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每个历史转折期，都必须问：「教会当作何事？」在思索这问题时，亦应对过往所做的作点反省。我今早（编按：五月一日）与多位分享，作用是抛砖引玉，作为这个对谈（编按：「四代神学人的问题意识和神学想像」）的开始。


一、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七


　　第二次大战后，正当香港努力于颓垣败瓦中重建的时候，首先由于在一九四七年年中开始，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众多大陆同胞逃难至香港，（直至今天仍不少人为了逃避共产政权无止境的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或为了香港社会较为自由与安定，或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居香港）。随着，更由于一九五○至五三年中国介入韩战，联合国决议对它实施全面制裁，这几乎窒息了靠出入口生意维生的近二百万市民（大部份是难民）的生计。幸而，由于市民胼手胝足，不到三十年，香港已拼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后四十年后，在回归中国前，香港更成为举世知名的金融贸易中心。


　　香港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或多或少靠赖教会的贡献，首先是与外国教会合作而对数以万计难民提供不可或缺的救济和医疗，随后获得英殖民地政府的荫庇和协助，与及富有人士和财团的捐献而大量开办学校、社会福利事工，甚至医院。据一粗略估计，在九十年代，香港教会或教会机构开办了约百份之六十的社会福利工作，百份之四十的中、小学和幼稚园，和百份之二十的医院。可以想像，缺乏了教会提供这么大量各类形式的社会服务去回应社会发展和市民的需求，香港在经济和整体社会发展上，决没有如此快速。


二、一九九七至二○一七


　　香港于一九九七年由英国一个殖民地回归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当然最大的转变是权力的转移。中英有关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清楚列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而于一九九○年中国人大所颁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是基于这三大原则），可是在过往二十年，我们看到北京政权对这三大原则的演绎与港人的期望有非常大的落差。主因是由于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彻头彻尾不信任，甚至害怕人民，而事事讲求严加控制。因此北京常强调一国先于两制；只有北京给予特区政府多少权力，香港才享有这些权力；与及香港市民的选举权只限于选举北京所信得过的「爱国人士」。本来香港的特区政府、工商巨贾和香港教会可以据理力争：只有完全落实《基本法》的条文与精神，香港才能安定的发展下去，对中国的发展会有积极的贡献；反之，香港将成为中国一个负债。


　　或说，香港的建制为了私己利益因而只顾讨好，最低限度不愿开罪北京领导人；然而香港教会呢？本来教会当只求答应上主的呼召而回应社会的急切需求，可是香港教会在过往四、五十年主体的发展，不论为社会提供服务也好，为了传福音使教友数字上增多也好，都异常倚靠香港建制的匡助，不经不觉在心态上成了建制一部份。有说今天香港众多的教会领袖、工商巨贾和政府高官已形成了一个「非神圣同盟」，事实上，在回归前，香港众多的大家族成员，富有的工商界和专业人士与及政府高官皆出身于教会所办、历史悠久的补助中学！


　　总言之，香港教会在香港发展期发挥了重要的辅助功能；但在回归前后的政治发展，教会的贡献是一片空白。


　　当然，香港教会主体害怕共党政权是由于过往在大陆的经历；另一方面就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香港教会看前往大陆传福音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一个极权国家中传福音，妥协和噤声是在所不免的。


三、二○一七至二○四七


　　假若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七年是香港经济的转型期；一九九七至二○一七年是政治转变期，那么二○一七至二○四七年当是香港文化的发展期。


　　由于在九七后，特区政府採分化与管治（divide and rule），亲疏有别的去管治香港，虽曰在过往一个世纪，香港亦常有争抝，但是，香港从没有像九七后建制与泛民和他们的支持者如此剧烈的分化。第三位特首梁振英为了完全归顺北京，更带头撕裂香港的社会。然而在二○一七政制的争论尘埃落定后，香港各界人士定要痛定思痛，否则香港将会难于管治。香港的建制派人士当醒觉到他们不是为了整体市民的福祉，而只是为了私己利益而猜度，甚至盲目支持北京的意愿是行不通的。而北京亦应明白到近代没有一个政权只讲求经济发展而不理会人民的意愿（因此不获得人民的支持）可以持久执政。事实上，中国前两位总理朱鎔基和温家宝，都曾多次提及共产党为了执政下去，它必须进行体制的改革。


　　香港明天所面对的问题将仍是房屋、医疗、照顾长者与及愈来愈多人堕入贫穷网等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极可能是长久以来，香港只重视经济增长而所增加的财富只为一小撮人垄断。因此自一九六七年开始，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这又如何令到香港有一个安定的社会？


