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凯莉 (台湾神学院助理教授)


※是否我们遗忘了甚么？


去年的三月，台湾相当不平静。先是有服贸协议强渡关山的事件，然后是年轻人佔领国会长达二十四天。三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镇暴事件，很多人流血受伤。由于我去年一整年在台湾做田野调查工作，那一天我刚好有事北上，所以那天晚上，我也去立法院关心这些学生。晚上看到电视报导，其实就觉得学生不太对劲，鹰派跟鸽派已经出现分歧，后来果然鹰派开始了冲撞的行动，也引起了行政院长江宜桦出动镇暴警察驱离学生的镇压行动。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刹那间感受到台湾好像回到白色恐怖时代一样。


不过，有幸的是，太阳花学运虽然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都纷纷以行动来响应年轻世代的诉求。太阳花学运虽然一开始是围绕在与中国签订的服贸协议的一连串争议，不过，后来的关注焦点逐渐提高到民主政治的失灵、马英九政府在经济上过度倾中、以及公民宪政会议等。也可以说，太阳花学运代表的是年轻世代对于台湾未来的忧心，对于社会转型的期待，以及一个改变现状的企图心。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想要改变的热切与渴望，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台湾的未来的心志，我觉得台湾还是很有希望。


如果说，太阳花学运代表的是台湾年轻世代对于现状的不满，一个对不一样的未来的想像，一个改革的力量，那么，长老教会在这个改革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是甚么呢? 我知道在学运当中，济南教会提供了场地、人力来支援学运，长老教会也实质的动员人力来支持学运。我的母会蔡伯伦牧师曾经分享，在占领立法院的过程中，学运核心分子曾经请求长老教会三间神学院的神学生协助，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这个时候（风声鹤唳的时刻），我们只能够信任长老教会。因此，我认为长老教会过去累积的社会关怀、社会参与，是受到肯定。另一方面，我也观察到，长老教会在这一波学运当中，虽然也出钱出力支援学运，但是，似乎也扮演着支援的角色，而比较缺乏先知性的角色，在我有限的理解当中，似乎也比较缺乏主导议题、带动讨论的部分，比较多参与在支援的部分。《新使者》杂志第143期的主题，是｢后太阳花的公民力量｣，我很高兴看见长老教会有人花时间、精力，针对太阳花学运作相关的信仰反省。但是，也忧心反省的力道似乎相对薄弱，仅仅只是少数的人参与在神学回应与相关的论述当中。


我这几年在美国读书，但因为我做台湾研究的关係(我很幸运我的老师让我做台湾研究，并且在后殖民理论、解放神学方面给予我相当多的指导)，所以一直保持着对台湾教会与社会的关注。这几年也在台湾与美国之间进进出出，所以我对于台湾的教会现况并不陌生。我观察到台湾的教会有逐渐澹出公领域的参与，并且更多的转向教会增长、小组教会的建立、灵恩运动的追求等等。虽然很多的教会还保留着｢落实上帝国｣这样的标语，但是，相对而言，对于公共议题的关心，好像也相对澹化许多。我并不是认为教会要一天到晚上街头才是关心社会，但是令我忧心的是，在许多的社会议题上，长老教会是被动的被带着走，似乎比较缺乏主导议题的能量，也因此，过去鲜明的先知性的角色，似乎也弱化许多。


我因此思考，我们是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我更担忧的是，台湾教会一味借镜新加坡、韩国的教会增长模式，但是，有很多的教牧领导模式也越来越走向权威领导。也因此，在追求教会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的信徒是否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忘记了｢信徒皆祭司｣的宗教改革精神呢？


※信徒皆祭司：底层人民观点


10月31日，我们刚庆祝过宗教改革纪念日。当天晚上，在立法院济南路举行了《太阳．不远》的纪录片首映会。我相信这个不只是一个偶然，而是有意义的巧合——就在宗教改革纪念日，许多人重返运动现场，一起来反省、回顾、思考太阳花学运的意义。太阳花运动象徵的一股对改革的期待，也象徵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从底层人民研究的角度来看，是长期被压迫的底层人民发出的怒吼与抗争。


1970开始，印度有一群学者，针对｢被支配的人民｣做研究，发展出｢底层人民研究｣，特别针对后殖民主义对人民的影响来作探讨跟分析。底层人民研究的主题相当广泛，涵盖｢后殖民批判｣、｢意识控制｣、｢后殖民民主｣、｢公民社会批判｣、｢民族主义与后殖民国家｣、｢帝国主义批判｣、｢农民运动｣、｢性别压迫｣等。｢底层人民研究｣特别注意殖民主义对人的政治结构与历史意识造成的深层影响，要求我们｢聆听微小的历史声音｣。


