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斌    Abraham Mao



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命令，被附在蛇身上的魔鬼诱惑，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堕落，被上帝赶逐出伊甸园以来，人在遭受悲惨的现实痛苦和颠沛命运时，把邪恶造成的灾难总是倾向于归咎于他人或试探，藉以逃避罪的责任，对这位似乎眼见黑暗不公却缄默无声、隐藏的上帝，人们或愤愤不平地指责上帝的不作为，或“听天由命”麻木的顺从命运。人甚至认为自己有理由有权力质疑上帝本身的存在。

难道这位隐藏在历史幕后的上帝真是不公义的吗？难道这位沉默的上帝只能冷眼旁观吗？难道这位创造掌管万有的造物主只是把我们当作他手中的陶土泥团，随意捏成形状，任我们被命运抛来抛去？列国各族忽而兴盛，忽而败亡、人类高喊着“为了正义”相互间残杀似乎也永无止境。人类的理性在历史的黑暗和谜团里质疑着上帝或那位有位格的上苍的公正和无情。连那位被上帝称为完全正直的约伯也似乎成了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赌局中被摆布的棋子。历史的正义究竟在哪里？

一千九百多年前地球上有一个人在临死前向天父上帝发出的痛苦凄厉地喊叫比所有人类在悲惨痛苦中发出的哭喊更能打动天父上帝的心。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的呼喊。“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15:34)）

上帝儿子最痛苦的呼喊却成了人类的福音，因为这哭泣的声音宣告十字架上被弃的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代所有历史中被抛弃者、为义受逼迫者、无辜遇害者、不能为自己发声的受难者、所有在罪中被捆绑不得自由者向天父上帝发出呼救的声音。上帝的无罪的儿子成为十

字架上为人类的罪献祭的羔羊，满足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最后说“成了”，就是回答了人类对历史的正义的一切追问，上帝之子以自己生命的代价完成了极重无比的救赎恩典。马丁路德重新发现了这极重无比的恩典，只能凭信心支取，而不能靠人的行为或功德。“因信称义”的真理成为16世纪撼动人心和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近代历史大门的钥匙。然而，宗教改革不到500年来，人类的思想变化和历史已经远离改教家们的信念，今天，十字架的福音神学似乎越来越在其兴起的欧洲衰落，在美国也于成功神学的热烈气氛中似乎不合时宜了。但在亚洲的中国或一些信耶稣仍面临政权或主流文化压迫的社会中，信仰自由匮乏的环境中，十字架的福音仍然在信徒生命中被依靠和传递。

马丁路德说：人类终极的罪，即是他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人类的近代历史以更触目惊心的事实证实了近代人类思潮对人的理性和道德的估计越高就带出了越多的邪恶。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复兴，使西方的个人从蛰伏在千年中世纪教会权威和经院哲学中的古希腊人本哲学精神重新抬起头来，文艺复兴尊崇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艺术，赞美推崇人的创造力的伟大。为人的独立自主和人要成为一切事物中心的思想，开辟了道路。自阿奎那之后，教会的神学和圣经的道理也越来越参杂异教思想。半伯拉玖主义的神学给人文主义思想在教会里渗透开了大门，主要表现在一、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被人升到与圣经的权威同等；二、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上再大量加上人的工作,最极端典型的是赎罪券。三、异教巫术迷信和圣迹崇拜盛行。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变质的宗教和变质的世俗社会的一个反动。改教者与文艺复兴思想相左，不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自主，人的思想也非无限、包罗万有。他们严格以圣经为唯一的最后权威。为反抗教皇权威、天主教在信仰救赎真理上的错谬和教廷的腐败，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以回到初代教会的神本信仰真理、敬虔生命和教会生活。马丁路德提出了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人人兼祭司的三大改教原则主张。因信称义和十字架神学是马丁路德神学的核心，也就是以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神学。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福音神学是对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悲苦向上帝抱怨和抗议最有力量和深度的回应、解答和医治。这一伟大的神学传统至今仍然是新教从圣经和初代教会挖掘出的最核心和宝贵的产业。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提倡自由，但欧洲南部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倾向古希腊伊彼古罗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人文主义从古希腊发掘出来的人的生机和自由活力，以此冲破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自然主义鼓励着放肆肉体和眼目的情欲，却没有办法给人生赋予意义，在道德范畴中无从达到永恒和绝对和谐；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则不同，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圣经真理下，在自由中抓着绝对价值，人获得真正的内在价值时，自由就在其中，自然与人生的一切就变得尊贵和美丽。改教运动以圣经教训为归依的精神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自由，而又不会引起混乱，而科学与艺术得以在圣经真理基础上自由发展。这样17世纪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获得的很大发展，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使人的理性自信逐渐独立于圣经的真理。以伊萨克牛顿为代表由数学理性去发现、推理、证明上帝创造的自然界的普遍原理，这些原理让每个人都能去获取知识，科学理性主义让人相信每个人都能用自身的理性力量来完善自我，并将真理等同于经过科学验证的自然规律或原理。随《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一个机械式的宇宙观为自然神论预备了基础。

