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个体，不论先前是何等人物，一旦进入司法程序，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公权，必定顿成弱势。任何权力都恒具扩张势能，总是以绩效为鹄的，虽政体不同，而权力本性则一，同样存在着滥用与暴政的可能，早已为历史所一再证明，无庸讳言。

因此，在司法程序中，如何既能防范不良从业者上下其手，以逞私欲，同时又能有效规训公共权力恪尽其责，不出位格，避免以强凌弱，而于各方大致平衡中提供法律公正，便是现代法制念兹在兹的制度预期，而落实为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表征的是对于人性的深深怵惕和政制的政治德性。

　

其中，程序正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一道重要防线，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屏障。世态纷纭，案情诡谲，利益当前，公婆各据其理，只有大家一同诉诸程序正义，才能进而有望达成实质正义。否则，各凭肌肉说话，人间岂非丛林。

也就因此，诸如无罪推定原则、有利被告原则、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和控辩平衡原则等各项程序安排，一一应运而生，旨在落实程序正义，志在追求实质正义。

恰恰在此，“李庄案”让我们感到“大致平衡”不再，作为实现正义最为可靠凭藉的程序正义遭到颠覆。举例而言，辩护人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而警方派员监视与录像，已然违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的法律规定在先（《律师法》第33条）；根据污点证人的检举，迅即将正在履职的辩护律师“逮捕归案”，曾经的“对家”作为公权力出场，违反了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不免让人联想到“报复性执法”或者“杀鸡吓猴”的譬喻。

在此之前，虽然难言一士之谔谔，但是，从此之后，却必然导致千夫之诺诺，当不难想见。举世浮想联翩之余，程序正义隳矣！——没准那一天，这一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遂成为普遍的担忧。换言之，我们大家都感到“不再安全”。

　　　

本来，立法设置辩护律师一职，类似于现代民主体制准允“国王忠诚的反对者”的存在，就在于希望藉此形成一种司法民主格局。在此格局下，律师作为合法的代言人。

据法按例，揆情究理，竭尽所能，找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从轻或者减轻的理据，依法保障其当享有的基本权益，尤其是程序性的诉讼权利，而以诉讼权利为屏，进而求取实质正义。这是立法赋予律师的应然职责，也是司法应予保障的权利。经此抗衡，促使控方做足功课，防范制度作恶，力争不枉不纵，其实是控辨双方的共同愿景。

当下中国，刑案辩护胜诉率约在5％，表明至少有5%的案件因为律师的“在场”，而避免了冤假错案。5％，冰冷的数字，可它意味着无数人得免重蹈“佘祥林”的人生苦涩，既说明了律师辩护制度的绝对必要性，又避免了眼睁睁让司法机构陷入不义，从而，在彰显制度安排的德性的同时，满足了关于法律正义的公民预期。

所谓法律尊严，其尊严在此，并且，也只有循沿此径，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

在此语境下，律师的职业伦理规定了他天然“替当事人着想”，“为当事人说话”，一切围绕着当事人的利益打转。否则，要律师做摆设呀？就刑事案件而言，“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可谓天条。

朋友，如同一切权力设置一样，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同样是一种制度之恶。容忍此恶，旨在避免更大的恶，既是现代司法程序的人工理性，更是源自人世公共生活的不得已，为的还是营造一个人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有此基本安全，才能指望公道和正义。无此安全，则人心惶惶，天下无道矣！

因此，将对于黑恶势力的清除诉诸司法程序，彰显的是公正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公道，显示了当下人世是一个让每个人获得基本安全的社会这一立法旨意。

循此以往，保障他们获享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切公民权，同样还是为了营造一个“大道之行在于公”的公民印象，而首先是让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否则，本意虽行公道，而民众感受可能无异“黑吃黑”，于制度安排而言，可谓背道而驰。

　　

毕竟，天下苦黑久矣！而最黑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沆瀣一气。百姓为“打黑”而欢呼，与其说是欢呼那几个打打杀杀的毛贼落网，不如说为护黑高官的倒台而称庆，其理尽现，不言而喻嘛！

　　

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态社会，日常政治登场，非常政治退位，才是常道，也是正道。宪政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而为建设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铺陈法权安排的德性，提供了制度想象力。

换言之，一切行政和司法行动，包括“打黑”和各类“李庄”案，均须围绕着民主与法治打转，以有利于民主和法治的发育滋长为取舍，而非损害其根基，乃至伤及国家的政治德性。

只有民主与法治，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公道。而人心思治，安全与公道，堪为其本。如果说什么“大局”，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否则，便为“搅局”。而国家理性早已晓谕人世，“搅局”是政治的大忌，也是法律理性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