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昱璇 (政治大学助理教授) 转自新使者


这年头，可能很少人会将「经济」和「爱与正义」联想在一起。多少政府或企业，藉经济之名，行许多被人视为不合乎爱与正义的事：剥削、裁员、关厂、撤资……似乎都以「不符合经济效益」为由。

然而，若因此便将经济学贴上「违反爱与正义」的标籤，恐怕也太抬举经济学了。也许，可以回头看看大一经济学到底在教什么。

※经济学教了我们什么

当代经济学基础课程通常先谈个体经济学，也就是假设人有理性做对自己有益的决定，然后在此假设下，人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极大化自己的福祉。可以想见，每个人的喜好以及对于福祉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以「吃」这个行为而言，有的人喜欢大鱼大肉、有的人喜欢清澹养生、有的人只求吃饱，根据这几种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吃相。同样的，谈到厂商决策，传统的假设是利润极大化，但是如果厂商愿意将「是否为社会创造价值」等非利润的因素纳入其福祉的定义，便可能产生与单单追求利润极大化相当不同的行为。

即使依然追求利润极大化，降低成本也不是唯一的途径。藉由创新达到更高的品质，用创意凸显产品的特色，都可以合理提高售价或吸引更多消费者，所以裁员或无止尽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并非追求利润之必须。如何提高附加价值以及生产力，应该是劳资双方可以共同努力的。

所以，问题并不是经济思维，而是决策者究竟看重什么。

个体经济学讨论个人或个别厂商如何做决策，总体经济学则在相同的理性假设下，讨论一个经济体中的种种决策与行为。以最畅销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之一为例，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首先介绍如何透过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GDP──来衡量一国的财富。然而在结束GDP的讨论之前，曼昆马上提醒读者：GDP是一国人民福祉的最佳指标吗？GDP的定义很单纯：一个国家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所生产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这样单纯的定义必然有其局限性，例如未考虑环境品质、休閒时光、家务等没有定价的活动、以及所得分配。

既然有种种局限，曼昆接着提醒读者，是否有其他指标更能反映一国人民的福祉？最常被使用的指标包括平均寿命与识字率，分别代表了人民的健康与教育水准。无怪乎专责全球发展工作的世界银行，2012年选择了医疗背景出身的金镛为现任总裁，放眼全球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健康与教育也往往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因为更好的健康与教育，不仅人民自己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人力资本提升，长期而言也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技术创新，应能进一步提高社会整体的福祉。台湾人民的健康与教育水准已经迈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注意这样的水准是否能转化为相应的生产力（例如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程度、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是否符合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素质的需求），可能比一味拼GDP数字更具实质意义。

GDP仍然有其意义，因为更高的GDP象徵一个国家「付得起」更好的学校、医疗与自然环境。追求更高的GDP数字有其意义，但若单只为追求数字而追求数字，罔顾更高的GDP所应该附加产生且直接攸关人类发展的爱与正义，便是本末倒置了。

所以，问题并不是经济指标，而是我们选择什么指标，以及如何看待指标。

过去几年，笔者有幸在中南美洲、中国农村、印度与非洲了解当地的扶贫工作。深深体会，所谓发展，是一个过程。当走过喇叭齐鸣、红绿灯形同虚设的街头，跨过紧邻人行道的无盖水沟，住过每天固定停电的社区，没有热水澡或者淋浴时要把嘴巴闭紧、免得喝进不乾淨的水，看到被政府完全放弃的独居老人，经过在防波堤上搭帐篷而居的人家……比起一些饱受惊吓的同行美国伙伴，我感到一丝来自童年记忆或长辈口述的熟悉，也看到，台湾已经走过那个阶段了。

不管台湾媒体与网路上充斥多少怨气，台湾人民的基础素质、台湾各地的基础建设、台湾社会的民主法治及公民社会，都已经属于当代人类社会走在前端的行列中，是台湾无法轻易被夺走的软实力。我为台湾感到骄傲，也相信需要用更多的谦卑，来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果实。谦卑来自更多的反省，这是教会以及每个决志追随基督的人无可推却的。