　　财富重新均匀地分配当然靠大财团的自律，但归根到底仍要靠政府的努力。为此，香港必须尽快引入一个更加民主与开放的政治制度，因为只有一个由全体市民选出的政府，才会对市民负责，才会回应市民的诉求，才会为香港的安定和市民整体的福祉而努力。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皆由人去运作和支持，因此人的素质至为重要。在过往一个世纪，香港只重视训练社会上所需要多方面的技术人才（technocrats），因此学校和家庭并不重视对下一代的教养。明天，香港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民主文化，使所有市民得到适当的文化薰陶，使人人从尊敬别人以至不急功近利而肯担负建设社会的责任。


四、香港教会何去何从？


　　自雨伞运动结束以来，面对庞大的中共政权，愈来愈多市民深感无助、无能与无奈。就算由市民选出的「民主派」人士亦有被凶恶势力围拢而有孤独的感觉。在这严峻的时刻，香港教会实有需要重新定位，决定与建制层保持距离，而与普罗市民站在一起。事实上，香港能从一个难民中心起步，至今天成为亚洲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都会，除了倚靠资本家的劳心劳力外，还不是靠赖升斗市民努力耕耘，以血汗换回来的吗？在这过程中，香港教会和她所开办的社会服务对市民的鼓励与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而不论侧重传福音也好，办理社会服务也好，香港教会在过往三、四十年太过重视事工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十字架只安放在建筑物上，而不在信徒的心中，其实十字架代表上主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架上，表达祂如何爱人类；今天教会岂不当以行动表达这种无私牺牲的精神以感化掌权者和市民，为了下一代而协力同心，建设一个更公义与仁爱的社会？


　　今天，为了不让掌权者的谎言主宰香港的前途；为了不让强权掩盖真理，教会必须据理力争，必须勇敢地讲真话，即不惧怕讲心底裡的话，在这过程中，教会是要付代价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掌权者争取民主、自由和人的尊严从来不是容易和安舒的，香港在过往三十年的民主进程缓慢，主因极可能是绝少的人，尤其是教会，肯付上必然的代价。


　　香港教会在过往半个世纪忙于事工的发展与维持，而没有找寻空间与时间去作深入的神学反省。这导致香港教会与上主的距离愈来愈远。教会当为此而忏悔。耶稣和祂的先驱者在开始侍奉时，岂不曾大声疾呼：「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太三2，四17）？悔改就是回转，即是从忘记和背弃上主至回归上主，以上主作为教会的生命中心。


　　福音书的结尾是耶稣对门徒的差遣（Commission）。例如马太福音：「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太廿八19）。今天教会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向未信的人传福音，而是福音自传（self-evangelism），以致信徒们，甚至教牧同工，学会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学像耶稣，成为有名有实的基督徒。


　　今天普遍信徒的信仰既狭窄（把信仰私有化），又肤浅（把福音概念化），只重个人的道德与福祉，而轻对社会的责任。主因极可能出自今天的主日崇拜。崇拜乃表达我们对上主的信仰，它本应是全为上主（Te Deum）。但今天的崇拜是以人为本，为人多过为上主；因此崇拜未能成为一个转化信徒生命的经历。


　　教会的主日崇拜必须大事改革。首先，教会要重新建构一个整全、能反映三位一体上主真实性的崇拜仪节，以致信徒的信仰对象能够清晰，而不至只是心中虚拟的神。


　　最后，教会在过往当然不断地为教会自身和社会祈祷。不幸地，这些祷告多是要求上主成全教会的意愿。事实上，祈祷是祈求上主在教会身上成就祂的旨意。当今天教会看似甚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应该重新学习祈祷。人的尽头正是上主工作的开始。让教会的有志人士集合起来，恆常地恳切为中国和香港的前途祈祷。


　　无疑问地今天香港的教会需要彻底的更新。在思考如何答应上主的呼召去回应社会的需求前，教会必须从内在的使命开始，做好崇拜、教导和团契，以装备教牧与信徒长大成人，连于基督（弗四12-13），成为细小的基督，把基督的言、行和僕人的生活样式重现；假如建制或机构教会因背负沉重的担子而未能即时回应，那么上主或会兴起教会内的创新性教会（movemental church），她就好像在雨伞运动中所见，成千上万的市民，不满政党和传统社运份子的保守领导，肯付代价而进行积极的抗争，自发为香港公民社会揭开新的一页。


　　或许在座各位就是上主所使用去建立这创新性教会，去代表整个教会率先回应香港未来的需求。


　　但愿圣灵引导各位，赐你们每一位有智慧、勇气和力量去担当大时代的使命，阿们。


编按：本文为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前总干事郭乃弘牧师于五月一日「香港神学探索会议二○一五」早上与三代神学人（包括：赵崇明博士、汤泳诗博士、房瑞琪）对谈的讲稿。会议假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举行。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原标题为「『假如二○一七没有真普选……从九七到四七──神学的回忆与远景的想像』研讨会分享」。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