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11 何清涟
本文是作者于5月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的公开演讲。
先讲一个好消息，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世界 GDP 总量超 10 万亿美元俱乐部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只是中国政府对此似乎不太高兴，从 GDP 总量超过日本那一年开始，就一直谦辞老二地位，说某些国际势力夸大中国 GDP 总量是个阴谋。但事实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再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数据灌水，最后导致人家计算出这个结果，怨不得别人。
第一大瓶颈：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衰落，复兴无望，产业结构调整极为困难。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 2001-2010 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 4000 家企业关门。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 2008 年，从 2008 年至 2012 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 7.2 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早已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 15% ，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得另想出路。
过去 20 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从前年开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虽然政府、企业努力撑住房市不让下滑，但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 30% 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机，被比喻成“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即像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现在要发展“一带一路”计划，成立亚投行，向外输出过剩产能。这是另一个大话题，我今天只就此讲一点：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较低，因为纳入这计划的几十个国家，大多是主权信用不好的国家，除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合作另有目标之外，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可能会打水漂。
上述问题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无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政府想调整就能够调整到位的。早在 2005 年，广东省就开始号召腾笼换鸟，想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结果是笼子空了，旧鸟离笼，新鸟没能进来，目前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空心化。
第二大瓶颈：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剑。文革时期，即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就存在严重的就业困难，当时城市年轻人被迫使上山下乡，能招工、参军就是好出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也还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比如农村过剩劳动力高达 1 亿多。目前世界工厂衰落，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都不高于 4.5% ，这个数据不说明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第一，这个数据只计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门登记的人口，没有登记的不算在内；第二，这个城市登记失业率将农村的失业者排除在外，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排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严重遗漏。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前总理温家宝曾在 2010 年 3 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 2 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 1 月，林毅夫在 2015 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 1.24 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 9.4 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 3 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 32% 。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意味着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面包契约”已经失灵。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专制极权国家，所谓“面包契约”的内涵是：统治者逼迫老百姓“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以保证让老百姓吃饱饭作交换，这就是所谓“面包契约”。如今这么多人失业，说明老百姓既未得到权利，也没能得到面包。任何 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高比例的失业人口，都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第三大瓶颈是：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这方面资料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谈了，只谈资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 60% 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这里不一一列举具体数字了，只需要指明一点，即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 60% ，但粮食自给率到 2014 年已经降低至 87% ，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 2 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关于粮食对外依赖严重的不安全性， 20 多年前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朗写了篇《谁来养活中国》，提醒中国注意粮食安全，但是中国却将这个研究报告当作“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威胁论”，大批特批，批了好几年。近几年意识到粮食安全终于成了问题，对布朗态度有改变，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但最终还是接受不了人家许多观点，于是又冷了下来。对布朗这位学者态度的冷热变化，说明在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
加拿大是个资源大国，有种类丰富的各种资源，水资源特别丰富。在座的商界人士可以未雨绸缪，投资这些产业，中国总有一天会需要进口这些资源。
第四大瓶颈：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在我写这讲话稿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这里有个故事，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 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 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 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 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共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 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 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 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嘛，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 《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况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够感知，我在此只列举一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内阁就得辞职。但是，中共依靠专制与强控制，统治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自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
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与共产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试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危机。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未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
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与后两种方式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马克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 财富。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谢谢大家。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