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

很高兴来参加天则所的活动，感谢各位提供一个机会讲述石门坎的故事。我今天看坐在下面听的还有我非常尊重的朋友王瑛女士，我的好朋友林义相先生，还有詹姆斯，胡玉等等。王瑛带着我们在微信上弄了一个500人的大群读海耶克，冯兴元老师也有在里面讲座。昨天晚上王瑛安排我也讲了一场，我讲的是“从周德伟到哈耶克”。

我的发言和前面几位学者不一样，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石门坎的故事。

石门坎是一个地名，位于贵州毕节地区的威宁县，贫困山区，大花苗人的聚居地。

我现在除了做关于信仰和文化的研究，主要在做公益。我做的这个公益项目所在的这个地点，就在贵州石门坎。石门坎是一个很偏远的山区。有人讲，贵州是中国的边远省份，在贵州，毕节是贵州的“西藏”，威宁是毕节的“西藏”，而石门坎则是威宁的“西藏”。我刚刚从那里回来，我从贵阳开车到那边去，早上七点半钟从贵阳出发，晚上八点半到达石门坎，走了接近13个小时才到那个地方。



这个地区是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核心地带，真正是崇山峻岭。乌蒙山区的地貌特点是，高高的山峰和深深的沟壑并存，汽车在大山区里边行走，左边是千尺高仞，右边是万丈深渊。而且这里经常发生地震，次生灾害频发，因为地震震松的土壤里面的石头很容易就滚下来了，特别是下雨天，交通事故非常多。

当然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的偏远，而是一个如此蛮荒之地，竟然在上个世纪成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这里曾经发生过奇迹。1904年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到了石门坎这个地方。这个基督徒就是伯格理，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伯格理在1904年到了石门坎。他当时到石门坎去的时候，石门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里是高寒山区，生态恶劣，瘴疠横行。民间说，石门坎是一个“拉屎都不长蛆的”地方，可见它的贫瘠和荒凉。那个地方的三个县，历史上属于乌撒蛮，威宁，纳雍，赫章，当地人讲：”威,纳,赫，去不得！”

伯格理是1887年到达中国的，他是受到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的招募到中国传教的。他所在的英国循道公会，主张圣洁生活和改变社会。1904年他去石门坎的时候，已经在昭通做主教做了17年。在这17年中，他在昭通主要针对中国的儒生、读书人传播宗教。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的，野蛮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使中国的儒生很难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难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

从伯格理在昭通的传教的成果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这里做了17年的主教，受洗的人不到20人，平均每一年都发展不到一个教徒。而且这些教徒，你平常跟他处得非常好，送礼物什么的。说得非常好，你周末要来做礼拜，他说好，但是到了礼拜天，你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他们没有这种虔诚的信仰。这种情况，对伯格理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是非常有抱负的传教士。他到中国来传教，心中充满抱负，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在非洲传教，使非洲一些部落整体皈依基督教。但是，伯格理17年的传教只发展了不到20个信徒，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压力很大。

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们家突然来了一群苗人，这是苗人当中的一个分支，属于大花苗。这些大花苗人是受到在安顺黄果树这一带的传教士党居仁介绍他们来到这里来。这些苗人跟伯格理说：你教我们读书，你教我们识字。伯格理认识到，这里的苗人有寻求知识的愿望。

为什么大花苗人要去寻求知识，想读书认字呢？

因为在伯格理没有到石门坎之前，这里的苗人完全生活在一个蛮荒的状态。在一个苗寨里面，可能有几十上百户人家，几百的人口，可是能从一数到一百只有不到一两个人，而且这一两个人基本都是60岁、70岁、80岁的老头子。如果苗寨的人要去赶场，要把鸡蛋等等卖掉换回一点盐，如果没有这两个老人在场是不能完成的。哪怕老人生病了，抬也到抬到那个场上去，因为只有他才能完成他们之间的简单的加减运算，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水平。

形成这样一种毫无现代文明，严重的蛮荒状态，根本原因，是历朝历代政府一直把这里的少数民族视为“生苗“，看成”化外之民“，完全没有对他们实行教育。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儒家文明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而且从等级上看，苗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苗人受彝族人统治，所谓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彝族人，汉人又统治彝族人，苗人沦为社会的最底层，最苦难的人，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地位，受人压迫。

