有‘分殊’的关系，天直接贯通到圣人生命中，形成圣人与天合一的神圣生命”。这是他所理解的“心性儒学”之天，充满了“天人合一”的狂妄，完全没有对天的敬畏。当然，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心性儒学”所理解的“平面性分殊”的天，问题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因为毕竟人人可为尧舜。严重的是，蒋庆认为：“政治儒学”所理解的天是“等差性分殊”的天。这也就意味着，蒋庆从根本上否认了在上天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他设计出一个所谓的“儒教议会三院制”：通儒院代表天道，国体院代表历史，庶民院代表民意。这是一个等级分明的议会三院结构，即通儒院具有优先性，其议会中的地位高于国体院与庶民院，具体表现是通儒院拥有对其他两院提案的“积极延宕否决权”，而其它两院则无此权。也就是说，三院的关系不仅有横向差异的不同，也有上下等级的区别。他涉及这样的制度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按照他自己的话，那就是“限制人民权力”：让“人民”在政治上回到其应该回到的“民者瞑也”的“治于人”的位置。他设计这个东西的理由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讲：在中国，民主政治没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根，因而在政治上不具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通儒院”和“国体院”限制人民权力不需要“人民”赞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政治儒学”必须反对现代民主政治，而不管这种现代民主政治是以什么样的民主意识形态相标榜的政治——蒋庆先生说，他这是“还吾儒之本来面目也”。


曹璇：何为“吾儒的本来面目”?


南方在野：所谓本来面目，就是独尊儒术，认为他自己所追随的儒教与儒学，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蒋庆说：“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建中，只有儒家思想具有正统性的主导价值，即‘王官学价值’，其它思想、主义、学说则只具有工具性的辅助价值，即‘百家言价值’。”所谓本来面目，就是自以为天人合一的狂妄，认为他所认同的“儒教的道德教訓不是世俗的理性倫理規範，而是具有超越神聖價值的天道天理，人們必須接受而使自己世俗的生活神聖化。”——这其中的狂妄，怎一个荒唐可以表达。


这种致命的自负又何止是蒋庆一人?曾亦先生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时，就说：“我最初举办读书会时，就约束大家不要讨论思想，而以文本的阅读和诠释为主。因为思想上的争论，最后往往会落入无谓的意气之争，乃至导致团体的瓦解”。其中的意味，无需我明言，请大家仔细体会。曾亦先生又毫无隐晦地说：“因为肯定儒家作为一种治国之道，其实和汉武帝当年‘独尊儒术’性质是一样的”，“儒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治国之道，开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我认为，儒家不能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还要主动寻求官方的支持。”“中国的道统，你最后只能追到孔孟那里”。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独尊儒术”的心态。面对这种政治儒家的猛然势大，我不明白为何大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保持沉默。儒家作为中国原生态的学术，仅仅是诸子百家之一而已。是谁给了他们这种“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狂傲?又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断然代表中国的“正统”“道统”?中国的道统，凭什么“只能最后追到孔孟那里”?而不能是追到老子，墨子那里?“明心见性”是怎样的艰难!他们已经被“儒家”两个字蒙蔽心智，既没有看到政治儒家自身的不足，也没有看到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的价值所在。更不要说开眼看世界了。


曹璇：那你认为政治儒家自身到底有哪些不足?


南方在野：我只举个例子：曾亦先生说“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 、“中国自古就非常自由”“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都是因为曾亦先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中国人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离不开杨朱与墨翟。杨朱与墨翟，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墨子稍早提出“兼爱”，杨子在后提出“为我”。出于门户之见，孟子大骂杨朱与墨翟皆是“禽兽”，然而，杨子和墨子都是中国原生态的自由派。如果不能理解杨子和墨子，中国人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曹璇：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能够提供哪些价值支撑?


南方在野：太多了。杨朱和墨翟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是孟子的介绍，语出《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杨子奉行“为我”，是个一毛不拔的种，拔根汗毛就对天下有利，他也不干。墨子提倡“兼爱”，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哪怕从头到脚都受伤，只要对天下有利，也愿干。


一毛不拔与大公无私，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孟子的介绍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这两个人都是走极端。杨子“为我”，他的学说主张极端自私，对公共事务没有一点点的关心;而墨子“兼爱”，他的学说主张极端无私，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位置。


那么真实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评价一个人，光听反对派的介绍，是有失公正的。两千年来人们评价扬子和墨子，皆从杨墨的反对派孟子哪里听一面之词，对扬子和墨子进行缺席审判，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还是让我们来看杨子和墨子本人的话吧：


道家文献《列子•杨朱》记载了杨子的原话：“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大意：“古时的人，要他损伤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去让天下受益，他不会给予;要他穷尽天下来奉养自己一个人，他也不会拿取。如果人人都不损伤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取利天下，,那么天下就大治了!”)


