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潘致小宝：我们在春天里道别
注：这封信写于3月底，因为太像道别，生怕一语成谶，且抱着一丝幻想等待着4月2日（侦查延期的届满之日）能传来好消息，便一直没发。但该来的还是躲不掉， 4月15日，我接到看守所通知，玉闪被换押到海淀区看守所。小何（正军）在同一天也换押到海淀看守所。后经律师确认，传知行的“非法经营”案同日移送海淀区检察院。
我们在春天里道别
小宝：
你刚离开时，我对宝宝说：春天的时候爸爸就会回来啦。现在已是3月底，永远和谐、总是胜利的大会已经闭幕，北京的树也已经抽了新芽，你却还呆在那个拥挤的监室里，不知何日是归期。
过去近三个月里，两位律师兢兢业业，前后会见了你十次，她们说，眼看着你的的状态好了起来——清瘦了（“胖子”这个形容词已经不太贴切），精神了，小肚子和高血脂都没有了，早睡早起，中午值班时还散步锻炼……你说：在这里日子不难过，一晃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律师和你开玩笑：监狱里的日子更好过。你说：是啊。然后你们俩相视而笑。你连现在的日子都不觉得难过，可见之前86天的日子很难过——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法安慰，因为我们错过了在艰难时刻陪伴对方的机会。
不能在身边陪伴，就想找机会离得你近一些。我尽量跟着律师去豆各庄，她们会见时，我就在接待室里，有时发呆，有时看肥皂剧，有时在外面的天空下走走。我第一次去豆各庄时，还没拿到律师证，只能当夏律师和李律师的司机，他们会见时，我在外面等。那是个秋天，树叶被风吹得或是在半空中飘落，或是在树上摇摆，或是在地上翻滚，发出很好听的沙沙声，三四点钟的太阳很柔和地照着看守所前空旷的大地，好象天地间就只剩我一人。那一刻突然想起一句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个场景很美，我又很自得地认为那句诗回忆得相当应景，所以一直记着。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会陪律师来见你呢？你在高墙里面，我等候在外面。现在看守所附近立了很多高楼，还多了很多麻雀。我看着它们吱吱喳喳吵闹着从接待室边上的枯树丛一窝蜂地往外飞时，小时候吃过的腊麻雀干的味道突然一闪而过。
去看守所的次数多了，居然还能碰到认识的人。春节前的最后一次会见，我看到了寇延丁的姐姐，她背着一个大背包，先是跑到西边的预审大队，接着又跑到东边的接待室。她在屋外迎面走来时，我只觉得有点眼熟，听到她对接待窗口说“我找寇延丁”时，才把眼前这个人跟网上她的照片对上号。当然是没找到，但她也没有露出太失望的神情——她找了妹妹那么久，估计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没有上前和她打招呼，一是素不相识，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二是她一直找不到她妹妹，我却能通过律师知道你过得如何，相比之下可能会让她更难过。没想到几天后寇延丁就回家过年了。虽然被抓和被放的原因和过程都同样讳莫如深，但当事人和家人都没有计较的权利，能平安回家已是万幸。
看守所的有些规定真是为了让人难受而存在的。比如，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能送钱物。“三八”妇女节前夕，有五个年轻姑娘因为策划在公交车上宣传“反性骚扰”的活动而被送进看守所，其中有两个没结婚的姑娘，父母住在很偏僻的小地方，等到父母接到朋友们辗转打去的电话，动身，再到看守所存钱物时，已过了好几天。没钱没衣服，在里面不会太好过。律师第一次见到你时，衣服还没有转到看守所，你好几天没换洗，臭哄哄的，我赶紧买了几套内外衣物又送了一次；再过了几天，前一次送的衣物也转到了看守所，你不但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的，还把多余的衣物分给了同监室的其他人。当时我听了律师的转述，只觉得好笑：臭美啥呀，人家怎么会要你穿过的衣服？看了这几个姑娘的一些消息，才知道多余衣物确实是有用的。
小宝，你说，制定这些规定的人，当时想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多半是为了让里面的人感到难受和屈辱，再就是多折腾外面的亲人吧？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心生悔意和惧意，老实些、再老实些，努力不让自己折腾进去。大部人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有多么地不近人情，除非和它打交道时。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见到他没有？我说只有律师能见到你。问的人听了都表示很惊讶。惊讶什么呢？我见过一个当事人，退庭后与哥哥擦身而过，只不过冲哥哥点了点头，就被庭警严厉喝止。他哥哥是四十岁多的人了，刹那红了眼圈。这些不近人情的规定，会让人对执法者的铁石心肠心生怨恨，反而淡化了是非——就像双方争论某个问题时，如果争论的架势不好看、措辞不文明，争论半天，最终多半都会把攻击重点放在对方的姿势和措辞上，而忘了原本的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他们太傲慢，从不在乎自己的架势好不好看。
扯得有点远了，说回衣物，北京的春天过得快，你再不回来，又该送夏天的衣物了。
