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的Chairman Rev. Dr. Kim，President Dr. Kiel，各位教授，主内的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这是我第二次应邀在总神大学的礼拜堂做分享。特别高兴地是借着世界归正教会神学联盟这个平台，我得以与在中国教会基层牧师和神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苏格兰、英格兰、荷兰、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地的归正宗神学院院长、神学家们一起相聚，分享和探索着教会的神学圣工：圣经启示、教会意象、加尔文传统及教会的责任。这是韩国长老会领袖和总神大学董事会主席和校长对世界归正宗传统继续参与服务社会的卓越见证。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去认识和思考神学教育视野中的中国教会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中国、韩国、日本，自古以来，儒家传统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见证。家庭、社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孩子和个人的教育，从人格形成，到责任与使命的担当，终生必须不断地接受各类教育，已经成为儒家文明为主体的古老民族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大贡献，同时，也诠释了为什么这一传统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为重视教育，才能使得古老的儒家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和真诚的心胸，才能不断地培育敬畏知识和神圣的精神底蕴。

 

我对韩国今日在世界文明秩序中不断提升本民族的成就和美德一直由衷地敬佩。你们对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承传和西方文明传统的借鉴，是以造福百姓的崇高理念为创新机制，这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国家精英，都能够在共同富裕、民主法治、荣耀上主等基本思路和理念上达成默契和共识，进而推动着韩国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谈论基督教神学教育不能离开教会。公共教育的支撑背景和发展基础是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谓“修、齐、治、平”，这是认识韩国、日本和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教育思想的基础，因此，教会是否能够担当起上主对世界的祝福，这才是谈论教会的神学教育的根本！

 

这就是说，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教育议题，不是就课程设置、学生生源、毕业去向、教职员工的素质、教学理念和管理机制及政教关系等同样专业化的重要问题做细节化的介绍和分析，而是与诸位分析如何去认识“中国教会”这一关系到任何类型和理念的神学教育在中国创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本体的议题。这是一个巨大外延和深邃内涵的议题，但是，唯有简单明了的俯瞰和远望，我们才能历史性地洞见你们的近邻，无论是历史影响，还是现实存在都堪称世界大国的中国，目前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理解和解释，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中国教会”，从而，这个“教会”究竟需要怎样的神学教育。

 

毋需晦言，我本人是来自被海外称之为“官方教会”、“三自教会”或“官办教会”等等称呼的教会组织。这一身份问题，应该是诸位心中的一个关注焦点。究竟神的恩典是无限的，创造万有的上主是最高的主宰，这一认信教义，仅仅是我们口头宣信的呢，还是确确实实是实在的，是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与情感所随意改变或更动的，这就是需要我们做理性的叙述和分析，并严格地以事实相信神的恩典是绝对的，无论我们个人以世俗的权柄或个人的好恶为内在支撑做出怎样外在的属灵化判断。

 

众所周知，中国教会，从事实存在的层面，实际上已经包括“两会”（TSPM/CCC）系统的合法教会组织，或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称之为体制教会，就是海内外俗称的“官方教会”或“三自教会”，和非官方的、非三自的“家庭教会”或“家教系统”。如果我们沿用口头分享的约定俗成去非黑即白地将将中国教会截然分成这两种教会，并将前者定性为无神论政府的组织，无信仰本质；而后者为属灵的，信仰纯正的，中国基督教真正的代表，那么，我们不是无知，就是骄傲得藐视了神在中国教会的最高权柄与荣耀，因为我们用个人的偏见、无知和狂妄饰以蒙恩、圣洁和归正等美好外形与颜色去强行取代上主的恩典与仁爱。

 

为什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教会？这就是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简要告诉在座的韩国教会弟兄姊妹们和来自世界归正宗传统的诸位院长、神学家的重要问题，否则，一切讨论关于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的议题，或者是隔靴搔痒流于空谈，或者是笑傲江湖僭越了伟大的教会传统。

 

