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原

一、导言

有关耶稣基督的信仰何时传入中国，一些尚未成为定论的野史传说，基本上都倾向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年间），但见诸中国史籍明确记载，且为当今史家所公认的则为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当时，属于迦勒底教会（Chaldean Church）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宣教士阿罗本（Aloben）来华建立教会，史称“景教”（Nestorianism）。景教以上层路线作为宣教方针，一直努力与唐朝政府保持良好而紧密的关系。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中国人理解自己的信仰，于是他们极力顺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宗教文化环境，完全倚赖佛教、道教的宗教术语以及儒家的伦理道德来使基督的信仰处境化。但它始终被中国人视为外来宗教，甚至完全被等同于外来的佛教，终于在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随同佛教一起被查禁。有趣的是日后佛教又重新兴旺起来，而景教却销声匿迹了，直到十三世纪末才被蒙古人带回中国。

在蒙古人的贵族和平民中有许多聂斯托利派信徒，随着1279年蒙古人完全取得中国的统治权，景教再度卷土重来，史称“也里可温”（Erkeun），意为有福缘的人。蒙古人在中国采取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汉族人地位低下，不能也不愿投身于高高在上的外来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当中。此外，天主教也成功地进入蒙古人治理下的中国宣教（亦称“也里可温”），但他们的宣教对象也是属于上层等级的蒙古人和来自中亚地区的人。因此，当中国汉族重新夺回政权时，也里可温便又再次在中国本土消失。

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在其统治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以至于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更不用说展开宣教工作了，无怪乎耶稣会（Jesuits）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曾面对中国边境界石感叹道：“磐石呀磐石，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

在天主教对华宣教事工中，成功地撬开这磐石，挤进中国大门宣教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以及随后而至的著名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由于他们的宣教策略建立在尊重中国传统并力图与文人阶层接近的基础之上，因此很快便在中国立足并取得瞩目成绩。此后，天主教宣教士大批来华，直到清王朝初期，都少有排教事件的发生，宣教事业得以顺利展开。

然而，当围绕着中国信徒能否祭祀祖先和孔子等争论，由天主教各修会扩展到中国皇帝与教皇之间的时候，这场争论就已超出了神学的范畴，而演变为中西政治、外交与文化之争，最终以1715年双方各自颁发严厉禁令而陷入僵局。在此后的100多年间，中国一直采取了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政策。这迫使天主教的宣教工作转入地下，建立秘密的家庭聚会点，培养并按立中国的神职人员，传教对象也以广大下层民众为主。从历史上看，基督的信仰在中华大地上稳固地扎根，正是以此为始。

二、更正教入华及其发展历程

1、 起步维艰（1807—1860）
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成为更正教（又译新教）第一位在中国的宣教士，他所做的完全是一项铺垫性的开荒工作：学习中文，编纂辞典，翻译圣经，直到来华七年之后，才有第一位中国人领洗。

截止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荷兰传道会（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s Missions）、美国浸礼会（The American Baptist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圣公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英国海外圣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先后共向中国本土派遣宣教士16名，主要集中在澳门和广州工作⑴，另有大批宣教士在东南亚华人中传福音。

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中国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阻碍，以及基督的信仰与中国主流思想——儒家礼教之间的张力，其实这是天主教在华宣教的老问题。然而，更正教却决没有天主教近代在中国二百余年的从容，它来到中国时正值这个国家开始经历痛苦的转型，传入仅33年后，这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小树就受到阵阵狂风的摇撼，谁也没有预料到宣教士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开放和对基督教的官方保护，竟是伴随着一次次中外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降临的。1860《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全境开放，宣教已完全在条约的保护之下，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妨碍宣教的一切官方阻拦都在理论上被清除。

然而，宣教工作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却为中国教会埋下了极大的祸患、预备了极坏的土壤，耶稣基督爱、和平、饶恕的种子与受尽列强凌辱的中国仇恨、自强、斗争的种子一同在这片土地上成长，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屡屡借着仇教事件发泄出来，这一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人一提到基督教，就会与战争、屈辱、丧权联系在一起。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对此有一生动描述：“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⑵