你应该发现了，你的家属，我，目前情绪稳定。3月初得知你的案子被延期一个月，联想到老浦在看守所已呆了十个月，他的案子却还在不停地来回退侦、送检；律师为你递交的取保申请也没有获得批准，我估计你在短期内很难回家，便认真地思考了“你若被判刑，我该怎么办”的问题。想明白了，苦的无非是爱别离，可是你在里面戒烟戒酒、清淡饮食、早睡早起，还有大把的时间看书、劳动、修身养性，这些却都让我感觉轻松。最难过的人是父母，没有你的陪伴，又丢了世俗的面子，很难释怀。小宝，请你原谅我，我没什么办法安慰他们。生活上可以相濡以沫，可是在精神上，父母子女都有各自的路途和属于自己的负担，只能各自承受。其实大部分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模式最好，所以我们最好也这样，对彼此狠一点，不要总是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感受，徒增伤感。
尽管已经平静许多，我却始终无法原谅那些作恶之人——宽恕这种事，只有神有资格，我们这些凡人，以直报怨就足够了。心越热，就会越疼，我要靠疼痛让日渐麻木的心热起来——被折磨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作恶的人，在动手的一瞬间，他们的心或手有没有过一丝的犹豫和颤抖？在体制的掩护下，真的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所有事情吗？他们难道不怕自己的姓名大白于天下？他们是以怎样的面目面对自己的父母和子女的呢？我想象了很多。小时候被江姐和刘胡兰的故事激励，真诚地思考过“如果那一切折磨加诸己身、能否坚持革命信念”的问题（好吧，又要被你嘲笑了），想不到在这样的文明时代，还有机会做同样的想象，仿佛我们这个国度是隔绝于文明的荒蛮之地。这真令人悲伤。但凡是人，即使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也应该敬天地、畏鬼神吧？也应该知道这世间有比人类高得多的运行法则吧？然而，确实有一些人既不害怕现世报应，也不怕死后洪水滔天。能拿他们怎么样？最多说一句 “祝你今日种下的因，他日早些结果”罢了；在这个国度、在有生之年，我们还真的未必能等到公平正义。
可是，即使我们等不到、只做了垫脚石，也无须难过，要相信总有后人会等得到。小宝，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已经不太需要咬牙才能应付目前的生活。把结果交给神，自己只管低头走路，做该做的事。
这封信写得有些凉薄，你不要怪我，我只是在为可能到来的长期分离做准备。相信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爱你。愿你身心安定。
爱你的老婆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注：这封信写于3月底，因为太像道别，生怕一语成谶，且抱着一丝幻想等待着4月2日（侦查延期的届满之日）能传来好消息，便一直没发。但该来的还是躲不掉， 4月15日，我接到看守所通知，玉闪被换押到海淀区看守所。小何（正军）在同一天也换押到海淀看守所。后经律师确认，传知行的“非法经营”案同日移送海淀区检察院。
我们在春天里道别
小宝：
你刚离开时，我对宝宝说：春天的时候爸爸就会回来啦。现在已是3月底，永远和谐、总是胜利的大会已经闭幕，北京的树也已经抽了新芽，你却还呆在那个拥挤的监室里，不知何日是归期。
过去近三个月里，两位律师兢兢业业，前后会见了你十次，她们说，眼看着你的的状态好了起来——清瘦了（“胖子”这个形容词已经不太贴切），精神了，小肚子和高血脂都没有了，早睡早起，中午值班时还散步锻炼……你说：在这里日子不难过，一晃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律师和你开玩笑：监狱里的日子更好过。你说：是啊。然后你们俩相视而笑。你连现在的日子都不觉得难过，可见之前86天的日子很难过——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法安慰，因为我们错过了在艰难时刻陪伴对方的机会。
不能在身边陪伴，就想找机会离得你近一些。我尽量跟着律师去豆各庄，她们会见时，我就在接待室里，有时发呆，有时看肥皂剧，有时在外面的天空下走走。我第一次去豆各庄时，还没拿到律师证，只能当夏律师和李律师的司机，他们会见时，我在外面等。那是个秋天，树叶被风吹得或是在半空中飘落，或是在树上摇摆，或是在地上翻滚，发出很好听的沙沙声，三四点钟的太阳很柔和地照着看守所前空旷的大地，好象天地间就只剩我一人。那一刻突然想起一句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个场景很美，我又很自得地认为那句诗回忆得相当应景，所以一直记着。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会陪律师来见你呢？你在高墙里面，我等候在外面。现在看守所附近立了很多高楼，还多了很多麻雀。我看着它们吱吱喳喳吵闹着从接待室边上的枯树丛一窝蜂地往外飞时，小时候吃过的腊麻雀干的味道突然一闪而过。
去看守所的次数多了，居然还能碰到认识的人。春节前的最后一次会见，我看到了寇延丁的姐姐，她背着一个大背包，先是跑到西边的预审大队，接着又跑到东边的接待室。她在屋外迎面走来时，我只觉得有点眼熟，听到她对接待窗口说“我找寇延丁”时，才把眼前这个人跟网上她的照片对上号。当然是没找到，但她也没有露出太失望的神情——她找了妹妹那么久，估计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没有上前和她打招呼，一是素不相识，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二是她一直找不到她妹妹，我却能通过律师知道你过得如何，相比之下可能会让她更难过。没想到几天后寇延丁就回家过年了。虽然被抓和被放的原因和过程都同样讳莫如深，但当事人和家人都没有计较的权利，能平安回家已是万幸。
