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得



任何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不应该对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社会、政冶感到困惑。这个课题之所以广受争论，往往是因为在福音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拉扯不清。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耶稣在公开的事工当中，不仅「教导、传道」(太四23，九35)，他也「行善医病」(徒十38)。因此，在教会的历史中，宣扬福音和社会关怀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很自然的同时参与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他们并末先查明工作的定义、内容或是缘由，似乎就理所当然的去做了。



承继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关怀



十八世纪欧美的圣徒留下许多显著的典范与见证。福音的复兴震撼了欧美二洲，不仅广传福音，也激起了社会慈善事业的浪潮，特别给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最有力的例子。



对于英国在这段时期的改变──白蒂(J. Wesley Bready)的书「卫斯理对英国的影响 福音复兴与社会改革」，有详尽的史实记载。经过仔细的钻研，白蒂「不得不把英语语系社会崇尚自由、伦理、道德的风尚归功于福音的复兴。」白蒂说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像其地基督教国家人民一样败坏放荡。」



但事情有了转机。十九世纪时，人们废除了奴隶制度，改进监狱制度与工厂及矿坑的设施，普及教育，并设立工会等等。



「所以，是什么导致了人道主义？──对社会正义的关切与对人类所犯错误的警觉？历史的铁证摆在跟前：它来自一种新的社会良心。就是源于福音复兴所带来生动而实际的基督教。这个复兴照亮了新约伦理的中心思想，使人与父神和人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更加真实，使人视他人的需要重于个人物质的追求，更导引人的心、灵与思想，迈向在世上建立公义的国度。」 福音复兴所带给一般平民道德上的影响远胜于英国历史上其也任何的运动。卫斯理不仅是福音的使者，也是社会正义的先知，他「复苏了英国的灵魂」。



之后一代的福音派领袖们也同样地热衷于布道和社会运动。著名的有夏普、克拉克森、史提芬、玛开略、冠特、修尔、贝秉顿、桑顿，和他们的前导领袖，威伯福士(译注：英政冶家与社会改革家，从事反奴运动，使政府明令释奴：为英行教会之创立者，亦手创圣书公会。)



在上一世纪的美国，社会参与以及宣教一样地是源于福音运动的副产品。察理士．芬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芬尼的话也许让人感到讶异：「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世界……基督的教会原来就是由许多改革者所组成的。基督徒的职责也正是立志尽一切所能去全面改善这个世界。」



自然的，神藉著芬尼所兴起的年轻信徒，也成了当代改革运动的精兵。特别在「反奴隶」一事上，许多有力的声音都是来自这圣信徒。



十九世纪也是基督教海外宣教事工极蓬勃的开展期。超乎我们的想像，他们不仅传扬福音，同时也关切社会，帮补穷乏，减轻疾苦，帮助基本建设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宣教士的帮助之下，许多人学会了挖建水井，取得净水，设立工业学校，建立基本工业。此外，宣教士一直是当地居民的保护者，防范政府或公司的压榨与种种不义。他们为人权而战，为扼止中国的鸦片瘾、裹小脚和遗弃女婴而奋战不懈，他们也毫无畏惧的向败坏的风尚宣战，如火烧寡妇，杀婴献祭，印度的庙妓，更打破了世袭阶级的奴役制度(在社会、经济二方面)，为地位低微，被社会所摈弃的人们开创了另一条出路……。



「大逆转」的原因



所以在上个世纪之中，不仅在英、美，连亚洲、非洲的宣教士也藉著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美好的社会改革。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在本世纪的初三十年，(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十年)发生了被历史学家史密斯称为是「大逆转」 (The Great Reversal)的情景。 Moberg写了一本书，探讨福音派信徒放弃社会责任的原因，大致可归类如下：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个世纪的初期，自由派神学的思想渗入了欧美的教会。福音派的信徒觉得被逼到了尽头。很自然的，他们要为所信的竭力争辩。为了忙于辩护基本的信仰，他们就无瑕顾及社会问题了。



第二个原因是，福音派人士对这段时期自由派神学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福音」大起反感。自由派最有名的代言人饶申布士于1897~1917年任教于纽约州的Rochester神学院，担任「教会历史」的教授。1886~1897年间，也在纽约市浸信会的牧会工作中，面对了社会上受压迫者的赤贫状况。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信息。



