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
刊物:生命伦理锦囊 (第20期)


由「佔中」直到「雨伞运动」，这一切打开了香港社运和政治的新一页。或许，在赞成或反对佔中之前，教会与信徒更应先上一次「政治课」。[1]

政治一词，源自希腊文πολις，[2] 至于在中文裡，「政治」一词早见于孔子，他认为「政者，正也。」[3] 在《尚书‧毕命篇》中亦提及：「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简言之，政治是指符合正气、天道和自然原则，和利及人民的管理行爲及社会运作形式。[4] 正如国父所言：「政治乃是众人之事。」其广义即是：政治属于群体生活的一部份，是公民参与塑造的。狭义来说，就是参与制定政府的制度和决策了。[5]

作为基督徒，我们或许会问：耶稣参与政治吗？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认真检视耶稣的生命故事及了解其背景。耶稣生于罗马时代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之下：耶稣是拿撒勒（在以色列北部）人，却出生于伯利恆（在中部的耶路撒冷附近），因为罗马政府需要统计人口，要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而犹太地既是希律王分封之地，也是直属罗马管辖，情况有点像1997年前（甚或日治沦陷时期）的香港殖民地。[6]

若以这角度看耶稣故事，我们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如耶稣十二门徒中，除了彼得与约翰，同时也有税吏马太（当时的税吏是贪婪之徒，他替谁抽税？他是「犹奸」吗？）和奋锐党西门（奋锐的原文解作「匕首」，有「革命」的意思），的确十分震撼：原来耶稣也接纳持不同政见的门徒。而彼拉多声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最后耶稣被群众钉于十字架上，也算死于政治底下。


你可以说耶稣一心在于神国，但若你以为祂与政治没有关係，就一定搅错了。耶稣碰上政治，也超越政治：门徒中甚么政见都有，但祂不是靠在某一边，而是永远在这些之上 (Above all)。政治进入耶稣的生活中，但耶稣超然地看待它。

而从信仰出发，教会应如何处理「政治」？我们时常听到的「政教分离」又是如何？其实在基督教历史中，政教关係的发展是多变的。就以初期教会为例，当时的罗马政府将教会定性为非法组织有数百年之久，在「政教对立」下，造就了很多殉道者。[7] 与此同时，教会发展与教父制度的成立（如着名的奥古斯丁）确立了教权的地位；直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再到后来罗马帝国覆亡，在中世纪时代，教廷凌驾政权，是为「政教合一」。

在改教时代，除了马丁路德在教义上的倡议，其实不少的新教宗派是带有「政教联盟」的特性：如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政权。

今日基督新教中的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等，其实都是带有「国家教会」的模式。相对而言，近代的「政教分离」虽有圣经依据（如路二十20-26：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但更源于欧美教会的传统，尤以美国影响为甚：该国宪法第一修正桉中，就是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其旨在将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统治权力分割。[8]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基督教同时也有着「抗议宗」（Protestant）这属灵传统：参与社会事务并作出抗争，因这本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础。当然这不等于胡乱示威抗议，但我们的信仰应时常有一种「神性的不满足」，对自己及社会有更高的期望。[9]

在二次大战中，曾公开反对纳粹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说：「在邪恶面前的缄默便是邪恶。不呐喊恰恰是一种呐喊。不作为恰恰是一种作为。」而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曾这样说：「中立从来只有助于压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远只会助长施虐者而非被虐者。」[10] 这些提醒都值得教会一再反思。

反思有关「公与义」的圣经基础
约书亚走近耶利哥的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裡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走到他那裡，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现在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脸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甚么事要吩咐僕人呢？”
~约书亚记五13-14《新译本》

没有信徒会否认耶稣是行公义的，而作为信徒群体，对于「行公义、好怜悯」(弥六8)更应该责无旁贷。只是，当信徒一谈到如何「行公义」，又或是切入最近的社会议题——信徒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来对抗「不公义」的政权算不算「行公义」的时候，信徒群体便会意见纷纭，甚至出现「撕裂」的情况。

当信徒讨论当代社会某些议题，并试图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时，总能找到「合乎己用」的经文。支持社会行动或公民抗命的人士，可能会从旧约的经文入手，引用先知的说话，认为「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指责残暴的人，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 (赛一17《新译本》)。而反对社会行动的人则较喜爱引用新约。他们会指出耶稣教人「爱人如己」，而面对迫害时，又如等待宰的羔羊，沉默不语，为信徒阐扬甚么是「宽恕与和平的生命」。[11] 也有一些人会引用保罗顺服掌权的言论(罗十三1-4)，坚持信徒要无条件地顺服在上位的政治领袖。

诚然，《圣经》并不是一本百科全书，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崭新发明，有很多题目是在圣经世界中没有提及的，再加上经文诠释是一个複杂的过程，信徒确实难以直接引用经文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罔顾圣经的上下文，又或是经文本身所牵涉的文化或历史等背景，而硬要从《圣经》中抽取一些「合用」的经文来回应不曾发生于圣经世界的事情，这样或会带来断章取义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信徒因此便不能引用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只是在引用之前，可能要多花些功夫了解经文的上下文，以及经文的写作背景，而不是按字面解释而把经文搬字过纸。例如不少人喜爱引用保罗的经文：「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罗十三1-2《新译本》)。大家会简单地按字面解释，还是会想到保罗并非要宣称一个普世性原则，而是要邀请当时的信徒在传扬福音时，应如何面对政府。[12]