看守所的有些规定真是为了让人难受而存在的。比如，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能送钱物。“三八”妇女节前夕，有五个年轻姑娘因为策划在公交车上宣传“反性骚扰”的活动而被送进看守所，其中有两个没结婚的姑娘，父母住在很偏僻的小地方，等到父母接到朋友们辗转打去的电话，动身，再到看守所存钱物时，已过了好几天。没钱没衣服，在里面不会太好过。律师第一次见到你时，衣服还没有转到看守所，你好几天没换洗，臭哄哄的，我赶紧买了几套内外衣物又送了一次；再过了几天，前一次送的衣物也转到了看守所，你不但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的，还把多余的衣物分给了同监室的其他人。当时我听了律师的转述，只觉得好笑：臭美啥呀，人家怎么会要你穿过的衣服？看了这几个姑娘的一些消息，才知道多余衣物确实是有用的。
小宝，你说，制定这些规定的人，当时想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多半是为了让里面的人感到难受和屈辱，再就是多折腾外面的亲人吧？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心生悔意和惧意，老实些、再老实些，努力不让自己折腾进去。大部人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有多么地不近人情，除非和它打交道时。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见到他没有？我说只有律师能见到你。问的人听了都表示很惊讶。惊讶什么呢？我见过一个当事人，退庭后与哥哥擦身而过，只不过冲哥哥点了点头，就被庭警严厉喝止。他哥哥是四十岁多的人了，刹那红了眼圈。这些不近人情的规定，会让人对执法者的铁石心肠心生怨恨，反而淡化了是非——就像双方争论某个问题时，如果争论的架势不好看、措辞不文明，争论半天，最终多半都会把攻击重点放在对方的姿势和措辞上，而忘了原本的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他们太傲慢，从不在乎自己的架势好不好看。
扯得有点远了，说回衣物，北京的春天过得快，你再不回来，又该送夏天的衣物了。
你应该发现了，你的家属，我，目前情绪稳定。3月初得知你的案子被延期一个月，联想到老浦在看守所已呆了十个月，他的案子却还在不停地来回退侦、送检；律师为你递交的取保申请也没有获得批准，我估计你在短期内很难回家，便认真地思考了“你若被判刑，我该怎么办”的问题。想明白了，苦的无非是爱别离，可是你在里面戒烟戒酒、清淡饮食、早睡早起，还有大把的时间看书、劳动、修身养性，这些却都让我感觉轻松。最难过的人是父母，没有你的陪伴，又丢了世俗的面子，很难释怀。小宝，请你原谅我，我没什么办法安慰他们。生活上可以相濡以沫，可是在精神上，父母子女都有各自的路途和属于自己的负担，只能各自承受。其实大部分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模式最好，所以我们最好也这样，对彼此狠一点，不要总是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感受，徒增伤感。
尽管已经平静许多，我却始终无法原谅那些作恶之人——宽恕这种事，只有神有资格，我们这些凡人，以直报怨就足够了。心越热，就会越疼，我要靠疼痛让日渐麻木的心热起来——被折磨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作恶的人，在动手的一瞬间，他们的心或手有没有过一丝的犹豫和颤抖？在体制的掩护下，真的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所有事情吗？他们难道不怕自己的姓名大白于天下？他们是以怎样的面目面对自己的父母和子女的呢？我想象了很多。小时候被江姐和刘胡兰的故事激励，真诚地思考过“如果那一切折磨加诸己身、能否坚持革命信念”的问题（好吧，又要被你嘲笑了），想不到在这样的文明时代，还有机会做同样的想象，仿佛我们这个国度是隔绝于文明的荒蛮之地。这真令人悲伤。但凡是人，即使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也应该敬天地、畏鬼神吧？也应该知道这世间有比人类高得多的运行法则吧？然而，确实有一些人既不害怕现世报应，也不怕死后洪水滔天。能拿他们怎么样？最多说一句 “祝你今日种下的因，他日早些结果”罢了；在这个国度、在有生之年，我们还真的未必能等到公平正义。
可是，即使我们等不到、只做了垫脚石，也无须难过，要相信总有后人会等得到。小宝，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已经不太需要咬牙才能应付目前的生活。把结果交给神，自己只管低头走路，做该做的事。
这封信写得有些凉薄，你不要怪我，我只是在为可能到来的长期分离做准备。相信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爱你。愿你身心安定。
爱你的老婆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