※迦纳古堡的经济悲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思考台湾的问题与现状令人压力过大，也许可以从一些「别人家的事」开始学习反省。

去年因参加经济学研讨会，有机会更多认识西非迦纳。迦纳是非洲大陆上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且有高达约70%的基督徒。在迦纳，路上的招牌都是圣经名词，如「好牧人」水电行、「耶稣赐生命」餐厅；游览车上放的影片，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经济学研讨会开幕的时候，还要大家一起先祷告。

然而迦纳更令人熟悉的，可能是其「黄金海岸」的旧名，来自迦纳曾经大量出口黄金的历史，也就是十五世纪开始，以葡萄牙略夺黄金为首，众「基督教国家」之入侵。之后荷兰、英国先后侵入，贩卖奴隶到欧洲和美洲新大陆，迦纳最主要的观光景点沿海古堡，就是过去殖民的遗迹以及运送黑奴的转运站。

走进古堡，导游带大家来到一个礼拜堂，牆上一块牌子上写着诗篇132篇13至14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裡，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然而礼拜堂的楼下，便是拘禁黑奴的房间。想像我们平时欢喜快乐敬拜的礼拜堂，楼下竟然塞满了数千名黑奴，没有日光也没有照明，空间拥挤以至于没有躺下的地方……我们的敬拜岂能蒙神悦纳？神岂愿意在此居住？而礼拜堂的对面是当时殖民官的房间，殖民官会从他的窗台挑选女黑奴上到他的房间来，殖民官强暴完以后，其他士兵再继续强暴女黑奴……而教会就等于在旁默然目睹这一切。庞大的经济利益，使得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浑然不见黑奴也是照神尊贵的形像所造。

古堡裡有另一个地方叫做「无回门」（The Door of No Return），意即黑奴从那扇门出去上船，从此就回不了家了。导览先生请参观者默哀一分钟，并一起唱诗歌《奇异恩典》……大家所熟知的《奇异恩典》，即来自约翰牛顿对于自己曾经参与贩卖黑奴、后得耶稣赦罪释放的反省；2007年的电影《奇异恩典》，还有张文亮老师所着的《兄弟相爱撼山河》都介绍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在英国推动终止贩卖黑奴、在专业上实践信仰的故事。然而，即使在威伯福斯的推动下，英国废止了非洲的黑奴贩卖，美国依然延续黑奴制度数百年，黑奴被解放以后，黑人在美国社会的角色至今仍然弔诡。

耶鲁大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家罗莫尔（John E. Roemer）认为，同质性较高的人群，面对较相似的风险，较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便较容易接受社会福利机制，观察北欧与二次战后的欧洲，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轨迹，今日美国这样多元的大熔炉则较难推行社会福利。【注1】究竟，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如何看待与自己不同种族、宗教、立场、社经条件的人？

※大教会旁的所多玛与蛾摩拉

回到迦纳首都阿克拉市区，我拜访了「民众对话」（People's Dialogue）这个非营利机构。「民众对话」与我曾经实习的一个印度非营利机构同属「国际贫民区住民联盟」的伙伴，这些组织扮演贫民区住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樑，协助政府了解住民需求，支持住民向政府争取权益，并透过储蓄小组强化社区凝聚力。

2003年，联合国指出，全世界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市贫民区，若缺乏有效的政策，预估到2030年，全世界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市贫民区。这惊人的数字反映了全球经济成长与都市化下未曾预期的状况：都市提供了工作机会，吸引大量人口由乡村流入都市，在住宅数量不足或无法负担房价的情况下，许多人便住在非法违建贫民区，在狭小的空间裡，过着缺乏水电卫浴等基础设施的日常生活。

根据现代化理论，贫民区是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会随着经济进一步成长以后，逐渐自然消失，例如伦敦或纽约的贫民区。然而几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认为，今日在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区，可能不会只是暂时现象，且贫民区中的贫穷问题，未必会随世代交替而有所改善。【注2】