在底层人民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人民｣。｢人民｣可以指的是一般大众、庶民，也可以指在权力关係中受支配的阶级。在社会中，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在教会中，指得是非神职人员，也就是平信徒。我们知道宗教改革运动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让一般的信徒可以读圣经，也可以不用透过神职人员的协助，直接建立跟神的关係。所以，宗教改革运动，从底层人民研究的观点来看，是一种赋权（empower）给被支配的非神职人员阶级的运动，是一种针对教会神职人员阶级腐化的一种批判运动。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与宗旨，跟底层人民研究的精神与宗旨，很大部分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太阳花学运所启动的，是一股公民觉醒的力量，是底层人民的怒吼与抗争，是改革的火炬，那么，这股改革的火，也应该要烧到教会，唤醒教会的信徒，走出教会的舒适圈，一同来参与在社会改革的运动当中。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是｢信徒皆祭司｣。祭司就是搭桥者，就是人与神的中介者，而祭司平常的工作是教导人明白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所有的长老教会信徒，都有责任参与在教导人明白上帝国的真理的职分上。我们每个星期做礼拜时用主祷文来祷告，到底，当我们说，｢愿祢的国度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甚么意思？太阳花学运追求一个更理想的台湾社会，那么，基督教信仰对于台湾社会提出甚么样的理想？我们知道，长老教会曾经提出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的理想，但是，我们讲比较多独立，但是对新国家的描绘，似乎比较少。


基督教信仰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呼求如何回应？上帝国的理想跟太阳花学运对于台湾社会的理想有甚么相似之处，又有甚么不同？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以外，我们对于新国家的想像是甚么？甚至，对于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文化，身为改革宗传统的一分子的长老教会，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一个对太阳花世代有吸引力、有说服力的异象？还是，我们总是跟在社会后面走，让社运份子主导社会改革的方向，而我们远远落后，甚至就只关心教会自身的增长呢？


对于所有改革宗传统的信徒，我要说，我们不能再一味依赖总会、教社部的动员令，才来参与在社会改革当中。我们不能总是依赖牧师告诉我们要做甚么，我们自己就是祭司，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每天的生活中、在职场中，扮演祭司的角色，教导人民认识上帝的旨意。甘地曾说过，我们要成为想要在世界上看到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就是社会的改革力量，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改革。


※解放与教育


当我思想我们如何成为那个我们想要看的改变时，从台湾的处境出发，我最先想到的是长期的填鸭式教育所造成的思想禁锢。对于一个思想长期受到囚禁的人来说，人生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小确幸。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台湾只不过是个小岛，所以，我们永远是小国小民，也不需要做大梦，只要追求安定舒适的生活就好。儘管台湾社会已经解严将近三十年，但是，我观察到，人民的思想与心灵仍然是被囚禁的。这除了长期政治生活的压制以外，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联考制度对于自由心灵的扼杀，以及对于填鸭式教育的助长。台湾经历了十年的教改，可是目前有开倒车的现象，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殖民幽灵再现，纠缠台湾不放的结果。


保罗．弗雷勒在《受压迫者教育学》就提出他对于教育方式的观察。压迫人的教育方式，他命名为囤积式教育。在囤积式教育当中，教育者不断的去存放知识在被教育者身上，而学生必须耐着性子接受、记忆与重複那些｢存放物｣。这个教育的成功标准是，好的老师要尽可能在学生身上塞满东西，而好的学生就是那些最驯服的学生，愿意不经批判与思考的囤积老师所给予的东西。然而，这样的教育之下的人，缺乏创造与革新的知识，因为创造与变革通常来自于一颗愿意质疑跟批判的心灵。


保罗．弗雷勒振聋发聩提醒我们：压迫者常常会利用囤积式的教育来避免学生觉醒的威胁。因为，囤积式的教育让学生必须接受别人强加给他们角色。压迫者更常利用人道主义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压迫者让受压迫者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造的，因而，他们必须被统合进去过去他们所背离的社会。也因此，保罗．弗雷勒认为，囤积式的教育让学生毫不思索地位压迫者献上服务。


保罗．弗雷勒因此提倡提问式的教育来取代囤积式的教育。在提问式的教育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学习者，而是成为与教师进行对话、具有批判力的共同探究者。提问式的教育是一种自由的实践，与进行宰制与实践之教育是对立的。提问式的教育不为压迫者服务，它允许学生问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也让学生有机会以批判的方式去觉察他们存在这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让同时身为老师的学生与同时身为学生的老师，都可以去反省自身与世界。


