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丰

《境界》独立出品

荷兰基督徒巨擘凯波尔70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人评价他：“40年来荷兰的教会、政府、出版业、教育界和科学界历史上，每页几乎都有他的名字”。 但他过世后短短不到半世纪，荷兰却从一个信仰敬虔的国家急剧蜕变为今天欧洲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这一切变化为何发生？

令人震惊的欧洲教堂关闭潮

在来到欧洲之前，我和许多国人一样，对这片大陆的印象十分“美好”。的确，这里有更清新的空气，更安全的食物，更为健全的社会制度，无怪乎近几个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度曾是全球各国竞相效仿的对象。

然而，让我真正对欧洲产生兴趣的，却是这片大陆背后“欧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信仰。基督信仰起源于中东地区，然而在公元1世纪时由犹太人保罗传入欧洲后，却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文明史的走向。无数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欧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将他们的信仰带往全球各地，整个人类历史也因此而改变。

我来到欧洲后不久，曾读到一则令我印象深刻的新闻报道，提到一些西欧国家历史悠久的教堂因长期无人光顾，而被迫出售出租。甚至有偌大的教堂被搬去一空，重新安置上各种滑板设施，当地年轻人天天在里面“呼啸而过”的怪异场景。

其实，大规模的教堂“倒闭”现象近十几年来在西欧国家已屡见不鲜，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近几十年来基督信仰在欧洲的衰落。

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欧洲，尤其是经济发达的西北欧地区，正在经历一场剧变。这可能是两千年来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强制外力影响之下（逼迫、战争、饥荒等外界因素），人们大规模主动地选择离开基督信仰。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在19世纪末，全球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在欧洲，而今天欧洲的基督徒只占全球三分之一不到，预计到2050年，欧洲将是全球唯一一个基督徒比例持续下跌的地区。

如果回顾欧洲历史，尤其是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500年里，欧洲曾长期居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前列。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这种大规模、急剧地、高度自主的对基督信仰的疏离，这些变化又将会对欧洲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作为职业记者的习惯，我将心中最强烈的一些困惑试着整理出来，打算对其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调查。受到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史特博故事的启发，我计划去采访研究这些问题的相关专家和有关人士，透过他们的思考和故事，来寻找和接近这些问题背后的真相。

我愿意将这个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借《境界》这个平台和全球各地的读者家人们一起分享，共同思考，共同探讨，如果您对这些话题也有同样的兴趣和疑问，欢迎你和我一起踏上这条叩问信仰变迁背后故事的探寻之路。

首相“凯波尔”的“整全信仰”

我的第一站，从西欧小国荷兰开始。

  

荷兰，这个人口只有1600万（比成都市人口略多一点）的西欧小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史上，荷兰曾先后被西班牙和法国所统治，在17世纪独立之后，荷兰因为在航海和贸易上的发达优势，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殖民地和贸易据点，这段时期被称为荷兰的黄金年代，“海上马车夫”的美名就是由此而来。

从历史上看，荷兰自建国后就一直是一个以基督信仰为主导的国家，100年前的荷兰是有着非常高比例基督信仰的国家。而100年后的今天，荷兰却是欧洲最为世俗化的国家之一。常常以率先通过各种充满争议性的社会政策，比如堕胎、性交易、软毒品、安乐死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等闻名于世。在荷兰，教堂和红灯区是如此“和谐”而又怪异地共存着。

克里斯是我在荷兰认识的一位长期对荷兰信仰与社会变迁关注的记者同行，他曾出版过天主教教皇传记的书。从他那里我了解到100多年前的荷兰并非如此，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凯波尔的荷兰基督徒，曾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凯波尔（1837-1920），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加尔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不仅是著名的神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教育学家、报纸总编和政治家。他在荷兰议会任议员三十多年，并于1901-1905当选为荷兰首相。

克里斯告诉我，凯波尔是一个有着坚定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在他看来，基督信仰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荷兰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影响几乎涉及荷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凯波尔七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有人曾这样评价他：“四十年来，荷兰的教会、政府、出版业、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历史上，每一页几乎都有他的名字”。

凯波尔曾担任基督教杂志的编辑长达45年，终身笔耕不缀，出版了两百多卷神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为了反对自由派神学的错误思想，凯波尔于1880年创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并亲自任教，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该大学培养出了数不胜数的荷兰政治家、首相和各领域的人才。