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有二大错误。一是他将「上帝的国度」视为就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来重建社会」：另一则是，他的理论导致「人类可以凭自己建立上帝的国度」的推论，而耶稣则一再地强调这国度是上帝的恩赐。 显然地，国度的福音所带来的社会层面的挑战与「社会福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饶申布士将「国度」政治化时，很可以理解的，福音派人士的反应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福音与个人慈善工作上，而与社会──政冶运动划清界限了。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邪恶的人性的省悟，看到许多社会改革工作的失败。人类与社会似乎已糟得无药可救了，但是却没有福音派的领袖去阐明并指出在神的看顾与「一般性」恩典之中，人类仍是有希望的。历史上基督教那改革的精神就失色了。



第四个原因是由于「前千禧年」说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从 J. N. Darby达比的教导和当时所流行的Scofield圣经)。这个学说认为现今世代邪恶，已无可救药，并预测这个世代会日趋毁坏，直到耶稣再来，开始千年的掌权。这个学说认为去改革社会根本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



第五个原因是由于基督教在中上社会中的广传，无形中也把中上社会的文化渗入了福音的内容。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学家Rokeach 于l969年所提出的报告中有详尽的分析记载，并经由Morberg作出以下的结论：「这篇报告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一群只看重自己得到社会地位，对黑人与贫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这些资料描绘出一个自私而对社会平等与正义毫不在乎的信徒画像……」



上述的五个原因，可以解释「大逆转」的形成。我们没有责怪福音派前辈的意思，因为假若我们处在他们的状况、压力下，我们很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做法。也不是所有的福音派人士都在这个世纪初期和战争之间误导了社会良心。仍有人继续一方面参与社会，一方面致力于宣教事工，保持了福音的完整与真实。但大多数的人都转身而去。直到六十年代抗议的时期，当年轻人开始反抗物质主义，以及他们所继承的表面而虚伪的成人世界，福音派的主流才逐渐恢复了它的风貌，形成了所谓的「反逆转」(Reversing the Great Reversal)运动。



第一位重唤福音派去重视社会责任的可能是美国的基督徒学者 Carl F. H. Henry。他是Christianity Today的创办主编，也是叫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1947)的作者。起初，这些言论不受重视。但慢慢的，在一九六六美国的世界宣教大会中，与会人士一致通过「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其中强调将「务要向每一个人传扬福音」与「福音性的社会工作」和「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相提并论，并鼓励所有的福音派人士务必公开的坚守世界性的「种族平等，人类自由，以及其他形式社会正义」的立场。



英国六十年代初期，也有些福音派领袖开始为「福音的社会意义」而努力，安立甘宗福音派人士甚至公开地为他们过去对世界及其他教会的疏离认罪，并且承诺日后要尽力投入。至于宣教的使命范围，会中宣示「传福音与怜悯地服事同为上帝托付的使命」。



世界性福音派的转捩点则无疑问的是，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全世界宣教大会。来自一百五十个以上国家约2,700位代表们在「让全世界听见他的声音」的口号下聚集，并在会议结东时提出了洛桑宣言(Lauanse Covenant)。开头三段分别陈述了「上帝的心意、圣经的权威以及基督的独一性」之后，第四段名为「传福音的本质」，第五段则名为「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在后者宣告「传福音与社会政冶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但此二段在宣言中只是并列而不相关。



此后几年中，福音派里仍在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强调传福音，有些人偏重社会运动，大家仍不清楚如何依据圣经来表达此二者的关系。因此，一九八二年，在洛桑委员会与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共同支持下，在Grand Rapids讨论此事，并发表了名为「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福音派的献身」的报告。虽然各人看法未尽全同，但在上帝引导之下，众人仍得到极大程度的共识。社会运动被认定同时为传福音的结果与桥梁，此二者实系互相伴随。此外，它们也藉「福音」本身而彼此联合。



教会与政治



洛桑宣言不仅提及「社会责任」，更进一步的深入到「社会──政治的参与」。一提到「政冶」这二个字，往往使许多基督徒感到敏感。他们一直积极的参与社会工作，特别在医药和教育二方面，但对于政冶，则是抱持著「敬而远之」的态度。任何时侯，只要教会卷入政冶活动，教会内外反对的怒吼就会四处而起，也们坚持「政教分离」。