17、18世纪自然神论者怀着对体制化的教会的僵化和冷漠强烈不满，将创造宇宙后的上帝排挤为历史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却不相信上帝的话：特殊的启示的中心耶稣和祂钉十字架。人类思潮进入启蒙运动时代，人类对自己理性、道德和科学的信心越来越膨胀，同时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改革宗神学在瑞士、荷兰、苏格兰、英国、美国成为主要信仰，为自由和宪政制度在近代政治中建立预备了根基。宗教改革圣经被高举，不单成为道德的基础，更成为法律的基础。正是基督教的罪性和有限的人观成为近现代权力有效制衡观念与机制的基础。才发展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结构，宗教改革认定人皆罪人，所以特别主张用制度监察和制衡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这深刻影响了英国、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制订美国宪法的国父们就是一群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与自然神论者，美国建国一代十三个最重要的国父中，有8位是坚定的基督徒，有三位可能是基督徒，两位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所有人的基本政治思想，都是从加尔文主义而来，他们道德品质都深受基督教会的熏陶。

但是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伏尔泰、卢梭等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女神而不是圣经，不再需要神。启蒙思想家们秉持理性、自然、快乐、进步、自由这五个观念，认为人和社会都可以进步朝向完美，并且人可以靠理性设计建造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人的邪恶被启蒙思想家指认为是由腐败的宗教、暴虐君主政府以及错误的立法的恶影响而来的，通过革命可以扫除这些邪恶，建立理想的社会。卢梭的自然主义和浪漫思想主导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大陆，在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断头台滚落的国王、贵族、教士、革命者们的人头，换来的却是拿破仑称帝和战争。血腥暴力的法国大革命完全背离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怀着浪漫理想的革命者们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却在激进革命中将个性和个人意志泯灭在“更大的个我”，即“人民主权”和民族国家中。19世纪思想进入完全世俗化的浪漫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时代。教会外达尔文进化论以科学的面目把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推到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从不需要神说话到不承认有神；教会内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家们拿起高等圣经批判的学术解剖刀把圣经解剖得支离破碎。圣经中神迹奇事不再被相信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从钉在十字架的上帝之子变成自由派神学家诠释的一个道德楷模。于是19世纪信仰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愤怒地喊出“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无产阶级被共产党鼓动起来暴力推翻皇帝和资本家统治，结果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化的共产马列主义在全世界的实践造成20世纪全人类上亿人死于革命战火、劳改营、人为的大饥荒。

在二十世纪的德国，马丁路德开创的已有400年历史的德国新教教会在纳粹种族爱国主义狂潮中陷入了极大软弱与失败。种族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党使用科学和技术来有计划、大规模屠杀产生圣经的民族--犹太人，只有潘霍华牧师为代表的少数认信教会（类似中国家庭教会）抵制纳粹对教会的操控，在自由主义神学浸涩和纳粹种族主义思想席卷对德国教会真理根基瓦解的黑暗时刻，潘霍华牧师在其《作门徒的代价》一书中以时代的先知性声音重申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昂贵的恩典的福音，并最终的殉道才坚守住了那个时代德国教会对路德十字架神学最后的持守，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并在今天中国教会进入新一轮大逼迫的处境中再次将信仰的目光对准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福音神学及其道路。

宗教改革50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人越不要耶稣和祂的十字架，不承认自己的有罪有限，依靠自己的理性、道德和能力；当教会越来越远离十字架福音道路的时候，人类就在那个古老的诱惑----骄傲带来的罪恶、灾难和痛苦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