墨家文献《墨子-大取》也记录了墨子的原话：“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大意：“如果损害一个人能保存天下，也不可损害一个人以利天下;如果损害自己能保存天下，就可以损害自己以利天下。”“害之中取小，但强求他人去行义，就并非是行义了。”)


大家请注意，这才是真实的全面的杨子和墨子。杨子“为我”，虽然一毛不拔，但他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穷尽天下来奉养自己一个人，他也不会拿取。 墨子“兼爱”，虽然摩顶放踵，但他说“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 损害一个人能保存天下，也不可损害一个人以利天下。这才是真实的杨墨之道，是被儒家孟子所屏蔽的。


先来看杨朱的学说。杨朱之学被孟子简单的说成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后世儒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受孟子影响，也批评杨朱极端地自私自利，杨朱之学为世人所不齿，几无立足之地，秦汉时便销声匿迹。从儒家对杨朱之学的攻击，可以看出儒家对个人权利是何等的漠视，也可以看出儒家主流对个体意识是如何的缺乏理解。“一毛不拔”的背后，是杨朱对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调宣言，这在儒家中国漫漫两千年是个稀缺品，从而导致了中国传统中个人权利和主体意识的缺位。儒门攻击杨朱是极端利己主义，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歪曲，实际上，杨子的为我主义主张“不予天下”“不取天下”，不是我的，给我我也不要，是我的，你要我也不给，不仅尊重自己的私有权利，而且还尊重他人的私有权利，这简直是中国最古典的人权宣言，是自由思想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述。扬子的学说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反对强权独占，反对社会集体对个人合理利益的侵犯和强制霸道，杨子又说：“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 (《列子•杨朱》)杨子的“天下为公”基于尊重个体的前提，他认为一切外在的道德规范，皆不可侵害个人合理的自由。杨朱所主张的政府只能是象征式的小政府，因为杨朱反对社会对个人权利的过份约束。


孟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这可能给人一种误导，造成一个刻板印象“墨子是不近人情的”。儒门后生将兼爱学说歪曲成消磨主体的强制，说墨子兼爱是强人所难毫无商量的霸道，无不是受到孟子描述法的影响。然而墨子说：“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求为义，非为义也。”这是墨子“兼爱”非常重要的特征，也就是兼爱的非强制性，兼爱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具有志愿性，是可选择项。这是非常重要的，抽离了这一点，兼爱也就不是兼爱，就变成了“以理杀人”，墨家也就不是墨家，就变成了“大公无私”的马列党。那么，到底什么是兼爱?墨子说“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墨子-法仪》)墨子的这个兼爱与西方人后来所说的平等博爱实在没有什么差别。“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天志上》)兼爱落实到行动上，也就鼓励相互兼容和相互友爱。兼爱是自由的沃土，非攻的行为方式就源自兼爱的自由哲学。墨子以天志兼爱的学说鼓励非命，包容“为我”的奋斗，又以非攻划出“为我”的边界。兼爱说了千千万，落实到最后，是一个非攻，非攻不仅仅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广泛包括“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贵不傲贱”,“诈不欺愚”。非攻，既意味着捍卫自己的领地，也意味着尊重他人的领地。确保神圣的合法私人领域不容丝毫侵犯，自由就有了依托。非攻不仅很接近于近代群己权界的观念,而且与以赛亚•伯林、哈耶克所谓“消极自由”遥相呼应。墨子的兼爱学说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尚贤》《尚同》《法仪》。所谓《尚贤》，乃是启动贤的竞赛“皆竞为义”打破政治垄断：“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 “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所谓《尚同》，乃是崇尚“合同”求取共识：“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说的是民选天子政长，画分万国。“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义，不可用自己的正义统一江湖，而必须在“十人十义”的基础上归纳民意“总天下之义”，自下而上求取共识，然后以共识为律，自上而下遵循共识执行共识，这叫“上同而不下比”，“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以非之。”这里面的“是”和“非”皆依共识而行事。所谓《法仪》，乃是崇尚法治，依法治国：“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莫若法天”“以天之为法仪” 。《墨子》从尚贤到尚同再到法仪，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有多种形态,其本质特征是主张以立宪政治保障个人自由，墨子学术是符合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


顾如：曾亦说儒学如果不借助官方的推动，自然会变成“被压迫的儒家”。但他没有回答，儒学如果借助官方推动而成为政教一体，会不会变成“压迫人的儒家”。这充分说明了大陆新儒家在政治言说和介入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暴露了自身资源的匮乏，也是他们在道路、理论、制度上的三个不自信。


简介：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当代新儒家艺术谱系”的系列访谈计划。本计划邀请三位在民间有广泛影响力的墨者参与对谈，以聚焦思想界的新思想学派——当代新墨家的学术动态和思想主张，并其对大陆新儒家、读经运动、墨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立场”。


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乃由中港两地青年学者创立的，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港台新儒家思想的青年学术社团。协会主办的“当代新儒家谱系”艺术展于2014年9月13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由青年艺术家曹璇创作完成，艺术再现了熊十力、马一浮、钱穆、梁漱溟、冯友兰、杜维明、余英时等海内外儒学大家的风采。“当代新儒家谱系”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诸多媒体所报道。


黄蕉风先生是在香港从事“耶墨对话”跨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现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的博士生，亦是最早提出“墨家基督徒”概念的跨界神学人。顾如先生是中国民间最早标举“墨者”身份的民间学者，其提出《先秦墨家宪政纲要》即“墨家宪政”，与秋风的“儒家宪政”同为中国原典政治言说传统的新范式。南方在野先生是民间墨学推广第一人，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的主编和“墨家兼爱论坛”的创始人。“新儒家谱系”计划继艺术性活化港台新儒家诸贤之后，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新墨家群体，以期通过采访学院和民间的三位新墨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使得官方、知识界、民间重新重视墨学这门中绝千年的绝学，及当代新墨家独特的政治哲学表述。


(背景材料：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弟子的李明辉先生，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先生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也集体撰文回应，抛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这其中可能各有学术路径不同、方法论范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等问题。为此，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特邀请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三位新墨家学人，就双方论战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访谈，以为学术界提供来自墨家的另一个全新视角，以拓展同样问题的“墨学之维”。)


本文为《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列之四——《越左越安全、越右越正义——大陆新儒家偏离中庸之道》，由黄蕉风先生授权刊登。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3373145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