在这个争论中，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是对「政冶」的定义。第二、是对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无法把二者分开讨论。第三、探讨人们反对教会参与政冶的因素和顾虑。第四、谁应该担负基督徒的政治责任。



第一、「政冶」或「政冶的」可能有以下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广义而言，政冶代表城市的生活和市民的责任。所以它涉及到我们一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政冶是如何在其一个特定社区生活的艺术。但狭义而言，政治是政府管理学。在法律的规范下，考虑如何制定不同特定的政策。



了解以上的定义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耶稣曾否参与政治。从后者的狭义角度而言，很清楚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从末组织过任何的政治党派，提倡政冶活动或是从事政冶抗争。他从来没有计剖要去影响凯撒、彼拉多或是希律王的政策，相反的，他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但广义的说，他一生的事工都与政冶有关。因为他来到世上，为的是与人类分享他的生命，他也差派门徒做同样的事。更进一步的，他所宣扬的神国是一个全然新鲜，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组织，这一套价值观和标准都成为老旧败坏社会的挑战。这样说来，耶稣的教导也涉及了「政冶」。此外，他的王权，被当时的官员视为对抗凯撒的威胁，所以他被诬告指控为煽动叛乱之徒。



第二、我们再来讨论社会与政冶(狭义)的关系。在Grand Rapids报告的最后一章也对此有所讨论。它区别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运动」的不同，请看下表：



【社会运动】



．解除人类需要的原因

．政冶和经济活动

．设法改造社会结构

．寻求公义

【社会服务】

．援助人类的需要

．慈善活动

．设法照顾个人及家庭

．行善



这份报告接下去对社会──政冶运动有更详尽的描述：「这一群人不会只满足于改善人们生活，策划囚犯的休闲活动，改善工厂环境，照顾穷人；也们要求更多的公共设施，监狱制度的改革，劳工地位的提升，并且在情势需要时，改进经济及政治体系，以使社会从贫苦与迫害之下得到自由。」



很明显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社会观应该含括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运动。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必需借助政治运动，才能解决人们的疾苦受迫。当我们力图减少人世疾苦时，也应考虑到助长那些事情的背景因素。如果在耶路撒冷与耶利哥的路上，旅客常常遭到强盗的打劫，又一再的受到撒玛利亚人悉心的照料，我们可能忽视了应该制定更有效的法律来防止抢劫。如果在同一个十字路口，再三的发生车祸，我们不应只是一味的增添更多的救护设施，更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在路口装个管制交通的红绿灯，以预防车祸的发生。为饥民捐募食粮是好的，但也应尽力找出并解决造成饥饿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邻舍，也愿意服事地们，我们就应该站在也们的立场，提出或采取一些政冶性的行动。



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仇视教会参与政治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Norman博士在也1978的著作中对此有详尽的批判。也并不否认「圣经的教训具有影响社会的能力」，也不否认基于神的爱，基督徒应「共同参与社会政冶的活动」。他所顾虑的是「政冶化的基督教」，就是「信仰被政冶的价值观所取代」，也就是「从社会政冶运动的观点来加以诠释。」他的论点「基督教不能自贬地一味认同政冶策略」是正确的。但他似乎在这点太过偏激了，以至于使人认为也的立场是教会应该与政冶毫无牵连。

在Norman 博士1978的著作中发出了至少四个警告，值得我们审慎的留意，我将之整理如下：，

1.近来教会对政治的热中削弱了她最应关心的事：信仰乃是个人化的(救赎)、内在的(基督的内住)以及永恒的(永生的属灵意义)。Norman 博士的看法不错，有些教会的确全然失落了这些层面。但在维护它们之余，教会却也绝不可忽略她团体、外在以及现世的责任。基督徒同时是两个国度的公民。皆有在其中的责任。全心爱主固然是「第一且最要紧」的诫命，但「爱邻舍如己」也是「相仿」地重要，二者任缺其一都会导致偏差。

2.目前教会对政治的看法只是周围文化影响下道德、伦理的政冶观，不管是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的自由党或是马克斯主义。教会做的只是一味的认同，为当政者的政见提供宗教性的诠释，没有经过审慎的批判，而全然地认同。