伯格理在1904年到了石门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发动这些苗民，每家出几个铜钱，修了一个简易的教堂，这个教堂一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这个房子叫“五磅房”，因为它所筹集的零零碎碎的铜钱，大体上相当于五个英镑，这个房子就是教堂，就是学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办公室。伯格理的夫人是南丁格尔的学生，在中国做志愿者，伯格理在云南昆明治病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志愿者，结果他们恋爱结婚。他的夫人也随伯格理到了石门坎，就住在这个五磅房里面。他的太太回忆说，每天到了要睡觉的时候，要把床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搬开，上面有蓑衣、斗笠、《圣经》等等的，要搬开才能睡觉。

伯格理在石门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苗人发明了文字。这个文字对苗人来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文字一直到今天的乌蒙山区苗人当中还在使用，大花苗文。因为苗人在伯格理之前是没有文字的，根据苗人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是有文字的，但是，苗族在南迁的过程中，跨过大江大河时，大水把书籍冲走了，所以文字就失去了。当然这些都是传说。但是，苗族人的衣服纹饰中的确有他们的历史记载。你看苗人所穿的衣服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些花纹都有特殊的记号。因为苗人的祖先是蚩尤，蚩尤在中原和黄帝打仗，失败了以后就被他们往西南边垂追赶，一直追到最偏僻的地区。苗人跟我们讲，如果他们衣服下面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绿色的横杠，就代表这个部落在南迁中渡了一条大河。如果有两条横杠，就表示渡过了两条大河。可以推定，过一条大河，那就是跨过长江，如果过两条大河，那一定是在黄河以北，一渡过了黄河和长江，苗族人由于没有文字，很多文化符号都暗藏在衣服的纹饰。

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和苗人汉人一起发明这个文字，正是这些衣服的纹饰给他的灵感。这个文字被联合国称之为“坡拉文”。或者称为“大花苗文”，文字中很多元音、辅音都是用苗人衣服的符号来作为这个文字的设计。

这个文字说明出来以后，他用大花苗文翻译了《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绩。大家知道，《圣经》被翻译成什么文字，非常重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由他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才使基督教新教开始传播。《圣经》被翻译成为大花苗文，就意味着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成为可能。苗文《圣经》翻译出来以后，当时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工厂可以把大花苗文圣经制版印刷出来，包括工业最发达的上海也不行。结果找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横滨制版完成了大花苗文的《圣经》的印刷，我们今天到石门坎去，你到这些苗人的教堂里面去，所用的《圣经》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译过来的《圣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传播。

苗文的创制，结束了苗族人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苗族走向现代教育的文明开端。

有了文字，有了《圣经》，伯格理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过程和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办教育的过程是完全同步的。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循道公会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校。而且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的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这个平民识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到了后期的时候，整个乌蒙山区的风气是什么样的呢？假设一个男孩要追一个女孩，希望这个女孩和他结婚，女孩会提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今天北京的女孩提的要求，什么三室一厅，什么奥迪车。当时苗人的女孩对男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把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你能背下来了，我就嫁给你！社会风气开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识。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们才开始变化。

伯格理通过传播基督教的信仰，通过办教育，提高整个苗人的文化水准，他和当地的汉人，苗人一起，开启了这个地区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

好比说，在伯格理没有去之前，苗人的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一个苗寨，村头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撩房，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女孩子十三四岁以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就可以和其它男人发生性关系。伯格理刚去之后，发现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约13，14岁的女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一个13，4岁的小女孩带着两个小孩，怎么可能翻身？