当时有不少犹太人忠于申命记十七章15节的吩咐：「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的神拣选的人作君王管理你；你要从你的兄弟中立一位作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作王管理你。」(《新译本》)，他们某程度上抗拒外邦人的统治，甚至会採取一些与政府对抗的行动，例如他们拒绝交税给罗马政府，或在罗马及亚历山大发起暴动。与耶稣一样，保罗希望调解当时的信徒与罗马政府间的冲突，并有智慧地面对政府。他亦希望信徒要向他人显出爱心，尽公民的责任，好好交税(罗十三7)。当然，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展示的是一个理想的政府，是要叫作恶的惧怕，因她会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人只要行善，便能得到称讚(罗十三3-4)。因此，政府的政权并不是一个最高的政权，神胜过任何政治体制(罗十三4)，[13] 而信徒则要尽公民的责任。

读者可以不同意上述对罗马书有关「顺服政府」的诠释，毕竟面对同一段经文，释经学者的看法都不尽相同。然而，很多释经学者都不会否认，保罗不是为了神学本身而着书立说，他的书信都是出于关心当时教会，为要教导信徒如何面对实际问题而写的。因此，信徒引用经文之前，对经文的写作背景有初步的了解是必须的。

不过，《圣经》中的确又有一些指向大原则的经文，例如「爱神爱人」、「做盐做光」、「行公义好怜悯」等。信徒可以明白这些经文的背景当然是好事，但即使我们不明白这些经文的写作背景，也不妨碍我们去实践这些大原则。

这样说来，「行公义、好怜悯」便足以成为支持公民抗命的理由吗？不错，在经文的应用上，为孤儿及寡妇伸冤(申十18)可延伸至「为到其他受压迫的人伸冤」。只是，先不谈不守法律是否合乎圣经原则，单单讨论公民抗命衍生出来的行动会否在无意中对他人造成伤害，便是一个值得大众思考的问题。即使公民抗命被界定为非暴力行动，但事实上，「暴力」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杨梓烨便曾对此作出不少提问：「心理伤害算不算暴力？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算不算暴力？言语上的辱骂算不算暴力？激烈的肢体反抗算不算暴力？强制性的压力施加算不算暴力？破坏公物算不算暴力？」[14] 这些都不是经文背景的问题，但却是实际上需要考虑的问题。

简单来说，面对现今社会错综複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罔顾《圣经》上下文及其写作背景，从而撷取某一段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另外，即使应用历久不衰的圣经原则时，也要认识所探讨的课题当中的複杂性及其牵涉的不同范畴。当然，身为信徒，我们可以就不同议题，尝试以《圣经》作讨论及信仰反思。但说到底，我们都不完全，除了神，没有人可以正确无误地诠释及应用经文。面对不同的意见或立场，不同意之馀，也不忘尊重他人，以事论事，不作人身攻击。任何时候，只高举单一的原则而无视其他原则，都是十分危险的。几时我们完全不愿意了解不同的意见，其实就是我们最需要听不同意见的时候。

[1] 其实，香港教会从来在政治舞台上有着其独特角色。有关香港教会与政治的讨论，请参考《生命伦理锦囊》2012年3月，第9期。

[2] 这字最早记载于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Acropolis），简称为“Poli”； 在城邦制形成后，“Poli”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参Henry George Liddell, Robert Scott. Πόλις: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4.0057%3Aentry%3Dpo%2Flis

[3]《论语》颜渊、第十七篇。原意指：君王治理国政者，需要正道。

[4] 中文百科在线。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05294
[5] 孙文《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原文是：「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6] N. T. Wright (1994) Jerusalem in the New Testament. http://ntwrightpage.com/Wright_Jerusalem_New_Testament.pdf

[7] 事实上，直到罗马政府发出「米兰谕令」后，教会才有合法身份。与之比较，教会过去与现在也参与很多「非法活动」：如马礼逊牧师当年来中国传教就是非法的，今天我们往大陆宣教，联络家庭教会，也是不合法。参胡志伟：〈佔领与违法的思考〉，《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年11月7日。

[8]参陶理主编：《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书楼，1997；及赵崇明着，《当教会遇上政治-----政治实践的神学反思》，香港：香港神学院，基道出版社，2005 年。

[9] 抗议宗一词，源于十六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中，反对镇压新教人士的少数反对派，后来引伸为新教徒的统称。参程翔：〈基督教与佔中〉，《明报》，2013年9月18日。

[10] Elie Wiesel Quotes http://www.brainyquote.com/quotes/authors/e/elie_wiesel.html

[11] 侯活士着˙纪荣智译：《和平的国度：基督教伦理学敌议》(香港：基道，2010年)，页130。

[12] 参曾思瀚着˙曾景恒译：《坏鬼释经》(香港：基道，2011)，页121。

[13] 参曾思瀚着：《坏鬼释经》，页121-122；James R. Edwards, Roman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Massachusetts: Paternoster Press, 1992), 199-201.

[14] 详见杨梓烨：〈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四)：公民抗命必须非暴力？〉。网志：捷学的哲学。http://chit-philosophy.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