3.目前教会对政冶界的贡献，只是业余者的意见，缺乏专业的投入。

4.目前教会对政冶的期望太过于天真了，因为忘记了人类的堕落与罪性。 这些评论是针对「某些」教会的特别现象，而非反对教会的社会政冶责任。

那么，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许多基督徒对政冶参与感到困惑，其主因往往就是没有好好的深究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基督徒个人，群体与教会的不同。所有的基督徒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有良心、警觉性高的国民，以投票选举、认识政局、参加公听辩论、投稿于书报或以参加示威的方式参与政治。甚至有人还可能被神呼召去从事地力性或全国性的政务。具有相同道德观念及社会关怀的基督徒应该联合起来，一同对社会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再研拟合适的计划行动。这可以实施在一个纯基督徒的团体中，也可能是基督徒在一个政党、贸易协会或职业工会中提出以圣经观点为出发点的意见，供人参考。

以上提到基督徒个人以及群体可以且应该有适宜的政见与行动，然而，教会是否应以教会的名义参与政冶呢？当然，教会必须教导神的律法与神的福音，这是教会牧者，教师与领袖们的职任。而「当教会认为根据圣经的信仰或正义，使教会不得不在某些政务上表明立场的时候，教会就应顺服神的话语并信靠神会为其后果负责」。我们对教会是否应涉及政治立场的看法很可能会因我们的教派而左右，但基本上，除非教会有一切相当的准备与专业的知识，否则是不应该卷入政治圈中的。

社会关怀的圣经根据

所以什么是社会关怀的圣经依据？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我们可把基督徒对世界的心态归纳为二大类：一是逃避，二是参与。「逃避」就是以拒绝的方式，背对世界，洗手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更不理会世界哀切的呼救。相反的，「参与」就是以怜悯的情怀面对世界，不怕弄脏双手，不畏工作服事所带来的疲累，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常被神的爱所激励、充满，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福音派的人士，大多数若不是曾经不负责任的逃避，要不然就是依然故我的仍旧逃避责任。教会内弟兄姊妹的团契交通，一定比外面冷酷甚至带有仇恨的环境更加温馨。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冲入敌区(这是我们福音派拿手的专长)去传扬福音；然后马上我们又撤兵了，跨过一道壕沟，进入基督教的城堡(有团契带给我们的安全感)，收起吊桥，甚至捣起耳朵，不理会敲门者呼求的哀声。至于社会的活动──我们常说主就要再来了，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吧！更坦白的说，就像在一间已著火的屋中挂新的窗廉或放置新的家俱，是毫无意义的事！当务之急是拯救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以不正确的神学来缓和良心的谴责。

「你知道吗？」，一位女学生在美国一堂讨论未来学的神学课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开始救济贫民，事情就不会继续恶化下去，而这样子的话，耶稣就不会再来了。」(她是很真诚的向教授发问。)那教授写著：「我们可以把这位女学生的论调称之为「对未来极端逃避」式的论调……它对未来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对上帝十分虔敬，另一方面却又无知的把神推出了历史，坚持即使是耶稣在这「末世」也无能为力。它不如不觉地把耶稣塑造成一个无能的、外出的地主，对他所拥有的世界和人类历史失去了控制……这种极端逃避式的论调造成许多人无法完全效法耶稣的原因。

我们不仅不该逃避社会责任，更应该倾听神的呼召。神在每个时代都兴起不同的人走进失落寂寞的世界(就像耶稣当年一样)，效法耶稣、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以生命爱心去见证服事，这才是「宣道」。宣道是我们人类对上帝所交付使命的回应。它是基督徒全然的生活力式，包括了宣教与社会责任，深信基督差派我们进入世界正如父神差派他来到世界，所以我们必需走入世界 为他而活，为他事奉。

然而，我们不禁继续再问；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参与世界，关心社会？以下我愿意从圣经的五大教义来探讨；