2、 碰撞冲突（1861—1900）

随着基督教逐步由沿海向内地扩展，中国各地的反教浪潮风起云涌，相当数量的士绅官吏积极参与其中，直接或幕后煽动并组织民众的排外情绪、反教行动。据统计，从1840年到1900年，全国大小教案不下400余起，大多集中在19世纪60—90年代这30年间。从地域上看，则以长江流域最多，另外也屡见于华北和西南地区。

综观这30年间中国社会的排教事件，可以看到碰撞和冲突的原因是多层面的，除了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屡屡失利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还有文化上的对抗，这是以自己古老的文明而自豪的优越感，对伴随基督信仰东来的西方文明的直接反应；再有就是基于信仰与本土宗教、生活习俗上的张力，基督徒不再参与地方乡土社会世代相沿的祭祖和迎神赛会的活动，使得中国不信耶稣的人坚持认为：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

由于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外国人诸多特权，在民教冲突中，自然是教会一方经常占有最终胜诉的优势，中国官府只有一味隐忍回护，生怕导致激发外国政府干预的政治外交事件。这更助长了中国官民仇教情绪的积蓄。事实上，不可否认教案中存在着大量中方官绅士民恶毒毁谤、散布流言、愚昧无知、盲信盲从的个案；但也有不少地方恶棍流氓，见教会有权有势，便假借信主，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以饱私欲。

一系列的仇恨冲突交织汇集在一起，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这是民教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与中国历史上许多民众运动一样，这次运动是无序和混乱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内中时隐时现的是政治阴谋、操纵、出卖和背叛。据不完全统计，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宣教士遇难者约53人，教徒18,000人；更正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1/3以上属内地会（Inland Mission），信徒被杀的数字难有精确统计，有说1,912人，有估计为5,000人。

这一时期，更正教在华形成了两大宣教方向，即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路线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路线。前者创内地会，以直接布道为主，扎根于社会中下层；后者则致力于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热心从事教育、出版和赈灾等活动。这两条路线实际上在今天中国教会中仍保持其持续性影响。

3、 短暂兴旺（1901—1920）

义和团运动引发了不少宣教士和教会人士的反省和检讨，逐渐认识到宣教受不平等条约保护，涉嫌政治，为中国人所仇恨，也易引起诸般误解。中国信徒良莠不齐，素质不高，急需栽培和教导，对插手他们涉及的纠纷事件务必采取谨慎态度。有鉴于此，相应国家的政府和差会内部也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907年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宣教士大会（前两届分别于1877、1890年召开），时值马礼逊来华100周年，故史称此次大会为“百年大会”。当时在华各宗派各差会宣教士的总数为3833人（为第二届会议时的3倍多），其中出席这次大会者1179人。会议目的在于总结百年来在华宣教的得失，提出更适合中国处境的宣教方针。大会最后通过了4项备忘录，强调教会的非政治性，信徒要安分守己，潜心灵修治家；提出教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大力发展基督教教育，提倡各宗派的合作与联合；要更新中国人的观念，领导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心智变革”。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亡、中华民国的诞生、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接踵而至，救国富强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在意识形态方面，以科学与理性为代表的新思潮崛起，并逐渐取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主流。

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基督教当时所要面对的，主要是如何回应新正统理念——科学与理性，以及中国社会最大的需要——救国图存的挑战。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是否是理性的和科学的？基督教信仰对中国社会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基督教信仰能否救中国？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部寻求富强的历史。这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在两个端点之间游移：一个端点把西方当作敌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另一个端点视之为进步的化身，是学习效法的对象，全盘西化即可使中国步入强国之林。这也决定了中国人看待基督教的立场，前者指斥基督教为侵略工具，后者则看基督教有如文明的象征。

步入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与自身传统文化决裂，热情拥抱西方文明的时期，基督教作为西方进步文明的代表，自然颇受青睐；社会对了解西方文化、掌握科技知识和外语人才的需求，更让教会学校平步青云。这使得基督徒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大为提升，也为宣教事工铺平了道路，再加上美国大觉醒运动所掀起的宣教热情，为中国带来了大批满有神圣使命感的宣教士，于是中国教会迎来了第一个大复兴，堪称“黄金时代”。