 1898年凯波尔受邀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加尔文主义做了一系列的讲座，他全面阐述了作为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基督信仰和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这一阐述成为他一生信念最好的注解。

  

在凯波尔的年代，荷兰社会敬虔的信仰得到了发扬光大，然而在他过世后短短不到半世纪的时间里，荷兰却急剧转变成为今天欧洲最为世俗化的国家之一，这一切的变化为何会发生？

自由大学之剧变

我带着心头疑问，专程来到了凯波尔所创立的现今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郊的自由大学，拜访了克里斯介绍的在该校任教，专门从事凯波尔思想和自由大学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菲利普斯博士。

  

自由大学最初的校址，是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幢不起眼的四层高的小楼里。在1880年凯波尔创立这所大学时，第一届的师生只有5个学生，5个老师。而到1980年自由大学建成100周年之际，自由大学已然名列全球著名大学之列，师生加在一起共有超过13000人。

  

在菲利普斯的办公室里，我们落座，简单的互相介绍。菲利普斯博士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荷兰，成长于荷兰社会变迁最剧烈的年代，在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兼工作十多年，对于荷兰社会和信仰的巨变他有着切身的体会。

“凯波尔最初的目的，是希望这所学校培育出的学生可以用他们的理念去影响社会，而今天，却是社会在影响着这所学校。”菲利普斯对我说道。

  

菲利普斯告诉我，凯波尔当初创立自由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着整全加尔文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各领域，以信仰的视野看待和研究各个学科，去建立基督信仰视角下的法律、科学、政治的发展。凯波尔所担忧的是基督徒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世界观，而相反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等思想却拥有之。

菲利普斯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在凯波尔看来，19世纪的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出了错误，当时受到进化论、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不再看到上帝。而凯波尔看到了这一问题，主张应该有基督徒对创造论的错误和合理之处进行修正，凯波尔并非反对科学的发现，而是反对进化论中无神创造的部份。凯波尔认为科学界将仅仅是理论之一的进化论神化成真理，而其泛滥结果则演变成将国际间与社会上将弱肉强食的行径，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借口合理化。

  

和许多人基督徒厌恶政治，认为政治就是权术和利益争斗的想法不同，凯波尔从来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反而认为基督徒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凯波尔不认同宗教信仰只应局限在私人生活范畴，而不应该涉及到公共领域的想法，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公共话题上表明自己的信仰。

“真正的‘政教分离’的意义是：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应该与政府分开，彼此不应该干涉各自的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在公共领域谈论信仰。”菲利普斯说道。

  

然而可惜的是，凯波尔过世后，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在神学争论上这条路是否走得通，而不是在发展凯波尔的思想大力实践上面，直至逐渐放弃了这个方向。

1960年代，一直是一所独立私人学校的自由大学做出了扩张成为一个综合大学的决定，以此获得荷兰政府的资助，菲利普斯认为，这一决定违背了凯波尔创立学校之初定下的原则：任何教会和政府都不应干涉学校事务。

  

因为获得了政府的资助，学校必须遵守各项政府规定，当时的政府希望学校设立更多学科，接受更多的学生，在60年代，自由大学的学生从2000人激增到10000人，随着学生人数增长，学生和老师的背景也更加多元化了，今天，自由大学是荷兰接受穆斯林学生最多的大学。而这些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自由大学不可能再是加尔文主义信奉者的大学，而是各种思潮交汇的地方。

  

“以前我们上课开始于一个祷告，然而现在不复存在，学校和政府希望学生学习更广泛的通识课程，不再是从加尔文主义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今天，基督信仰只是许多信仰体系中的一个。”菲利普斯告诉我。

宽容主义盛行的后果

根据美国皮尤机构的统计，1900年荷兰的基督徒（新教和天主教）总数占人口90%以上，而2020年预计将只有不到11% ，皮尤的分析指出，这一剧变背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基督徒特别是天主教徒的大量流失，同时无宗教信仰者和穆斯林也在不断增多。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肯尼迪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认为，随着欧洲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尤其是欧洲国家福利社会制度的崛起减少了信徒对于教会的依赖；教会越大，人们与教会的联系反而在减弱；与此同时，教会常常无力解答信徒日渐增长的各种疑问，同时，教会过多参与社会事务，削弱对信仰本身的关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人们逐渐离开了教会和信仰。

