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少山 (历史学博士，大学助理教授)

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係，或是教会与政治之间的关係，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中，向来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係。笔者自幼所成长的极端保守基督宗教环境之中，对于政教关係的教导，向来是引用新约‧路加福音20章25节：「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作为绝对的价值观。属灵前辈透过对这段经文的诠释，主张教会应该自外于政治之外。因此，对于在如此教导中成长的笔者而言，「长老教会」这四个字，长期以来除了直接等同于「涉政治（台语）」的教派以外；也可以说就等同于信仰不纯正，未谨守「圣经教训」，不敬虔的一群人。



这样极端的看法，在笔者开始有机会接触长老教会的信徒，投入基督宗教历史的研究后，受到很大的挑战。教会是否有可能自外于政治之外，或是政教之间的界线究竟在何处？直到现在笔者仍然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近年来，笔者加入了长老教会，除了认同这样的信仰外，也希望透过自身的实践过程，结合长老教会政教关係的历史发展，去思考上述的问题。



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长老教会的政教关係也不是一直维持同样的状态。统治政权的更迭与变化，更多时候是政教关係转变的重要因素。今年（2015）正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週年，笔者愿藉此机会，以回顾历史的方式，供读者思考我教会政教关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晚清的政教关係（1865–1895）



1858年，清帝国与俄罗斯、美国、英国及法国陆续签订天津条约，开台湾府城与澹水为通商口岸，嗣后更以打狗与鸡笼为前述二口岸之副口；同时通过上述条约，声明基督宗教可以自由在各口岸宣教。自此，西方人可以合法地来台湾经商，教会也可以合法地进行宣教工作。距离前一次基督宗教在台湾结束发展的1662年，已经将近200年了。



1860年，英格兰长老教会驻厦门宣教师杜嘉德牧师等人来台湾访问后，建议以医疗宣教的方式开启台湾宣教。因此在1865年，马雅各医师受派来台湾，在府城开设医馆行医并宣教，成为继1859年的天主教道明会之后，第二个来台湾宣教的教派。1871年底，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偕叡理牧师抵达台湾，次年在英格兰长老教会李庥牧师、德马太医师的陪同下访问台湾北部，并选定沪尾为其宣教地点。自此开启我长老教会在南北二路分进合击的发展。



然而，因着列强与清帝国往来初期的诸多问题，引发了各种的冲突。这许多军事、贸易与宗教冲突的背后，其实仍是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与不理解所造成，而宣教士们便是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宣教。一如清帝国各地，各类问题引发的教桉层出不穷，而地方官府或因着尚未理解，或宥于民间强大的反教势力，不依照条约的规定执行。在条约徒具虚文的情况下，教会或选择隐忍，撤离当地，以「时候未到」自我解释；或选择敦请领事出面，捍卫自身的权益。初期的政教关係，明显地充满了敌意。



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为契机，政教关係稍有变化。清帝国体认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一面充实并提高台湾的政治架构，一面积极地开发台湾，意图达到全面而有效的统治。来台官员层级提高，同时对西方文化与技术抱有较正面的态度；使教会虽然仍处于敌意环伺之中，却能得到比较友善的对待。自此，教会遇冲突不必隐忍，可直接与高层官员沟通以解决问题（比方清法战争后偕牧师直接找刘铭传要求赔偿教会的损失）。此时的政教关係较前期和缓许多。



※日本时代的政教关係（1895–1945）



1895年，甲午战争中落败的清帝国在马关条约中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帝国作为东亚中最先西化之国，自然对西方文化与基督宗教抱持较正向的态度。同时在政权交替之际，澎湖的林学恭传道师被迫为日军嚮导，巴克礼与宋忠坚牧师受请託去迎日军入台南，也为之后的政教关係奠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在日本时代前期，政教之间一直维持着和平良好的关係。