据统计，基督教来华差会1900年有61个，1919年就猛增到130个。外国宣教士1900年为1500人，1919年为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大部分宣教士集中在8个中心城市，即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济南，宣教活动呈现从沿海向内陆，从中心城市向四周乡村辐射的趋势。1920年，宣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93个宣教点，1037个布道机构。

1900年全国信徒有85,000人，1906年增至178,251人，6年间增长1倍，为信徒发展最快时期。1920年达366,524人，14年间又翻了一番。从1900年到1920年间，中国信徒总数增长了4.3倍。当时信徒主要集中于沿海城市和乡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辽宁7个沿海省份的基督徒，占总数的71%。
在此期间，中国神职人员队伍开始形成规模，尤其是1907年以后，按立的教牧人员逐渐增多。1906年中国牧师有345人，到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长了3倍。⑶

与此同时，教会的学校、医院、文字出版等事工也取得了长足进展。

4、 逆境图存（1921—1949）

1919年巴黎和会对日本在中国山东利益的支持，激起了久已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保持警惕的爱国人士的愤怒，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集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与日本人的勾结，一时间在全国掀起爱国热潮。是为五四运动。

此后，全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列强的相互勾结和偏袒，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反对帝国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基督教再次成为愤怒的中国人批判的对象。1922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历时近6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教会成了众矢之的，饱受公开谴责和攻击，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

尽管声势浩大，但反教者与19世纪的旧式士大夫不同，他们虽承袭了上一世纪反洋教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却在民族主义的内核外，包裹着新式教育带给他们的各种西方思想和理念，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和理性主义、实验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他们的武器。同时，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是较为克制和温和的，因此在非基运动中尽管也有一些暴力事件，如教堂被攻击，不过从程度上看与义和团运动决不可同日而语。

非基督教运动虽然在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正式宣告破裂中结束，但中国人的反教情绪和行动在整个20世纪始终未曾消失，且或显明或潜伏地贯穿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不断地提醒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外关系上存在着一个晴雨表，它敏感地反映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且是以爱国主义为其刻度的。正如学者指出的：“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⑷

显而易见，更正教自传入中国后不久，就一直是中外冲突的交汇点。能否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使基督的信仰在中国超越政治外交斗争的泥潭，使国人看清其荣耀真道的尊贵地位，继而认同并接受？则相应成为当时中国教会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教会人士达成的共识就是必须摆脱“帝国主义”这顶沉重的帽子，所采取的措施有二：一为自立教会的尝试；二是神学本色化运动的展开。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成为中国教会此后发展的主流，其势头在21世纪仍未稍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侵占东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大半个中国很快沦陷。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教会积极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成立各种机构，共赴国难：组织义演募捐，以财力人力援助前线，救济难民，慰问抗日将士，鼓舞士气，照顾伤病员，并为国祈祷，向国际呼吁和平力量的支持和援助。中国教会在八年抗战中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广大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情怀。

中日战争期间，教会在沦陷区农村损失约25%，城市教会损失约50%，只有在后方的华西地区教会增长了30%。战争一结束，教会立即着手恢复工作，自1946年起各差会宣教士大批进入中国，至1947年底已增到3500名左右，其中美国宣教士占60%以上。⑸

外侮刚过，内战又起，为了回应动荡时局的挑战，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三年奋进运动”，旨在1946年冬至1949年冬三年期间，增加信徒人数；加强教会力量，使教会富有生命和能力；促进教会合一与合作；提高社区和国民的精神生活。这一兼顾布道与栽培，各教会合一与社会关怀的奋兴计划，在战争年代竟然取得了相当果效。1936年，更正教信徒人数为536,000余人，到1949年增加到835,000余人，增长了56%。虽然社会因战乱极不稳定，但教堂仍从原有的5,800余间，增加到6,500多间，共增长了27%。⑹这3年的增长，为中国教会面对日后更大的困境积蓄了力量。