几个月前，我的不少学生们自发地去香港参加一个海外华人教会名牧们办的一个营会。在数千人规模上，他们非常感恩地聆听了久久仰慕的唐崇荣牧师的证道和分享。他们告诉我，当时，唐牧师公开问大家：“三自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恩典和信仰纯正的牧者？”众人回答：“有！”；他接着又问到：“家庭教会系统里有没有撒旦的作为和假冒伪善的人？”众人齐声应道：“有！”。全场一片激动，因为在这之前，有海内外与会公开演讲的名牧们坚定地将“三自教会”整体定性为不信和渎神，令在场的金陵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和受教育于金陵老师的乡村教会众弟兄姊妹内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和不安。据在场的学生事后告诉我，唐崇荣牧师非常坚决地赞成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与和平发展这一基本国策，并坚信神的荣耀和主权处处得到彰显。他们说，这样的谦卑和信心，使得他们感到真正的归正传统持守者才应该如此，而不是以中国传统中的会、道、门之派系心态去随意审判他人，实质上是抬高自己而已。

 

为什么在饱受体制教会领导层误会的海外归正宗传统领军人物、卓越的归正神学家眼里，所谓的“三自教会”依然有神的恩典？为什么遍地出现和蓬勃发展的非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之间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纷争、嫉妒、内讧和党争？这说明唐崇荣牧师所秉承的加尔文传统使得他具有超越各种世俗的与个人权欲直接相关的障碍和遮蔽，无论这样的权贵具有怎样伦理的、政治理念或公共舆论等方面的光环与桂冠。

 

历史教会一直以信经作为教义学标准去界定体制教会与自由教会。这一界定自加尔文开始逐渐失效。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正式确立了国家教会与自由教会的法律界限，从而迫使加尔文传统的诸教会开始探索生存和发展之路。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 1689年《宽容法案》，1789年《宪法第一修正案》，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就基督教与现代世界文明秩序而言，明确无误地为我们亚洲基督教的牧者、神学家和教会领袖勾画出加尔文传统的巨大贡献。简言之，如果说，《基督教要义》、《日内瓦信纲》、《海德堡教义问答》、《比利时信纲》、《多特教规》、《苏格兰信纲》、《威斯敏斯特信纲》等，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秩序诸理念和原则的渊源，常常被公共知识界或在非基督教的常识层面界定为宗派教会传统的信仰认信或教会特征的话，那么，上述的这些里程碑式的法律规定却无可置疑地被接受为世界新秩序之定制和典范，为所有人谋福祉，为所有民族谋平安和保障，为所有国家和政府谋信用和民心！

 

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真正的奥秘！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教会，既不能将是否公开宣信四大信经作为体制教会还是自由教会的界定标准，也不能将是否与政府合作与否作为信仰纯正与否的界定标准。这就是说，口语俗称中的“三自教会”，我可以以大量的实证事实确认，绝大多数的牧者是信仰朴素而忠实，他们受过良好的神学训练，个人操守和生命皆符合教会牧养的需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担当起中国教会的重任，即，牧养普通的信众，用圣经启示和教会传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劝人为善、爱国守法、荣神益人。按照世俗的标准，他们无权无势，虽然是所谓的“三自教会”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他们根本连个欺诈和伪善的念头和机会都没有，又如何去从那些普普通通的信徒那里去“骗取”什么名声与特殊利益呢？因此，如果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教会负责人和国内城市新兴教会的牧者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唯一合法的“三自教会”，就应该真诚对这一组织里面的绝大多数教牧同工表示敬意和称赞，而非以“三自”为所谓的标签去任意谴责和戏弄！

 

那么，三自教会系统究竟什么地方需要反省和改善？

 

