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似乎正陷入惟制度化的错误中。


当年“五四”一代，在面对中国问题时，有一更宽广的视野。“除旧邦，做新民”，这是“五四”一代嘹亮的号角。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除旧邦；追求革新国民品格──做新民，这是“五四”的理想。没有新的民众品格，就难以有新的国家制度。


延至当代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个简单化的倾向，似乎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只要制度问题解决了，就能够解决一切。


比如说，我所尊敬的师长朱学勤先生就曾说，自“五四”以来，胡适他们所倡导的革新中国要从文化入手，可能是一个百年假问题……“相比英美国家的社会进步，是靠制度层面的挑战、迎战、妥协、改革，每一步都踩着一个制度环节的缺陷，迫其进步，一步一步坚韧渐进，而不是法国式的文学化政治狂飙……”
如果我们都承认个人的有限性，以及任何学术言说都具有边界，那么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朱老师是在他的学术领域里，提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肯定这种见地的透彻。


但是如果说，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中国的问题就可以一步到位解决，那就错了。


先行的“五四”一代坚信，没有文化的革新，就没有社会的革新。朱学勤老师批评这一“文化入手”倾向。但是从“五四”当时的情境来看，其所指应当是比社会制度更广阔的道德、家庭、职业伦理、个体独立等方面。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在偏离“五四”广阔的视野。


个人是制度自由的起点

比社会制度更广阔的个体品格，以及建基于此的道德、家庭、职业伦理等方面，是我们在关注中国现代化时所不能忽略的。


当代制度创新已成显学，不管是以什么主张──宪政还是民主，追求重构中国的政体，其背后常带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中国的制度问题一旦解决，就能够包治中国的百病。


持此论者可能陷入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老套里。我们知道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反对者与被反对者的精神同构，并不少见。


专制主义是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如果我们认为，在中国重构一个制度也可以自上而下，仅靠一些精英的暗箱操作就能实现，那么就错了。


我这样说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的成形，历来是一个社会中个体选择的结果。此一选择不仅是个体的好恶取向，还包括个人实现这一取向的能力。对于个人选择在社会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斯迈尔斯（SamuelSmiles，英国作家）的观点更绝：什么样的人民配有什么样的政府。而一个在心灵上被邪恶与不法奴役太久的民族，是无法通过改变政体实现社会自由的。


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起点，个人的正确选择是增进自由的基础。安利公司（Amway）的总裁狄克．狄维士，在他的《黄金之门》中提出：“个人能够选择的范围大小，有赖于社会所提供的自由程度。而社会能够提供的自由多寡，却有赖于社会成员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愈‘正确’，社会能够提供的自由就愈多。个人的选择愈‘不正确’，我们能拥有的自由就愈少。”


而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重要标准是，是否有自由的言论、是否有代议制。但是这些并不是社会自由的根本标准，也不是自由的根基。自由的根基在于，社会的个体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有了人格健全的个体，这些个体又有对于自由的正确认识和对良善生活的实践，这个社会一定会逐步走向民主与自由，这个社会离幸福就不远了。


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说的：“默默无闻、奋斗不息的伟大民众，位于万事万物之底，是提高社会水准的动力。一个民族之伟大体现于，也只能体现于，其普通民众之伟大。”


健全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是一个社会走向自由与开放的正常三步曲。或者，可以更进一步表达成：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


这里的秩序，是指社会基于个体选择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共识和行为规范。


五四“立人”的一个局限

我们知道，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起点，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五四”时代，“个人主义”好不容易有了小萌芽，又被20世纪上半叶的一场场危机摧毁殆尽。


在这样风雨晦暗的时代里，只有鲁迅目光如炬，看守着个人价值：“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提出，不论是以富有为文明，以科技为文明，还是以代议制议会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只抓住了“现象之末”，而放弃了“本原”。他因此提出“根柢在人”。钱理群先生评论道，在鲁迅看来：“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归宿。”


然而，不论是“五四”，还是鲁迅，都不能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充分回答：“人的生命是什么？”“立人要立有什么样品质的人？”


杨小凯的贡献与局限

“五四”从一开始就认定，社会层面的更新离不开个人。而杨小凯的思路刚好相反，他是从追问“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如何成为可能，开始关注到个人的。


他说：“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DoglasNorth，编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


“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社会奖惩（Social Sanction）的机制……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


信仰（意识形态）──个人选择──社会共识（政治秩序、道德准则）──法律与制度，这是杨小凯得出的结论。


如果我们把这一模式，联合上面提到的：“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模式：“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


这里我们要小心的是，批评制度拜物教的同时，不要落入信仰拜物教里。从起点到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信仰的目标，并非是改变制度。但是信仰能够通过影响个人，进而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但是如果为了追求制度目标而信仰，其本身就是反信仰。相反，如果出于纯粹的信仰，倒有可能在客观上有利于制度。“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是也。


《南方周末》曾在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中说：“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杨小凯无疑已经看到了个人的重要性。至于信仰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个体的人，杨小凯并没有做更深入的分析；对于个体的人的生命品质，如何影响到社会的“基本面”，影响到社会的运作，杨小凯也没有进行更广泛的分析。


他还来不及做这些思考就匆匆告别了世界。上帝让这个人的一生走成了一个惊叹号，却留给我们一个大问号。


从自由的信仰到自由的个人

在“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一模式中，杨小凯先生已经对后三者的关系做出了很好的分析。而对于“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这一环节，笔者愿做一些补充。