5、 脱胎换骨（1950—1980）

国共战争继辽沈战役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948年11月同时展开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进入1949年，时局已日趋明朗，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外国宣教士开始撤出中国，并提出中国教会的中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要进入家庭。没想到竟一语中的，中国教会日后正是按照这一设想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

10月1日，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中国的正统已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是与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当时，各地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考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教会如何生存下去？举凡教会、基督教机构、学校、医院等等所经历的过程大致相似，基本上都从观望思考、表面形式上的改革，到心灵深处的革命。不论有意无意的，顺从还是抗命的，其结果早晚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对“中国教会如何生存下去”这一问题的普遍共识，是改变自身的存在，于是大家纷纷努力在各个方面去适应新的时代。但几乎与前一问题并存的更为深层问题就是“基督的信仰如何在中国存在下去”，以吴耀宗为首的改革派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帝国主义问题仍是中国教会的软肋，吴耀宗发表题为《基督教的改造》一文，直接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有关系的，中国教会的努力方向就是使自己脱离帝国主义的系统，实行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立场清楚明了，他认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国教会“必须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⑻周恩来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当局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影响甚为深远。

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反美情绪高涨，基督教再次被指责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爱国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准则。吴耀宗适时推出《三自宣言》，并发起签名运动，这标志着中国教会三自革新运动的正式开始。1951年，成立了基督教全国性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出任主席，正式成为中国教会的领导人。随后在该机构的主持下，全国各地教会纷纷举行大会，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控诉运动，肃清教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爱国主义学习。

4年间，来自教会内部的些许阻力迅速被扫荡净尽，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将原有的三自革新运动，改称三自爱国运动，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成为全国三自主席。至此，中国教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组织上已告完成。

在往后的岁月里，三自会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大大小小的运动而沉浮，肃反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教会的发展，各地教会进行合并、签订爱国公约、传道人转业参加劳动生产、主日学和团契等活动遭禁……。与此同时，家庭聚会乃至家庭教会也在各地潜滋暗长。

1966年，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逼迫临到中国教会，教堂被关闭，聚会被禁止，信徒被批斗，圣经遭焚烧，三自会也被迫解体。然而，全国各地仍有部分信徒以秘密的方式聚会。为主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成为中国教会学习的一大功课，也使中国信徒经历了宝贵的更新，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财富。

据学者研究，中国家庭教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空前的复兴，无论沿海城市还是内陆乡村，信徒人数都有极大的增长。一些地区的家庭教会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组织系统，有计划地开展布道、培训、文字等事工。从目前的资料显示，复兴主要集中在华东和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⑼

1976年，十年文革终于告一段落，中国百废待兴，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宗教管理部门陆续恢复工作，宗教研究机构也在各地相继恢复或成立，随后逐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宗教事务的政策。1979年春，各地三自会纷纷重建，教堂相继重新开放，传道人和圣经奇缺是当时的主要困难。1980年，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提出坚持爱国主义和三自原则，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国教会的干涉和控制。会议还修改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专门负责出版圣经、培训工人、交流访问等教务工作，这样两会系统便正式确立。

虽然在三自两会系统中的基督教得到了政府保护，在重开教堂聚会也得到认可，但许多信徒并没有停止家庭聚会，甚至只参加家庭教会。当时，农村因为缺少教堂，就成了家庭教会最为兴旺的地方，且发展极为迅猛，真正实践着自治、自养、自传。显然家庭教会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中国教会从宏观上就分成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大阵营。

6、 走向复兴（1981—今）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提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高举“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立党之本。其间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最终于八十年代末达到最高峰。进入9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逐渐由政治转向经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多元化，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日渐强劲，人们普遍怀疑一切，不相信权威，形成信仰真空，各种宗教大大兴旺。多元就意味着无主流，今天的基督教再不是单与某一正统对话，而是要面对着一个更大的挑战，信仰独一真神的基督教如何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整合人们的思想？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贫富差距的加大，官员腐败现象的严重化，社会失业率的上升，人们焦虑值的普遍增加……，中国教会如何回应时代的需要？
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增长是惊人的，据官方统计称目前全国信徒已超过1500万，实际人数当然比这个更大，一般学者的估计是将官方数字乘大2～5倍⑽。其中尤以家庭教会发展最为迅猛，甚至有人认为家庭教会已成为中国教会的主流。近年来，信徒的年轻化、弟兄以及知识分子的增多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向。各地教会在量的增长的同时，也认识到质的重要，对培训工人、信徒栽培、神学书籍的需求日益强烈，于是各种规模的神学培训班甚至神学院在各地纷纷涌现。一个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时代仿佛呼之欲出。
在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历史性课题：