所以伯格理来到这里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所以只要他进到一个村寨，就让苗人把花缭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注重家庭关系，注重道德伦理。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让这些人过一种现代的文明生活。伯格理本人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一个是足球，一个是游泳。他在1914年，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队。你想想看，1914年，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他就在那个地方近了一支足球队。这个足球队不仅球打得好，而且已经到了一定的竞技水平了。一九三几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三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两场，军队的足球队胜一场。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因为石门坎的球员是没有鞋穿的，他们打赤脚踢球。石门坎是贵州省“足球的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于石门坎一带。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其中就有两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还有游泳，在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有一定难度的。苗人把竹子砍下来，打通这个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泉水就把游泳池灌满了。你们不知道，苗人的生活习惯，是一辈子都不洗澡的，他们说一生就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澡，死亡时洗一次澡，结婚时洗一次澡。但是，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他洗，实际上自己洗澡一辈子也就一次。但是，伯格理竟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游泳池，提倡苗族人游泳！小孩怕水，又没有游泳衣穿，怎么让他浮起来？那个时候穿的都是粗布，伯格理让小孩把腰带这个地方用绳子扎起来，然后把腿这个地方用绳子扎起来。先把裤子打湿，然后用手拍这个湿裤子，使裤子不断充气，在腰间自然形成一个游泳圈。

他在那里每年端午节搞一次运动会，这种比赛项目，都是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好比说女人穿针做一个比赛，缝一个鞋底做一个比赛，甚至怎么搬玉米的，怎么捡土豆的，全是跟当地的生活密切地衔接起来那种竞争的文明。

伯格理把基督教信仰带到了乌蒙山区，改变了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我们怎么衡量这个改变？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这里已经培养出来了苗族人的医学博士，40年代，培养了三十多名苗族大学生，50年代，威宁苗人地区每万人中有十个大学生。而一直到80年代，贵州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每万人还只有0.8名大学生。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这个就是伯格理及那些传教士的功劳。他培养出来第一个博士叫做吴性纯，是在1928年。

伯格理还建了麻风病院，后来又建立了平民医院，在缺医少药的乌蒙山区，这些医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石门坎为注音地的这种苗语发明，使用范围有多广呢，有20到30个县这么大一个范围。因为我到云南的武定，楚雄地区的武定县，看到的全部都是伯格理的影响，他们所用苗文的《圣经》，和石门坎的一模一样。辐射范围非常广。

在苗人覆盖的地区当中，整个的文明变化的确非常之大。伯格理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他使整个花苗归依基督，在西方传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

但是，从1949年开始，石门坎这个地方，就像从一个抛物线的角度又往下跌落。

如果说它的起点是1904年，到现在110年。我把这110分为前后50年，从1904年伯格理进去到1949年，这个抛物线一直向上，石门坎地区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从1949年的时候，抛物线开始向下。

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当局给这个地方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传播定位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说这个地方有西方的特务。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地方，当局在这个地方强行对它加强管制，包括从50年代初期起，勒令基督徒还俗，驱赶外国传教士，对本土的传教士，通过杀，关，管的方式严惩，几乎让这个宗教信仰体系崩溃。

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到了1989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我们1979年就改革开放，1989年改革开放十年了，石门坎是什么状态呢？1989年的调查，这个地方十个人共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贫穷和落后是非常惊人的，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

所以，从人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石门坎都是一个活的标本，这个标本在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

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这个社会丧失的信仰，丧失了文明，整天搞阶级斗争，包括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基督徒在山洞里面祈祷，被民兵杀死，甚至孕妇被杀死的惨案。所以石门坎是一个在我看来，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标本。

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做了四年公益活动，我们主要针对苗人的儿童教育。我们做公益的目的，也是在希望能够弘扬石门坎的这种理念和精神。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话，宗教信仰和社会治理的关系，我听到刚才各位专家的演讲，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们都在寻找一种精神的东西，这种精神，就是能安顿人们的心灵，就是一种社会救赎，一种信仰，一种超验的精神信仰，一种彼岸意识。我们可以说是神性，或者是一种“道”，我们在寻找一种道。这个“道”对一个社会来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只要有生产活动的地方，首先需要有一种道。这个道就是伦理，就是公义，我们整个的社会的治理要从现在这种靠“术”的方法，去向道的方向转变。维稳就是术，如果没有道，没有人心良善，社会会稳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把维稳作为我们治国理念的方针，要寻找一种道，这种“道”，就是儒家的“天道”，或者就是《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

转自作者新浪博客，2014-05-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7f540101j69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