更健全的神论

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对神的教义有更健全的认识。

第一、永活的神，不仅是宗教上的神，也是大自然的神；是「圣事」的神，也是「俗事」的神。事实上，基督徒常对以上的区分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属于神的事物都是圣洁的，那么若没有任何在神以外的，亦无所谓的「世俗」了。根据旧约先知的豫言和耶稣的教训，神对所谓的「宗教」是很严厉的，也就是与生活无关的宗教形式，没有爱心的事奉，与外表虚假的顺服。「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如果不是这个样子，若我们在教会所说、所唱的，与每天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连，那么这比「没有价值」更糟，这种虚为是神所极端厌恶的。

第二、永活的神是立约的神，也是创造的神。我们基督徒有时会覆蹈以色列人在旧约中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只著重神是立约的神──从万族中拣选他们成为圣洁的族类，并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无可置疑的，这是荣擢的真理。「立约」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没有它，圣经的启示就不完全。但它也可能成为危险的半面的真理。当以色列人过份的强调它，他们就低估了这位永活的神。他们把神降格成一个种族的小神。耶和华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国神」，就像基抹是亚门与摩押入的「国神」一般。他们忘了其它的国家，或者是漠然的拒视它国的存在。

但圣经是以万国开始，不是以色列；是以亚当为始，而非亚伯拉罕；是以创造开宗明义，而非立约。并且当神拣选以色列，他并未对其它国家失去兴趣。阿摩司勇敢的传讲主的话语：「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同古实人(即衣索匹亚人)？……．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裴托(即克里特)，领亚兰人出吉固吗？」(摩九7) 。同样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也学到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四32)。神统管每个国家，人类的命运在也手中。虽然那被称为「管理这个世界」的撒旦实际上暂时篡占了神的地位，但神最终仍是一切被造之物的主宰。「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也们众人心的;留意也们一切作为的」(诗三三13~15)。不只这样，神在对亚伯拉罕使之昌盛的应许中也祝福了世上的万族，有一日他要使万物重返堕落前的光景，使被造之物再为完全。

第三、永活的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不可否认的，他是赦罪的神，是罪人的救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亡」(出三四6)。但他也关切社会中的公义，他为受屈的伸冤，他扶起被压迫的人………。

再者，神对公义的要求不仅在他子民的身上，也延展到万族万民。在阿摩司书的头两章，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社会关怀和公义对于万国和对以色列国而言是同样的重要。在阿摩司谴责犹太人厌弃神的律法并随从偶像，并以色列人欺压穷人，见利忘义(二4~8)之前，也宣告了神对其它邻国的审判(一3~二3)──为了叙利亚的蛮酷，非利士人贩卖掳掠之民，推罗不守弟兄的盟约，以东无情怀恶的追赶以色列，亚扪门在战争中的暴行，以及摩押亵渎邻王的骸骨。

其它几卷先知书中也屡屡出现神对外邦国家的预言。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也在万族万民中要求公义。

这才是圣经中的永活的神：他顾念一切的事物──不仅是关心「圣事」，也关切「世俗」；不仅是宗教的，也包括大自然；不仅是与他立约的民，也包括万民；不仅是赦罪之神，也关切每个社会的正义；不仅是福音，也有律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减缩他所关切的层面，更进一步的，我们应该效法他去扩充我们关切的对象与范围。

更健全的人论

所有的慈善工作(亦即基于对人的爱心所做的)都会受我们对人类的评价而左右。若我们对人类有较高的评价，我们就会较愿意去从事服务的工作。 非基督徒的人道主义者，很认真的描述他们是一群全心投入「人类个案与人类问题」的人，有时他们的表现也的确比基督徒更好。但如果我们请教他们为何如此全然投入的动机，他们很可能会引用Julian Huxley的话说，这是为了未来永世中人类进化的潜能，「所以开发人类无穷的潜能就是我们共同工作的主要动机。」很明显的，这并不足以构成社会服务的基础。如果为了怕迟缓进化的进度，那我们就不该顾虑到老年人、智障者、丧尽天良的囚犯、精神病患、长期的慢性病患或是饥民了。为了怕他们拖慢进化的过程，让他们像只心爱小狗般的死去，不是更好吗？用强制的安乐死来代替满怀爱的社会服务，不是更合乎人道主义的前提吗？他们之所以在行动上没有落入这个可怕的结论，原因就是他们的心比他们的脑还好，他们的慈善工作胜过了他们的哲学理论。