也因此，保罗．弗雷勒认为提问式的教育具有革命的未来性，是先知性的。 他更提出了对话的概念，来做为提问式教育的实践。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邂逅，目的是为世界命名，是为了要改变世界。在真正的对话当中，不允许宰制的情况存在，如果有一方的权利受到否定，必须先从事权利的回复。真正的对话是一种创造与再创造的工作，必须以爱为基础，必须保持着谦卑的态度，并且必须要对人性保持着高度的信心。


当我从保罗．弗雷勒的角度来思想｢信徒皆祭司｣的意义时，我认为，如果信徒可以意识到自己长期受到｢填鸭式教育｣的思想箝制，而让自己成为解放教育的追求者时，改变是有可能的。这牵涉到两个向度的改变。


1. 让自己成为｢提问式教育｣的老师。


从今天开始不再被动的等待牧师来告诉你要做甚么，而是主动的成为一个老师。因为，我说过，祭司平常的工作就是教导人民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成为上帝国的祭司，需要接受装备成为老师。而成为一个教师，可能意味着在教会担任长老或者执事，也很可能担任小组长，更有可能是在生活中尽可能地扮演心灵导师的角色，帮助未信者进入信仰，明白上帝的旨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必须要成为解放教育的追求者，建立与非信徒，甚至是信徒之间的对话关係，以对话的方式来实践提问式教育的理想。我们需要帮助人了解上帝国的理想是带来解放，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心灵解放的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躲在安全的角落扮演旁观者，我们自己就是革命份子，我们自己就是改革运动的主角。唯有一个心灵解放的人才能解放他人，我们追求解放，那么我们自己要先从思想禁锢的监牢中解放出来。


2. 不再逃避自由。


然而，我也必须提醒，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人性是倾向于依赖权威，这样，人就不必冒险，不必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不必为自己犯的错误负责。佛洛姆的着作《逃避自由》，相当程度的说出人性逃避自由的倾向，总是喜欢躲在权威的荫下，以避免自由之路必经的旷野。


我觉得对长期受到殖民教育侵蚀腐化的台湾人来说，要追求解放教育最大的障碍，可能是逃避自由的倾向。当我们没有权威可以依赖，我们可能手足无措。甚至，我们根本上就是要别人为我们的问题负责，根本就不希望得到解放。因为，在心灵的埃及地虽然是奴隶，总还是可以得到温饱。但是在通往迦南美地的路上，所必经的旷野，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是一个会威胁到生存的地方。旷野既然令人害怕，不如留在埃及地。这是人性。我想，也是今天，阻碍长老教会信徒实现｢信徒皆祭司｣的理想的主因。


※让改革的力量持续下去


虽然，信徒相对于神职人员，是属于底层人民的阶级。然而，宗教改革运动让这个不平衡的权力关係受到挑战，藉由赋权给信徒来促成教会的改变。但，改教运动也对信徒提出挑战，那就是信徒必须肩负起祭司的责任，作为世界与上帝之间的桥樑，并且去教导非信徒，让他们了解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意义上，信徒作为底层人民阶级的实况被改变，信徒不再属于被神职人员支配的阶级，并从倾斜的权力关係中得到解放。另一方面，信徒要避免落入被支配的命运，自己必须不断地肩负起祭司的责任，自己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教导别人明白上帝国旨意的老师。


在今日台湾的现况当中，长老教会的信徒不仅仅必须成为一个上帝国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解放教育的追求者。因为，唯有人彻底摆脱被压迫的恶性循环，彻底拒绝殖民式的囤积式教育，才有可能从心灵桎梏中得解放，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解放压迫者，进一步解放其他的受压迫者。是的，我们不能够再把改变的希望放在牧师身上，放在总会身上，放在神学院身上。我们必须明白，能够启动改变力量的，正是我们自身。而，也唯有我们自身成为想要看到的改变时，世界的改变才成为可能。


今天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要回应太阳花学运对教会提出的挑战，一个变革的挑战与邀请，还是要拒绝。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愿意改变的。然而，我们所追求的改变，是短暂的，宣洩情绪式的，偶然的，无目标而被动的改变，还是有方向感的改变，是根本而彻底的改变？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做的决定，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因为，我们的决定会影响长老教会能不能继续在台湾扮演先知的角色，能不能继续成为改革的火车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原文来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杂志 第 14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