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强


　　教会可否参与政治呢？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包括成立或加入政党、加入政府、公民投票、示威游行、发表政论等。根据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政教分离原则，政教之间不应有从属关係，是以教会应该远离政治权力，不应建立政党、不可参选，更遑论执政了。不过，既然教会肩负先知的角色，面对社会不义，应否採取其他行动拨乱反正吗？


福音使命


　　福音派教会领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举行「洛桑会议」，透过《洛桑信约》表达整全福音观的立场：儘管社会关怀不是佈道，政治解放并不等如救恩，但是救恩信息含有审判各种形式的压逼之意，所以教会须要勇于斥责罪恶不公。福音佈道与社会政治关怀都能体现顺服基督和爱护邻舍，1 教会便不应自绝于社会政治关怀。香港福音派教会的领袖在七十年代经已肯定社会及政治关怀是传播福音不可分割的事奉。2 前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余达心指教会使命是向世人见证神的旨意，及神的国度将在末世完全彰显，以及见证基督救赎的大能，透过宣讲改造生命的福音，带来个人、社会及文化的更新。由于福音关乎个人罪恶的解脱，因此教会批判令人堕落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及文化传统便是责无旁贷。3


　　欧美教会在十九世纪备受自由主义影响，牵起社会福音热潮，试图透过影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在现实世界建立天国。4 社会福音阵营偷换天国概念，贬抑神的赦罪恩典和属灵救恩，实在前车可鑑。5 纵使教会以属灵理由参与政治，但是政治始终不是教会使命，教会不应本末倒置，轻重不分6，成为政治主导的团体。教会参与政治难免与世俗的政治团体的目标有重迭之处，因此更须警惕，严守界线，以免为求达到政治目的便作出信仰妥协，模煳教会使命及失却教会的独特性。


「隔世」或「入世」？


　　有些教会对政事採取完全「不过问、不参与、不支持、不批评」的立场，可保教会不会成为政治工具或捲入权斗旋涡。可惜，此举却会导致教会的先知身份褪色，尤其令基督信仰对世俗社会所发挥的影响力褪减，例如崇尚自由主义者借用政教分离之名，一旦教会发表意见就被斥为宗教干预，排斥教会介入公共社会领域；相反，教会过度积极参与政治，则会面对沦为政治工具及模煳属灵身份，甚至成为政府或政权附庸的危机。近年兼任政职的香港牧者，其言论偏重维护权贵的利益令人侧目，可见教牧积极参政便会沦为政权附庸之说并非过虑。


　　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批评马丁路德留下政教可以互相协助的空间，尤有不足之处。上世纪德国纳粹党掌政时期，主流更正教会便是引用「两个国度」神学支持政府，将纳粹党的统治合理化，结果沦为希特拉的政治工具。7 其实，德国纳粹治下的主流教会，早已受到民族主义和自由神学影响，甘愿服膺希特拉的暴政，8 所以教会妥协并非全因「两个国度」神学的不足之处而起。无论如何，以上例子足见教会无论「隔世」或「入世」都有利弊。


「邻舍式政教关係」　
　
　　笔者认为在政教互不从属的基础下，教会可以视政府为我们的邻舍，一方面维持良好关係，另一方面也要保持适当距离及界线。教会除了应尽良好公民的责任，顺服政府施政，有需要时亦可向政府提供协助，包括借出场地作选举票站或社区活动、提供民生及宗教意见、为政府代祷等。二○○九年发生猪流感期间，香港政府暂时封锁部份酒店，以防止怀疑受感染的住客将疾病扩散。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湾仔堂附近一间酒店也在封锁之列，湾仔堂开放地方给执勤警员休息、用膳、睡觉；9 另外，二○一四年发生大规模示威及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位于示威区附近的教会及基督教机构开放地方给市民休息、祈祷、作临时救护站等，湾仔堂也是其中一员。10 这些例子显示教会实践耶稣基督爱护邻舍的吩咐，而且并无偏袒政府或市民任何一方。