基督徒有更健全的原因来服务人群，不是因为人类将来可能进化到什么地步，而是因为人类是神所创造的，人类有神的特性，按著神的形象而造，是有异于禽兽的。不错，人类堕落了，也破坏了神的形象，但还没有到完全毁灭的地步(创九6，雅三9)。这才是人类独特、尊贵的原因，也是激发基督徒行善的动力。

而这些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不仅是个灵(否则我们只应关切他们是否得到了永恒的救赎)，不仅是个身体(否则我们只需要满足他们的食衣住行)，不仅是个社会动物(否则我们只需合力帮助他们解决社会问题)。人是以上三者的总合。根据圣经的观点，一个人的定义可说是“a body-soul-in community”， 因为神造我们就是如此。倘若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邻舍，也因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而愿意服事他们，就应考虑到他们全人的需要，他们心灵，身体与社会三方面的健全。自然的，我们所关切的人、事、物，会使我们宣教、济助与发晨的计划内容愈发的实际、完整。我们不应只让它流于闲谈、计划或停滞在祷告的层面。

早期的基督徒感受到失丧与穷困人们的需要，以爱心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深知没有比福音对人心更有影响力的了。很快的，他们建立了学校、医院、也为被世人所弃绝的人们提供了居所。之后，他们废止了贩卖奴隶，进而解放奴隶，改进了工厂与矿场工人的境遇，和在狱中囚犯的状况。他们致力于儿童保护法(为西方国家工厂的童工与东方国家庙宇中的雏妓)。把基督的爱心与现代的医技带给麻疯病患。他们照顾盲哑的、孤寡的、疾病的、和垂危的。甘与世人所摈弃的人为伍，并陪伴他们走出阴霾。他们反对种族歧视与政冶迫害。他们的工作散布在大城、小镇并致力于改善贫民区，合一地为贫饥而力战，为残障人士与出身清寒的人图谋福利。

更健全的基督论

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塑造出不同的耶稣。不错，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应竭力认识耶稣，并根据他们的时代与文化以合宜的话语方式传讲耶稣。所以我们有禁欲修道的、受苦的、帝王式的、绅士型的、小丑式的、超级巨星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家、游击队员、和万灵丹式的耶稣。当然，有些描述根本是相互冲突，有些则是缺乏或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我们需要发现耶稣的真面目，也就是在洛桑宣言中所提到「历史中、圣经里的耶稣」(第四段)。我们需要看到他二面的完全──他的受苦与荣耀，他的服事与主权，他卑微的道成肉身与威严的掌管宇宙。我们福音派的人常忽略了他道成肉身在神学上和生活中的深远含义。

神子并没有待在他安全免疫的天堂。他倒空自己，舍弃荣华，谦卑的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成为微小、软弱，会受伤害的一个人。他经历过我们的痛苦，孤独和试炼。他不仅宣扬神国的好消息，也医治疾病，喂饱饥饿的，赦免罪人，与大家所厌弃的人做朋友，使死人复活来显示神国的到来。他说，他来不是要被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以自己的性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容许自己在法庭中被诬告、受害，而当人们钉他十字架的时侯，他为他的敌人祷告。然后，在被神所弃绝的恐怖黑暗之中，他以全然无罪之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上段对基督的描述应有助于我们对耶稣在约二十21所托付的使命较为明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基督徒的事奉都是以基督为榜样，自然的，我们也会效法他的脚踪走进别人的世界里。在传扬福言时，这意味著走进他们思想的世界，他们的悲惨、失落，为的是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分享基督。在社会的活动中，这意味著甘心放下自己现有文化的舒适安全，为了服事他人，而走入其它我们从末听闻或经历的文化。「道成肉身」式的事奉，无论是宣教性、社会性或二者兼备，都需要我们付上相当的代价，也就是在别人现在的文化景况下与他人认同。拿撒勒的耶稣会对一个有需要的人──无论他是生病、丧失亲人、饥饿、被欺压或是无助，发出怜悯之心，他的子民岂能丝毫不为所动呢？

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个耶稣？我们所传扬的是那一个耶稣？是否可能在某些教会，我们正向年轻人传讲一位错误的耶稣(「另一位耶稣」 林后十一4)，以至于驱使他们离开耶稣而走入马克斯的怀抱呢？