我的坦率回答是这个组织的行政管理系统需要亟需改进。从国家理性这一特殊理论视野来看，历史教会一再重复出现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中国的三自教会系统。这就是说，国家给予合法的保障与支持，往往是基于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及民众的福祉，而非因为要培植与发展某种宗派力量以打击与排斥与其相异的其它教会传统。但是，历史教会曾经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事实是，被国家扶持和认可的宗派往往极易以国家的权柄去行党同伐异、同室操戈的勾当，结果，造成纷争与内讧，最终裹挟国家、殃及黎民，造成违法犯罪的不幸和灾难局面。从教会史来上，为什么路德被迫公开谴责以改教为名，实际上却行破坏公共秩序，并造成人身伤害等巨大混乱的闵采尔等违法行径，因为大公教会无论怎样改革，都必须以法律秩序维护民众基本权利为本而不是以福音的名义实乃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生命、财产安全的沦丧。

 

因此，出现在三自系统中的问题绝对不是中国的国家意志造成的，而是具有唯一合法性的这一教会组织的个别负责人的素质和心胸及综合能力造成的。他们在实际权力运作过程中从本质上架空了国家政权在这一领域里的权威和效用。这就是说，国家原本通过合法性的确立和权力的授予，希望这些被选择为教会团体负责人的人能够担当起信仰的引领、责任的承继与美善的保障，却在不知不觉地受蒙蔽于这些基本上毫无信仰和责任的擅权者。于是，信徒实际流失，信众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开始疏离而日渐形同陌路，结果，大量的非体制教会的团契、教会和聚会开始应运而生、此起彼伏并风起云涌。

 

我在这里愿意强调的是，在基本层面，即会众或信众层面，我们无法界定三自与非三自，除非在一些特定的邀请制小团契中，会众严格受到制度和规则的约束和界定。这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轻言说，所有在三自教会里的人都是无信仰持守的，如果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将之明确地认定为或者毫无教会传统的常识，或为出自其私欲的傲慢伪善之言，最终将损害上帝的主权和荣耀。

 

三自教会系统需要反省的是如何使得政府意识到，作为教会各级实权负责人，必须应该是德高望重者，其信仰、操守、德行和心胸都能够成为信徒的楷模，同时，来自国家的授权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同时防止所受托者发自原罪的本性在一旦缺乏外在约束和监督时，往往会出现架空国家政权的欲念和倾向。这样，从制度上，按照政府公务员的监督标准对三自组织系统中的所有权重者进行必要的监管和约束，真正将政府直接管理的教会组织和团体的结构、机制和权力系统建立在符合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够惠及普通会众的特殊信仰需求。这就是在欧洲国家，伴随着民族政权独立形成过程中，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发展，历经坎坷挫折，并付出沉重代价所求索出来的合理性化的基本原则。

 

这样的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教会组织，在历史上和今日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都按照自治原则去组织神学教育，因为从法律层面，这样的教会必须符合国家利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同时，在精神上和信仰层面，牧养其成员，而其神学教育则是参与国家理性的各项职能，特别是从真理层面，培养能够在伦理学、知识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担当具有约束性的权力和责任的各项事工。因此，政府按照法律规范放手教会对内以教会传统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治理，对外鼓励和信任教会负责人去分担国家的责任与使命。历史一再证实，国家教会负责人极易在信众面前僭越国家的神圣权威，以满足其私己和家族利益。在这样的政教关系框架下，越是造成信众与国家之间出现猜疑、纷争和冲突，越是会使得作为中介的国家教会组织的实权负责人个人或团伙成为唯一的获益者。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失的一定是国家与教会。

 

那么，如何看待非三自的各类家庭教会及其所关系到的神学教育？既然有的属于信经传统的教会，有的根本从来不去思考信经、信纲和历史教会的教义教规，我们就应该做分门别类的思考和安排。目前中国大陆的非三自教会系统可谓山头林立、派系嶂叠，特别是各大不同的系统之间因着权柄运作的系统不同而出现各种不同的块状和地盘，实在无法对其神学教育做简单的鸟瞰和概述。但是，不能因为这些暂时的和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可以随意断定非三自系统在信仰素质和神学传承上有严重的偏离与不足，恰恰相反，会众制的教会结构最终会使得追求信仰纯正为主体的信众自然而然地牵引着其所选择或跟从的教会组织负责人服从教义规范和谨遵伦理操守，否则，信众以自动疏离和回避而使得无法令人接受的教会负责人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机会。

