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信仰，若即若离

然而，同大多数人一样，我心中也一直充满着对宇宙间神秘力量存在的意识和好奇。在中国文化中自古便有“天”的概念。所以从一开始我并不排斥“造物主”这个概念。

上大学后，学习西方语文，又有在国内学习的美国人向我传讲福音，让我知道了人有原罪。对人与社会的深度思考，也逐渐颠覆了儒家学说在心中留下的关于人性本善的认识。

然而，那个时候，我连具体的东西都认识不够，根本无法充分理解一个抽象的位格，去接受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伤害的社会里，早就养成了怀疑一切人和事的习惯，对别人拉我“入教”这种事情，从来都很谨慎。始终觉得像传销或卖保险，有某种经济目的，甚至，怀疑其有政治目的。

毕业，真正进入社会，我更发现了罪恶的普遍性和人性的不可救药。然而，像大多数人一样，我选择的自以为最积极的，其实也是最自私的拥抱生命的方式就是自我奋斗，将生活唯一的核心驱动力，系在算计、谋划和实践一个个的人生目标上。至于信仰，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老年人或生命垂危之人，才会考虑的东西。

那时的我，仍无法接受向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去忏悔或悔改。在中国，流行一句话：做过了就不后悔。那么，有什么好忏悔的呢？忏悔有用吗？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里长期存在的俗语和流行语，对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2在抗拒与怀疑中探索

再后来，我重新回到校园，开始研修法律。从一开始，法律科学对我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它使我原来的世界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民主法制成为我的世俗信仰。从日常的民事行为到国家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再到国际交往形成的规则，从中国的人情社会到德国的法治社会，从象牙塔中的研究，到中欧之间的法律实践，都使我深深认识到，人无法约束自己，只有依靠外力的监督，才能形成规矩。但是，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外力，在我形而下的认识当中，一度只是民主和法制而已，并未走向形而上的神学体验。因此，在我来德国后的几年时间里，对华人的教会，我也只是偶尔来旁听。而更多主宰我观念的，仍然是具象的世俗的法律契约。

至于耶稣，我没有认真想过。对耶稣背负十架拯救我们的福音，只把他当作历史故事。我想，两千多年以前的人总比现在的人愚昧吧？我想我总不至于愚蠢到去相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即使历史上是存在的，我总不会把他当作上帝，来主宰我的生命吧？

就在我对耶稣若有若无的思考间，我的妻子开始鼓励我更多地去教会听道，从而促使我更多地了解基督信仰和圣经。这个转折点，使我从一个无法理解基督徒，忽视教会存在的人，到逐渐思考西方社会的信仰基石。我知道自己和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到国外求学工作打拼甚至定居，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西方，但西方社会最基本核心的精神，比如人的自由，社会的公平，对基督的信仰，只是轻易地进入了大脑，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心里。和许多海外华人一样，我起初也认为，好不容易到了国外，为什么还要和这么多华人打交道？在我的意识中，国人的劣根性，实在和纯洁的信仰没有交集。

2生命中不可言喻的感动

然而，在教会中，我看到的华人基督徒们，信仰虔诚而执着，待人谦虚而友好。我开始思考，是什么可以让一个等级社会的子民进入德国这个法治国家后，有所改变或者说有所收敛？难道只是简单的靠法律约束吗？

我逐渐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法律科学这样一个西方发达社会的产物，是从罗马帝国时期，伴随基督教的成长而发育起来的。如果没有上帝，哪来的自然法？如果不相信耶和华借摩西和其他门徒颁布给世人的圣约，何以让人相信人竟可以约束自己成为公民，并与国家缔结社会契约呢？如果法律只是简单的贯彻人类的意志，何以令人相信它的神圣性，而我们会真正遵守人与人之间订立的普通契约呢？不正是有了基督信仰的支撑，才让一切纸上的法律真正成为活的律法吗？一个法律人的最终归宿，不正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世界和人类的终极宪法吗？

当思想的迷雾被扫除，在2012年2月12日这个周日，牧师证道后的一个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温暖的冲动，希望把自己交付给基督，愿耶稣基督从此带领我的生命和道路。在跟着牧师念完初信祷文时，我感到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力量。

过去的两年间，我又领受了上帝的大能，让我在完成了英国的学术工作后，回到德国。遵从耶稣的命令和吩咐，正式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基督徒。

作者为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剑桥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