① 政教关系
中国教会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当教会成为政治的附庸时，它的根基就会极不稳固，也必定在政治风雨中沉浮。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和信徒认识到教会非政治化的必要性，问题是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中，教会与政府应保持何种关系才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对于官方所强调的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具体要求⑾，教会应如何理解和回应？

②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
从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从孙中山先生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新中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历史上每次中华民族意识的大觉醒和爱国情怀的高涨，都给教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今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提倡爱国主义、激发民族自豪感是一个必然的出路，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入WTO、申办奥运会的成功、足球冲进世界杯等，使得中国成为21世纪全球的亮点，也使媒体激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易如反掌，预计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将达到高峰。其间若遇类似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梵蒂冈封圣事件或其它中外磨擦冲突，排外情绪势必极为激烈。中国教会届时将如何面对？历史悲剧是否重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教会对下述问题的回答：基督教是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基督教是否“洋教”？基督教能否成为重建中国的希望？

③ 本色化神学建设
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本色化神学建设始终关心的问题，从景教到利玛窦，从20世纪20年代的本色化神学讨论到今天三自教会发起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中国本色化神学一直在努力探索过程当中，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未能完成。应该看到，随着今后中国教会日臻成熟，神学教育的正规化系统化，书籍资料的丰富引进和积累，特别是信徒中相关人才的涌现，这一历史性任务必将出现丰硕的成果。

④ 教会建设及合一
中国家庭教会日益壮大的现实，带出来一个挑战，就是教会是否应该制度化？以及如何制度化？目前一些教会开始建设并完善堂务会或同工会，并制订书面章程和则例，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积极尝试。
另外，城市家庭教会封闭分散、不相往来的局面也在逐渐打破，有的进行联合事工，有的进而形成团队格局。教会开始普遍关心合一的问题，这不仅包括背景相似的教会之间，也包括城市与乡村教会之间的合一。尽管所涉及的问题极为敏感，但与三自教会的关系问题也是不可能回避的。是否有可能突破目前家庭与三自两种类型的瓶颈，走出第三条道路来？这将关系到21世纪中国教会发展的方向，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教会正处在一个形成教会新格局和传统的伟大时代。

⑤ 宗派问题
因着中国教会或被动或主动地摆脱海外关系以及文革十年的扫荡，复苏的中国教会从整体上看成了真正没有宗派背景的教会，这的确是极大的祝福。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与外国关系的日益紧密，带有宗派背景的外国差会逐渐回到中国开展工作，宗派问题再度在中国出现，相信这种趋势在入关之后将日益加剧。这是否会给中国教会的合一及本色化神学的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是否会招致始终对外国势力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的中国政府对教会的猜忌与不安？我们不能不予以慎重对待和密切关注。

三、余论：宣教的中国？

今天听到最多的是国内外教会对中国将成为宣教大国的呼声和期待。中国教会的飞速增长，国家总体实力的日见增强，西部大开发计划的推出，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活跃，世界宣教史关于宣教路向的探讨等等，都似乎印证并加强了广大信徒对此异象的看见和信心。无论是对内和对外，中国教会无疑都处在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或许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所面对的机遇、挑战以及美好的远象，并不比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的时代逊色。这是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愿上帝祝福中国教会。

2002-1-30

⑴参照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13页。

⑵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页。

⑶参照《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8页。

⑷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页。

⑸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5页。

⑹《中国教会史》，香港农村圣经学院1990年版第146—147页。

⑺《田家》第16卷第3期（1949/9/1）。

⑻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2页。

⑼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28—229页。

⑽ 吴梓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时代的新挑战》，载《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⑾《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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