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由北美中国福音会和唐崇荣国际布道团组织的为期四天的2015年“三化异象”研讨大会于3月6日到9日在香港青年会乌溪沙营地大礼堂召开。这次大会围绕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为主题,吸引来自中国大陆将近1500名教牧人员和信徒参与、盛况空前。著名神学家布道家唐崇荣牧师和古德恩教授领衔主讲“三化异象”和圣经神学的政法观。其他知名牧者有来自温哥华的洪予健牧师,来自大陆的王怡牧师,以及来自美国的Randel Everett博士(国际浸信会联盟负责人),刘同苏牧师,Chad Bullard牧师,Doug Robison律师,Darek Jarmola 教授 和Scott Layh法官,Tim Conkling博士等等。
这次“三化异象”研讨大会的召开正值中国官方大力推广“基督教中国化”之际,“三化异象”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显然是对官方“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最有效解毒剂。所以这次研讨大会,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家庭教会对官方三自会新政策——基督教中国化的一次重大回应,它为正在经受压力、迷惑甚至陷入迷途的大陆基督教会指明了一条出路。
众所周知,2014年8月5日,中国宗教局和基督教两会召开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会上高调推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此主题是习近平时代对待基督教政策的大政方针,是基督教界配合“中国梦”的宗教战略。此政策也比江泽民时代“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更加地强势,从“适应”改为“改造”。此种改造表面上是以中国文化来改造基督教的教义、外在特征和各类宗教符号,实质上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改造、阉割基督教,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化。基督教中国化的最明显举动就是拆十字架,认为这个符号是西方建筑(哥特式教堂)的特征,教堂要中国化;另外就是建立“因爱称义”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神学思想。
官方要推广基督教中国化,最大的对手就是“三化异象”和其中的中国文化基督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将基督教改造,以适应中国文化及政治现状,而中国文化基督化是将中国文化更新、改变成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被基督教所改造。可见,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文化基督化正好是相反的,前者是要改造修正基督教,后者是通过福音改变更新中国文化。作为基督徒,后者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如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H. Niebuhr)在其名著《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中,提出的基督改造文化模式);而作为要掌握意识形态霸权的当局,他们在推广基督教中国化时,对“三化异象”的仇恨也在意料之中。
就在去年5月28日山东招远“全能神”杀人案后不久,6月3日,当局操纵的中国反邪教协会公布了20种邪教名单,其中在说明所谓邪教“全范围教会”时指出:该组织以徐所著《教会基本建造草案》为纲领,提出“实现中国文化基督化、全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的国度,与主一同掌权”。可见,当局已经将“三化异象”当做邪教教义了。而这次香港召开的“三化异象”研讨会也引起中国宗教及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他们甚至动用网络黑客对网上报名系统发起攻击,对大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从推广基督教中国化的当局反应,我们就可看出“三化异象”的真理性和威力所在。那么“三化异象”尤其是中国文化基督化到底是什么呢?“三化异象”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即异向就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就与官方基督教中国化的针对性而言,中国文化基督化更需要极力推广。
何谓中国文化基督化?赵天恩牧师有很多论述,概括地讲:“中国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影响中国文化,成全中国文化,在文化界站领导位置,成为主流思想。”(注1)“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注2)
“文化基督化”是赵天恩牧师对中国教会和中国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赵天恩牧师生前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论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题,比较集中的有:1986年发表的《从中国历史看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一文(注3); 1987年发表的《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一文(注4);1991年发表的《三化异象的发展》一文(注)5;1999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演讲(注6);2000年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演讲(注7);2001年发表的《文化福音神学探讨》演讲(注8);2001发表的《21世纪与后共产主义思想》演讲(注9);以及1982年发表的《从神学角度看政治》(注10)一文和《从神学角度看极权国家》(注11)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演讲中,赵天恩牧师阐明了“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给中国文化指明了出路也给中国教会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异象,极大地鼓舞了众多神的仆人为文化基督化大发热心、奔波劳作。
在这次香港2015“三化异象”研讨大会上,赵天恩牧师的同工、好友、著名的唐崇荣牧师,也对中国文化基督化在首场讲道中就做出了精彩讲解和诠释:
“什么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文化界里面遵行基督对文化产生的最伟大的效用,去影响启发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文化使命。让基督在各样事情上都居首位,在文化的每一个层次都让基督居首位。今日的社会太多方面需要受福音影响,政治绝不是政府的专利,政治是每一个公民都要关心的事情,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有政治意识,我们应当对政治了解,有参与政治的力量,这样基督教在文化上就有影响了。
文化基督化,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精神在文化的各层次中间发光、照亮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百姓。在文化基督化的目标中,我们盼望最好的基督徒在政治界里为主发光,最好的基督徒在教育界里为主发光,最好的基督徒在商业界里为主发光,最好的基督徒在科学界里为主发光,最好的基督徒在医学界里为主发光,最好的基督徒在军事界里为主发光,最好的基督徒在社会工作里为主发光。当世人看见一个医生,最好的医生竟然是基督徒,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当看见一个最好的教授,最好的教育家是基督徒,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什么叫做我们的文化基督教化呢?就是让基督的精神在文化里产生作用”。
这次大会上,洪予健牧师也指出:“现在中国是要福音化,可是有人要把‘福音中国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争战”。中国文化基督化就是基督要在中国文化中作王掌权、基督来更新成全中国文化和社会,而不是将基督在中国社会来矮化、来修正。
不是基督教被中国化,而是中国文化要基督化。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作王掌权,他吩咐我们的使命中,就包括文化使命在内。正如马太福音28:18-19: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吩咐我们的”中就包括“修理看守”的文化使命。
总之,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文化基督化”,已经成为中国教会一段时间以来并将不断持续下去的使命、呼召和负担,它也成为众多神的仆人在中国当下进行福音与文化事工的旗帜、纲领和宗旨。基督教在中国当下的传播,显然不象明清之际那样艰难,也不是1980年代仅仅是传福音为主。现在是信仰深化的时代,是我们的信仰在主流社会发挥“山巅之城”巨大影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坚持原则下的自我彰现、积极推广和影响。一切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也如新译本《圣经·创世记》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注解:
注1:见《扶我前行》第184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2:见《扶我前行》第9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3见《扶我前行》第165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4见《扶我前行》第179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5见《扶我前行》第8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6见《薪尽火传》第17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7见《薪尽火传》第69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8见《薪尽火传》第157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9见《薪尽火传》第167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10见《洞烛先机》第120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11见《洞烛先机》第162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