更健全的救赎论

教会很容易忽视、轻看了救赎的本质，好像这只不过是个自我改革，或罪已得赦，或是一张天堂的入场券，或是一个对社会或道德毫无影响的个人神秘经验。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救赎」从这些片面的认识或讽刺中救拔出来，使它恢复到原有圣经全面性的真理。救赎包括三个彻底改变的阶段：从现在开始、我们在世的年日，和当基督再来时，被带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特别要小心提防的是把整体真理分解拆散的试探。

第一、救赎与神国是不可分的。因为在圣经中，它们几乎是同义字，就如以二个不同的模式来描述神相同的一件工作。以赛亚书五十二章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也就是说，在神作王的地方，他也施行拯救。救赎是神统治所带来的祝福。再者，当耶稣对门徒说，「进神国是何等的难」，门徒自然的反应是，「这样谁能得救呢？」(可十24~26)显然地，他们把「进神国」和「得救」视为同等

一旦我们有了这个认同，救赎的意义就更广了。神国就是神活泼的管理统治，藉著耶稣介入人类的历史，面对邪恶，与它争战，进而胜过了它，教会应该是神国的缩影，一个人类为神所治理的模式，为世俗的社会提供一个挑战性的选择。进入神国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在旧约就早早应许的，也就是神新的创造的开始。如今我们盼望神国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我们的身体、社会、宇宙都会被更新，并且不再有罪恶、痛苦、虚空、疾病与死亡。救赎是个很大的观念，我们没有将之缩减的自由。

第二、「救赎者」耶稣和「主耶稣」是不可分的。奇怪的是如今有不少福音派的人士，教导人们可以接受救赎者耶稣，而不用立刻降服地称他为主。然而神叫耶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做万有之首。他能以无穷的能力和执行的权柄赐下救赎与圣灵。正是因为他是主，他才能够施行救赎。他的主权也不仅限于我们的宗教生活。它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经验──群聚时或独处时，在家中或在公司，在做教会的事工或在尽国民的义务，以及福音性或社会性的责任。

第三、信心和爱心是不可分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一再强调信心。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流行口号之一就是「唯独信心」，这是不错的。「称义」或与神和好，不是靠我们所做或能做的行为；这完全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恩典──唯有藉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赎罪祭，我们只要单一的信靠他。这个福音的中心真理是不容其它事物所妥协的。虽然因著信心，就得以称义，但是，这个信心是无法独存的。如果信心是活泼而真实的，它自然会产生美好的行为，否则它只是虚假的。耶稣藉著审判日「绵羊山羊」的描述教导了我们这一个真理。使徒们也都同样强调出于爱心的好行为的重要，真实的信心产生爱心，真实的爱心带出服事的行动。

我们这一群「福音派」的基督徒，特别需要仔细思考这个新约的重点。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只顾强调信心与知识，而忽略了爱心的增长。保罗没有这样，因为「我若能明白各样的奥秘与各样的知识」，也写著，又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十三2)因为得救的信心和服事的爱心是缺一不可的。

更健全的教亡论

许多人认为教会只是一种社团，就像社区中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共同兴趣的对象是神，而不是高尔夫球。这一群宗教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从事宗教性的活动，也们缴了会费，也理当享有会员的权益。这个论调却忘记了汤朴威廉敏锐的观察：「教会是唯一为非会员著想的社团。」

为了纠正教会「社团」的模式，我们需要探讨教会「双重的身份」。在另一方面，教会是「神圣」的──由世界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但在另一方面，教会也是「世界」的，因为教会要在世界中见证、事奉。这是Vidler博士，继潘霍华之后，称教会为「神圣的属世」。然而在历史中，教会却极少表现出这种双重身份。某些时侯，教会正确的表现出她「神圣」的一面，却错误地退出了世界，甚至与世界隔离。在其他时期，教会正确的展示出她「属世」的一面(全然地投入世界的生活)，但却又被世界的标准和价值观污染同化而失去了真理的立场。若非同时地拥有这双重身份，教会也无法投入宣教的事工。宣教源于圣经中有关「教会在社会」的教义，不健全的教会观导致不平衡的宣教事工。