尝试更多了解贫民区实际情况的我，自然把握每一个走访贫民区的机会。在「民众对话」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我一边朝阿克拉最大的贫民区之一Old Fadama走去，一边联络当地领袖请他们领路。然而电话一直没有打通，我就先走进了路边的一间教会。之前在网路上看地图，便注意到这间极具规模的教会，经接待我的J牧师说明，这间教会已成立29年，主日崇拜人数高达七、八千人。

当我向J牧师问起Old Fadama，他起先不清楚在哪裡，经我提示说应该就在教会后面，他才说很多人称那区为「所多玛与蛾摩拉」。我问牧师，该区的人从事什么工作，他说很多男人做金属回收，女人帮人买菜（帮买菜的人提菜，这也是一种工作）……这听起来虽然不高贵，但也并无不道德之处，教会何以用这样罪大恶极的形象来代称自己的邻居？

问起教会与该社区有何互动，J牧师表示教会人很多，若有人来自那裡并不令人意外，不过教会并没有针对该社区的外展或宣教事工。

心想大概无法至Old Fadama拜访的我，问J牧师能不能从他的办公室窗户拍照，他还很好心特别带我到教会另一栋大楼的顶楼去照相，我不太成功的贫民区之旅便在此画下句点。

牧师从自己的窗户就看得到他的羊，可惜的是，在他眼裡，这些羊已经被妖魔化成「所多玛与蛾摩拉」，裡面的人太麻烦了、跟自己太不一样了，所以教会的外展或宣教事工都先不碰他们。

我想起几分钟前拜访「民众对话」时，工作人员提到，驱赶贫民区住民有安全问题，我乍听之下以为是指贫民区裡犯罪问题特别严重，工作人员立刻澄清，他是指强力驱赶引起住民反抗时会影响该地区的安危，并附带说明，不管是不是贫民区都可能有犯罪问题，贫民区不代表犯罪问题比较严重。

短暂停留迦纳的我，无法确知谁的观点比较接近现实，却想起无感越过伤者的祭司与利未人，以及动了慈心、贴近伤者缠裹疗伤的好撒玛利亚人（路10：25-37）。　



※无罪的经济与有罪的人

经济作为一种学科思维，无法声张爱与正义，但也并无违反爱与正义的本质，端看个体决策者如何定义福祉、总体决策者如何看待指标。

面对种种政策争议，最受欢迎者可能要符合经济学的「柏瑞图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概念：这种政策能在不伤害任何人的状况下，使某些人得益。然而假使这种乍看之下皆大欢喜的政策真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仍然不容易执行，例如本来比较有钱的人现在变得「相对」不有钱，这本来有钱的人，可能也会产生某些失落、不便或不满而起而杯葛。

经济分析的必要，在于资源有限，但人的欲望无穷。只要人类始终存有各种「好还要更好」的欲望，经济分析至少可以指出如何更有效率地运用资源。这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推动了物质社会的进步，但当物质生活已经丰裕到一个地步，需要更多思考把饼做大以后，我们希望如何分配。

虽然身处代议制度的社会，每个人不需要直接从事所有管理众人之事，但经济学中的「代理人问题」也说明，当资讯不完全的时候，代理人可能首重自己的好处甚于头家的权益。在学者专家不断尝试改善机制的同时，监督政府仍是公民无可避免的责任。

经济本无罪，是身为罪人的你我，需要更审慎检视自己的各种决定，面对国家层级的决策，则需要监督并非天使的政府。基督徒作为蒙恩的罪人，应该有更多动力将饼分给原本不熟悉的邻舍、将金钱以外的价值纳入福祉的衡量、寻找更适合这个社会追求的指标，以实践神所喜悦的爱与正义。



【注】



1. 参John E. Roemer, 2012, “Ideology, Social Etho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Ethics, 16(3), p.273-303。



2. 参Benjamin Marx, Thomas Stoker & Tavneet Suri, 2013, “The Economics of Slum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Pages 18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