  

菲利普斯博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自幼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他，尽管父母从小就教导他信仰，然而喜欢思考的菲利普斯博览群书，广泛接触了各种思想，在经过认真地思考之后，才真正皈依基督信仰。

  

“我想我之所以相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看见我父母的教导在他们的生活中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经过认真思考，而许多人最终远离了信仰，是因为他们无法调和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冲突之处。”菲利普斯告诉我。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整个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地席卷而至，人们的思想开始改变，甚至在自由大学的神学院里思想也再次变得“自由”，于是凯波尔曾经所反对的却再次重演。

根据比利时历史学家扬·阿尔特的说法，世俗化可以被通俗地理解为：电视上出现的东西比布道坛上的说教更加可信，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前者更加容易被人们相信。随着后现代思想家瓦解了传统社会价值，整个荷兰社会开始向各项充满道德争议的“社会议题”张开怀抱。

2001年4月1日，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2002年4月1日，荷兰又成为全球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同时荷兰在对待大麻等非致命毒品、性交易和堕胎的法律是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自由的。

荷兰社会学家奇斯·舒伊特认为，这种变化的发生，与荷兰在二战后流行的以“宽容主义”为特色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荷兰经济繁荣昌盛的背后，是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合作意愿早早地走到了一起。”

  

荷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度，1579年开始，就允许国内居民有宗教自由，领先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其社会长久以来就以宽容异己的风气闻名。然而这种自由的风气离开了信仰的约束之后，便越来越向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

  

菲利普斯告诉我，今天凯波尔和他的理念已经被大多数荷兰人所遗忘。在90年代，荷兰一系列最激进的社会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倾向宽容和自由的社会党人主导的政府所制定的，那时候的荷兰政府已排除了基督徒，所以没有任何对他们可以制衡的力量。

然而即便是社会学家也表示对荷兰今天极度宽容放纵的态度感到震惊，他们不禁提出疑问：宽容的确是荷兰社会优秀的标志性特征吗? 

  

荷兰的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欧洲社会信仰变化的一个缩影。在欧洲，“社会越现代、越进步，宗教将会更衰落”这个假定的、想当然的世俗化理论，不仅被许多宗教社会学家们接受，而且也被大多数欧洲人认可，这可能是解释二战后欧洲宗教实践急剧、快速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这一世俗化理论近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欧洲究竟是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还是一个独特的例外？

繁荣表象的背后，荷兰走向何方？

走出自由大学的大门，一阵大风吹来，让我有点发涨的大脑一阵清醒。和菲利普斯的对话，帮助我了解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从这些历史中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然而更多的问题却已迎面而来。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15年来同性婚姻对于荷兰社会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性交易和软毒品合法化的后果，是否真的如其倡导者所说的，对社会利大于弊？宽容主义所倡导的“只要不伤害别人，我就什么都可以做”的说法真的对吗？

坐在回去的电车上，新闻里正在讲着数以万计的非洲难民们在“前赴后继”不顾生死地向欧洲涌来，他们以为可以在这片大陆找到一个天堂，我不知道今天的欧洲是否真的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美好？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国度里真的能寻找到幸福吗？

我不知道，这一切变化将会把荷兰，将会把欧洲带向何方？ 这些疑问催促我继续走出下一步探寻的脚步。信仰探寻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读完本文，欢迎全球《境界》读者家人发表评论，说出你的看法和感想，提出你心中困惑的问题，也许将成为《境界》记者调查探访的线索。请继续关注此系列文章。）

本文参考资料注释：

欧洲视野中的荷兰文化 作者: [荷]杜威·佛克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650～2000年：阐释历史出版年: 2008-1

凯柏对加尔文神学的阐释~张立明，2010年第十八期《读者》

加尔文主义与科学（OC·爱看网）

Te Grotenhuis, M., & Scheepers, P.(2001). Churches in Dutch: Causes of religious disaffiliation in theNetherlands,1937 - 1995.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0, 591-606.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FreeUniversity in Amsterdam,1880-2005 Arie Theodorus van Deursen, Herbert Donald Morton Wm. B. EerdmansPublishing, 2008年4月17日 - 538页

RELIGION IN THE MODERNNETHERLANDSANDTHE PROBLEMS OF PLURALISM James C. Kennedy, Jan P. Zwem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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