 

我这里若不算论断非体制教会的主内弟兄姊妹的话，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这就是，若信经、信纲、教义问答和教会规则无法在一个特定团体内对教会负责人的言行产生强制性的约束作用时，我们就要警惕一定有外在于国家法律和教会传统的潜规则在起作用，这样长期下去，最后要防止教会组织或团体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民间会道门组织，无论外在的属灵的词汇和手段多么技巧和威力无穷地包装其领导人具有怎样的福音派大师的国际形象，最终，一定会被信众以心灵和生命神秘地感知出真实的本质。三自教会广大信众和绝大多数教牧同工在信仰和生命上都竭力地追求纯正，对于他们来说，遵守国家法律和公民道德是与其信仰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而非政治上牟利的手段与口号，因此，如何牧养这一群体，神学教育所承担的责任就应该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这样的责任目前只能存在于远象之中，唯有在祈祷中藉着国家理性而增强我们的信心。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人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主动地接受加尔文传统，在非体制教会或非三自组织之外，组成了各类团契。这是一个极为充满活力且前途的选择。我愿意预言到，一旦中国政府真正意识到加尔文传统将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公共福祉，这一类的信仰群体和阶层将成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主流群体，反之，若政府忽略加尔文传统对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神圣持守和基本责任，这一群体将始终会成为无穷无尽的麻烦和问题之渊源。西方主权国家用来一个多世纪的惨痛教训明证的事实，应该为中国精英阶层所瞩目和借鉴。

 

若真正以加尔文传统来看待中国的教会现状和未来，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宣称，中国崛起中的新兴教会团体，一定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承担光与盐的职分。一个法治、宽容、开明的中国，建立在繁荣、发展与和平的基础上，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自愿的寻找到加尔文传统的各类团契和会众中特殊蒙拣选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传统影响下的各类牧者，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去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持守国家理性的重托，并将之与信仰责任的理解和承担做出神圣的连接。用1898年荷兰神学家Abraham Kuyper的预言般术语，即，Sphere Sovereignty，相对于 Popular Sovereignty 和 National Sovereignty，在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希特勒纳粹这一类极端扼杀人类良知和基本权利的邪恶势力图谋主导国家和世界秩序出现之前，他便做出明确的预见并以Sphere Sovereignty做为方案展示给西方精英界。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的加尔文传统承继者，意味着要克服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宗派主义或权贵主义理念，要坚信上帝在公共领域一直有他的恩典和引领，这一神圣的眷顾又是连接着每一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

 

这就是我要分析的中国教会，一个既存在于远象中，又出于正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中国教会。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教会的神学教育一定会蒙福的。 

 

最后，我愿意重复我在国内外各地讲课和演讲时常常爱引用的两段话来结束我的分享。

 

第一句，是马丁﹒路德的话，加尔文经常应用。虽然他们之间从未谋面相聚，只有通过梅兰希顿互致问候，但是，加尔文始终视路德为其信仰和事业上的导师，而事实上，真正继承路德改教事业的不是信义宗，而是加尔文影响下的各类归正宗传统的教会。

 

路德说：“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这一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加尔文传统承继者，将世界的每一份责任，无论是爱邻舍，还是爱国家，都应该以信仰去理解和担当！

 

第二句，是加尔文的话，他的学生们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这就是：“世界是上主荣耀的剧场！”加尔文率先垂范地从恩典的工具层面开启了新的范式，进而他的影响之下的一代又一代的门徒们竞相从实践层面去探索活出主的名和彰显出主的荣耀的方式和路径，于是，形而上的真理不再被个人权威一再重新发现，而是，承传大公信仰，在世界的公共领域里，活出恩典和爱，在法律、伦理和公平正义的秩序上，处处建立合理的规范，就成为加尔文传统对现代世界文明最大贡献之奥秘。    

   

2015年5月12日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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