耶稣亲自教导了以下的二个真理：不仅在著名的「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语句中，也在生动的「光盐比喻」中。「你们是世上的盐」，也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太五13~16)。这表示了二个社会──新的与旧的，教会和世界，就如光与黑暗或是盐与腐坏般的全然不同。也意味著，如果门徒要行善的话，盐必需侵入肉中才能入味，光必需射入黑暗才能带来光明。同样的，基督徒也必需渗入非基督徒的社会。所以，教会的双重身份和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的，使徒彼得一方面称神的子民是在「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另一方面，又说神的子民应当在外邦人中做个品性端正的好国民(彼前二11~17) 。固然我们无法全然地与世界认同(以为它毫无邪恶)，却也不能完全的否定世界(认为它是一无是处)，而须搀合二个观点，「向世界挑兽」。相信这世界仍有其改进的可能，也愿意使其中的生活方式愈来愈与神的主权相称。

用改革来描述以上这个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会比救赎更为适切。Triton这样写著；「救赎并不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它带来个人与神的和好。但这些也带来社会中震撼人心的浪潮，并且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这些益处就是按著神的律法来改革社会，而不是以基督的死去救赎社会。」

教会是否能发挥它的功能就在于它加何结台「神圣」与「属世」的双重身份。我们待会儿会继续讨论。

一些实际的建议：

以上我列举了五个教义，我们也查阅了不少的经文──关于神的教义(创造者，颁布律令者，主，与审判者)，关于人类的(目为是按著神的形像而造，有其独特的价值)，关于基督的(谦卑地降世为人，也叫我们学习站在别人的文化里，服事他人)，关于救赎的(彻底的改变)，以及关于教会的(与世人有别的，是光、是盐，却为基督的缘故深入世界)。这五个教义是宣教的圣经基础，适用于福音事工与社会责任，并指出我们参与世界生活的义务。但是，怎么做呢？

先从基督徒个人的观点来看。一般而言，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同时做见证人及仆人。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曾做过美好的见证，也说过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所以，服事与见证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基督徒因著不同的呼召，进入不同专门的事工；就像十二使徒以传道祈祷为事，司提反等另外七人就每日管理饭食的分配(徒六)。教会是基督身体的



比喻更加深了这个教训。就像身体中的肢体各有不同的功能，在基督身体中每个不同的肢体也有他独特的恩赐与事奉。同时，不论我们特别的呼召是什么，当紧急状况发生时，我们都要彼此相顾。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祭司和利未人不能以他们的事奉在圣殿为藉口，而推卸轻忽一个被抢受伤之人的罪名。如果我们主要的工场在社会，我们也有见证基督的责任。如果我们主要的事工是宣扬福音，我们也不能对社会责任袖手旁观。

对于地区性教会而言，它的影响层面可因充分运用会友不同的恩赐与呼召而更深远。教会决策单位可以适当地鼓励有同样负担的人们组成一些「特别关怀」或「研讨与行动」小组。其中某些是把目标放在传福音方面──逐家布道小组、圣乐小组、世界宣教事工小组……等；另一些则著重社会关怀，如；探访(疾病或有需要的人)、住屋问题、社区或种族问题、反对堕胎及少数民族的需要……等。这些特别小组可以互相帮补。如果偶有机会让他们向全会众提出工作报告，他门事奉的代表性将可获得肯定，他们也可自全教会得到宝贵的支持，例如意见的忠告、鼓励、代祷及财力的支援等。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或应该参与所有不同的事工。但是每一间教会(不论大小)能够、也应该试著藉著不同的小组，投入更多元化的服事。不同的小组能使教会所关切的层面与行动更加的广泛深入。



我愿以罗马天主教「弥撒」的意义来做结束(很奇怪吧！？)。弥撒这个字源于古老拉丁仪式中的最后一句话，ite missa est。用很有礼貌的解释是now you are dismissed。若以更卤莽的白话文来说就是「出去吧！」──走进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人类(接神形象而造)居住的世界，这个基督曾来过的世界，如今他也差派我们进入这世界。因为这是我们的归属，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战场，我们要在此生活，发挥爱心，为主做见证，为主服事人，为基督受苦、甚至殉道。



来源：《加利利之家》，亮晴摘译；转自信仰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