　　除了服事邻舍之外，教会也应该担当守护邻舍的角色：「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利十九17），须要提醒政府违反真理之处，盼其纠正错失。自二○一四年九月廿八日香港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之后，香港教会群体在两个星期内共发出起码廿九个声明，当中包括批评警方以强大武力驱赶和平示威者。11 诚如余达心所言，教会忠于宣讲福音，难免要批评（部份）压制身心的社会制度及传统文化，因此世界可能排斥教会，教会需要随时作好捨己的准备。12 作好邻舍便要预备付上代价，正如耶稣的比喻中的好撒玛利亚人照顾他的邻舍──受伤的犹太人，彼此纵然不相识，甚至互为世仇，撒玛利亚人却出钱出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扶助他的邻舍。13


　　当然，教会不须借助「逢政必骂（反）」来「硬销」教会是社会良心，但也不应担当小骂大帮忙那种言不由衷的脚色。教会坚守政教互不从属的原则，顺服圣灵与圣言，时刻儆醒，便可减少堕落及失职的危险。教会对社会问题不必事事过问或者即时作出回应，何况就算想回应也未必有足够能力应付。一般教会人力物力有限，无法定期研究繁多且错综複杂的社会问题。话虽如此，如若可行，教会领袖和信徒不妨考虑组成委员会，负责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鼓励会友关注社会事务。委员会所讨论结果应向会众交待，也可考虑用教会名义向外发表意见。这样经过讨论，好处是不用听信一家之言，避免流于偏执，但是往往未能适时回应重要社会议题。倘若教会公开发表的言论有错，除了向上主认罪，也要勇于向批评对象公开道歉，承担道德责任。


　　无论教会採取那种政教关係的立场，在真理的前提下，应该彼此尊重。笔者相信教会持守「邻舍式政治」原则，上述有限的「政治参与」是不会令教会重返政教互相倾轧的黑暗时代，反而可以体现为主作盐作光的吩咐。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7.14）




1. 唐佑之等译，〈洛桑信约〉，http://www.lausanne.org/zh-TW/tw-home/1589-covenant.html，载于赵崇明，《佔领中环与教会政治》(香港：基道，2013)，页70-71，注8。


2.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会角色：历史的回顾〉，于《当教会遇上政治：政治实践的神学反思》，赵崇明编(香港：基道，2005)，页47。


3. 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台北：校园，2008)，页48-54。余达心认为神学需要保障教会所宣讲的是不折不扣的福音，不能掺杂人为砂石或被世俗之学所稀释。


4.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宗教文化，2005)，页19。


5. 奥尔森，《神学的故事》，吴瑞诚、徐成德译 (台北：校园，2002)，页654-657。


6. 曾立华，《教会职事的重寻与更新：从神学、历史及实践角度探讨教会职事》(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页274。


7. 反对希特拉的阵营诸如神学家巴特所领导的认信教会运动，也是根据「两个国度」的政教分离原则，反对教会屈从希特拉及其领导的政权。Jürgen Moltmann, On Human Dignity: Political Theology and Ethic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p75，载于米高．奇云，《政治神学导论》，李骏康译 (香港：基督教文艺，2012)，页118。


8. 欧文．路茨尔(Erwin W. Lutzer)，《希特勒的十字架》，张大军译 (北京：团结，2012)，页99-104。


9. 袁天佑，《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牧函》，2014年10月14日。


10. 罗民威、黎嘉晋、陈盈恩，〈呼吁克制 递上凉水〉，《时代论坛》，第1414期，2014年10月5日。


11. 麦世贤，〈后九二八教会群体声明不绝〉，《时代论坛》，第1415期，2014年10月12日。


12. 余达心，《聆听》，页54。


13. 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的民族仇恨由来已久，水火不容。由于附近没有旅馆，撒玛利亚人多会掺扶受伤的犹太人到犹太人聚居的耶利哥投宿，住在那裡的犹太人可能会对该名撒玛利亚人不利。Kenneth E. Bailey, Jesus Through Middle Eastern Eyes –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Gospels (London: SPCK, 2008), pp.292,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