我认为“五四”的“立人”，显得空泛了一些，而杨小凯及North所讲的个人选择已经很具体了，很能落实了，但是又不够全面。


笔者尝试从品格的角度，分析“自由的个人”的内涵：
论到品格，大抵可以从一个人的信念、道德、勇气、毅力、创造力、亲和力去考量。


信念是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看法，决定人生的目标取向；道德决定其善恶取舍；勇气毅力保证一个人有能力达到目标；而创造力则赋予生命和事业生机勃勃的活力；亲和力能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这一切品格要素的形成，都离不开信仰。因为：
第一，信仰回答人生存在的意义，使人不至于在存在的意义上陷入绝望。而基督教信仰的“荣耀上帝”，更给予人生的方向、信念和动力。


仅有“立人”──个体的独立，是不够的。仅仅是从国家与权力的异化中解放了个人、回到个体的天空下，却没有救赎之光，那么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也仍只是一片虚无和绝望。所谓自由主义中的幽暗意识，大抵讲的也是这个问题。


人们的行为， 出自人对“ 生命存在有什么意义”、“世界存在有什么意义”的看法。这看法看不见，但是却在心灵深处主宰人的行为，进而主宰家庭，主宰社团与社会。这是一个理性不能抵达的信仰的领域。“我死以后管他洪水滔水”，这是无神论的世界观，导致了暴君的为所欲为。“原子弹扔下来不要紧，顶多死几千万人”，这是没有“生命尊贵”的信仰，导致的草菅人命。
第二，信仰有利于自立立人。自立立人是一个人品格的根基之一，而信仰就是确立个人生命的尊严。近代马丁·路德改教后，再次宣认个人的心灵可以与上帝有独立的交流，这是近代西方个体自由的根基，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


第三，信仰使人不仅知何为善，更给人能力弃恶择善。这是信仰对于一个人道德修为的作用。人知善恶却不能在善恶中做正确选择，这是因为人的罪性，因为人的生命本质已经出现了败坏。信仰是救人出离罪的惟一出路。这就是杨小凯所讲的善恶选择，也是信仰能带给人的最根本的自由。


第四，信仰使人不随波逐流，因它给人超越眼见之物的信心，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信仰更给人忍耐，这是勇气与毅力的保证。


第五，信仰更使人的生命充满了涌流不息的生命活力。


第六，信仰使人爱人如己，饶恕过犯，坦诚相待，建立信用。同时，遇到事情会考虑自己是否尽到责任，是否有所过失。这是亲和力之所在。


当我们如此粗浅地分析了信仰对于个人品格建造的丰厚意义后，发现它远不止于杨小凯所讲的个人选择。个人选择及善恶标准，只是“道德”这一范畴的问题，而信仰不仅使人有道德，更使人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创造力，有爱、饶恕和诚信。


当年看到斯迈尔斯那些记录英国18、19世纪的人，不避险阻、不畏艰险、争取公义、付出爱心、开拓未知荒野的作品时，我深深感觉到中国人缺乏想像力，也缺乏务实而充满勇气与动力的精神。从斯迈尔斯的书中可以看到，英国的这一切，来自于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中国呢？中国却未有如此丰厚的精神滋养。


于是深感到生机勃勃的信仰，或者是从信仰而来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是我们要补的一课。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因为看到信仰有这样的社会功用，而走向信仰。从社会功用出发，永远找不到信仰。


将救赎引入社会科学的尝试

杨小凯尝试将“信”──信仰，引入社会科学的宪政研究。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信仰，是因为救赎的必不可少。所以，不仅要将信仰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需要将救赎引入此一领域。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论信仰，多认为信仰是对某种信念的坚定秉持──实际上，这固然是信仰的一种表现，然而信仰更深的涵义却是生命本质性的扭转，信仰能在有罪性的生命中，创造一种新的向善的本性。


信仰首先是在于建立人与天道的和谐。先贤观天下万事，无不以天为本。孙中山先生更倡导，治理天下的奥秘在于“由天道而入人道”。当代学者何光沪先生说：“天道遍入人心日，寰宇太平无西东。”都是与当代人本思潮不一样的信念。


归回天道的人，因为在心灵中与天道建立了生机活泼的交流与感通，品格得以建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天道是“健”──生生不息的，所以君子要取法这种精神，生机活泼地开拓和进取。


我们藉信仰得以归回天道， 是因为“ 道在人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此一道，就是太初所有之道，他来到人间时，就是基督教所讲的成为肉身的耶稣。而救赎就是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以上个人品格的分析，来源于我最近为《西方青少年的品格建造经典丛书》写评论的过程。它使我有机会具体细微地考察，斯迈尔斯所描写的那些伟大的男人与女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从这套丛书中可以看出，自16世纪到18世纪早期，西方特别是英美的主流思想是“人性恶”──人是有原罪的。人的生命的深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败坏，因此，面对人天生的罪性，后天的传统、道德，乃至教育，都是不够的。罪性作祟，人倾向于邪恶，客观的道德教化感化不了它，纪律严刑控制不住它。人主观虽有向善的心，诱惑当头却身不由己。


从人有罪性的立场看道德、教育，这些就只能治标但不能治本。所以需要在制度层面对人的罪性做出防范，因此就有了三权分立。


而治本之策则在于信仰，信仰带来救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不仅担当了人已经犯下的罪的刑罚，更藉着他的死，对人的有罪的生命进行了一次处死。而信仰基督者，虽然没有亲身钉十字架，却因着信仰，他有罪的生命与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上帝赐下圣灵在他的心中，在他生命深处放下一个新的向善的品质和向善的能力，使人不仅知何者为善，而有力行善，生命全然更新。


笔者所祈愿的，就是有更多的个体归回天道，并且因着这一生生不息的天道，生命得到救赎，品格得以更新！


作者为中国大陆基督徒。
本文首发于《海外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