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渐渐享受到近代化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作为殖民帝国的日本，各种殖民的恶劣手段也照常加诸殖民地台湾。享受着和缓政教关係，教势不断增长的长老教会，在逐渐迈向自立、自传、自养的同时，却也不曾意识到殖民主义的邪恶本质，也因此没有对殖民政权造成的各种社会不平等与经济的剥削，提出应有的批判。



1930年代，军国主义快速兴起，日本急速地右翼化；1937年起，配合日本国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殖民地台湾与朝鲜也展开了「皇民化运动」。政府所高举的国家至上、天皇崇拜的政策，与基督宗教信仰有极大的互斥。加以日本逐渐敌视英、美等国，使长老教会与政府间的对立日渐明显，以教会学校为主要的场域，为了教学语言、神社参拜与基督教信仰传佈等问题产生冲突。



日本本土大部份教派因为文化上的认同，很快地接受了政府的论述。使得殖民地台湾与朝鲜的各教派在抵抗各种法西斯式的国家精神灌输时，必须面对来自政府的质疑；亦及，如是抵制究竟是出于信仰，或是出于民族意识？最终我长老教会选择妥协，当1940年英、加宣教士全面撤离台湾后，教会逐渐被收编入「日本基督教台湾教团」之中。虽然教会如此屈从，但也未能减缓政教之间的冲突，因着教会被视为英、美之友，在大战末期，政府依然对教会充满敌意。



※战后至今的政教关係（1945–）



1945年日本投降，中华民国政府依据同盟国先前的共识，代表同盟国接收台湾，自此展开了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阶段。甫自极端紧张的政教关係下脱离的长老教会，除了收回所属教产，并趁便接收部份日本人教会以外，仍在回复气力的阶段。虽然表达出了对新政权的期待，不料1947年随即发生了228事件，我长老教会信徒中多人遇害或受牵连，但我教会最后却选择了噤声，直到1990年代前后，才正式作出回应，并为过去的不作为道歉。



战后的政教关係便在如此诡谲的情势下展开。在英、美、加等国的宣教士协助之下，与1949年撤退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维持了良好的关係。我长老教会一方面在政府同意下，展开原住民宣教事工；一方面配合美援，协助救济物资的发放。倍加运动的开展，教势的推展至1965年以设教百週年为企机举行的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大典达到高峰。



但也就以1965年为分水岭，政教关係开始恶化。有一说是反共主义高张所致，另一说则以教势过盛引起政府侧目。不论如何，最后我教会于1972年退出普世教协这一「亲共组织」。



与此同时，因着台湾在外交关係上的节节败退，国内政治的不合理现象，中华民国教会合作委员会原拟共同发表对国是的共同宣言。但大部份教派或因草稿内容激进，或受政府关切而未签署，最后由我教会修改后于1971年发表，即「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



此宣言和1975年因为罗马字圣经遭政府没收而发表的「我们的呼吁」，以及1977年因中美即将建交而发表的「人权宣言」，对已恶化的政教关係而言无异雪上加霜，但这也是我教会面对恶劣的环境与政教关係，不再沉默或屈从，反而积极地回应。1985年发表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更帮助信徒在台湾实况的处境中，强化落实根植于所居住土地的信仰实践。



也以如此契机，在1980与90年代，台湾社会面对各项问题时，我教会也益发主动回应，甚而投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同时，台湾也逐步民主化，政教关係也再次变化，逐渐和缓。2000年政党轮替，政教关係进一步和缓之际，却也使得我教会部分人士在喜迎新时代的同时迷失，与土地及人民渐行渐远。如今，我教会虽然仍回应着社会议题，但或渐失其力度，或渐渐对部分议题犹豫或沉默。



※结语



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台宣教已150年，在这150年的历史中，固然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在政教关係时紧时缓之中，渐次活出基督的样式。但也在自许为先知之际，逐渐忘却应有的坚持。值此宣教150年的时刻，愿藉此政教关係之回顾，重新唤起我教会应有的价值与责任。



原文来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

新使者杂志 第 146 期 150年来 (1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