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斌 Abraham Mao
前言：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中学时代外公曾在去世前让我读这首唐寅的《一世歌》，读后颇为让我这个喜读史书、向往建功立业的少年人有点灰心丧气，与传统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背道而驰，很象我后来在圣经《传道书》中所读到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人生一切的辛苦努力或富贵荣华最后都不过是黄土一堆。“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传道书5：15）生命就是这样残酷而荒谬吗？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不得不思考着这样沉重的问题。然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里我找不到真正能给我满足的答案。
宋元明清以来，儒释道三家合流，成为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文化“主流”。“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使士大夫文人阶层构筑起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似乎可进可退的精神世界。当近代中国前所未有遭遇西方文明强势挑战，内忧外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后，中国文化这三教合流的道统和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也就遭遇空前的危机。儒家道德的虚假、道教生命的虚妄、佛教智慧的虚空无法为中华文明的空前危机开出思想的道路，为剧烈动荡变迁中的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提供真正的安息之所。文化道统危机暴露出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本问题：儒家有道理却无识真理，道家求生命却无有永生，佛家求智慧却无真确道路。其实，圣经中，以色列最强盛时期的所罗门王，写于公元前930年左右《传道书》，早已经写明了人若背离了上帝，必然一切都将落在罪恶、虚空、痛苦里面，在此岸和彼岸之间茫然失凭。本文将从《传道书》所论“日光之下”的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来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虚空和超越的出路。
一、三教合流的中国文化道统的虚空性
主前6世纪前后人类文化群星灿烂，释迦摩尼（约主前566年-主前486年）、老子（主前600年左右--主前470年？）、孔子（主前551年-主前479年）、苏格拉底（主前470年--主前399年）这些思想巨人先后出现在各文明中深远影响人类文化。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思想文化巨人，不仅是他们被尊为各宗教哲学创始人，以其思想和言行的生命实践活出他们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影响跟随者个人的生命人生，并且对社会、政治、国族、文化都产生广泛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三家中儒家和道家思想是中国原创性思想文化，儒家和道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历史竞争中成为显学。自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征伐，诸子百家都深感“大道沦亡”，求道而不得道，或自以为得道而实际只得“伪道”、“道术”、“道学”，以致最后让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的苏秦、张仪、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代表的暴力权谋文化成为统治者依仗实行的帝王术，法家的法术势成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方法。这就是此后至今，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逐鹿中原，骑马打天下，建立“武功”所依靠的统治思想。
然而以法家严刑峻法治国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后，汉初统治者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道家儒家先后为王朝统治者采用作为治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战乱后新兴的王朝为积蓄国力，多有采用道家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汉初有黄老之学治国的“文景之治”；唐初有“贞观之治”，大唐李氏，自称道祖李耳后代，道教立为国教，唐初治国措施中除了儒法外也包含道家。《道德经》中“治大国如烹小鲜”常被帝王们奉为治国名言。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皇权专制文化的“文治”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实际上，皇权统治者实行的是“儒表法里”的统治术。皇权专制的法统是采用“法家”权谋思想，而道统主要是“儒家”。毛泽东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自认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是中国两千年来统治的元规则（潜规则），当代学者吴思先生，提出《潜规则》、《血酬定律》，中国历史至今的元定律就是血酬定理，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定律。（注1）。儒家道德教化治国成为统治者囚笼人心、维护专制的意识形态。
佛教则源产自印度，脱胎自印度教，发扬光大于中国。自佛教传入以前，中国虽已经有儒道互补，
士大夫入仕居庙堂之上则儒，出世处江湖之远则道，但儒家、道家尚未发育成完全宗教形态，宗教信仰只有模糊的上天（上帝）崇拜和各种民间迷信。自佛教传入后，对中国原有精神和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促使道家借资佛教形式，整合中国本土民间迷信，创立了所谓的“道教”。近现代以来，道教已经式微。儒家文化虽在亚洲还有较大的市场，但儒家理论赖以生存成形和维持的社会根基已变不复，当代人至多接受儒家部分伦理道德观，其本体论、知识论、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等都已经基本上被抛弃了。所以，从根本上还能够对当代心灵有所影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还够得上与基督教相争的，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里，也就佛教一家了。甚至欧美文化圈进入后基督教时代以后，自身人本主义的精神哲学在现代性危机中又宣告破产，后现代解构思潮下许多西方知识界人士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使佛教成为“新纪元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佛教对身处繁杂压力与喧嚣浮燥中的当代人，仍然显得相当有“吸引力”。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钳制下，浑浊者犬儒，清高者则躲在佛教与世无争的清凉世界中不出来。奉行新威权主义的新主政者在共产意识形态破产失去影响后，为稳定统治，囚笼人心，推崇传统文化，也有意识大力扶持推崇佛教、儒学等为“国学”以作为“中国梦”的文化战略。
两千年来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其精神内核从古至今惊人一致地统一在“儒表法里、释道互补、阴阳墨家为辅”的格局中。无论儒释道等如何兴盛的时候，都是被整合在一元社会里的，没有任何元素能超越于权力专制的威严之上，全都要服从它的支配，因而，在中国，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乘虚而入的佛教，都从来不曾有一个超越并能制约世俗权势之上的“神圣国”，并不存在那引向永恒的超越之光，中国社会也从未建立起欧洲那样的政教二元制衡的结构。
然而，在远早于他们400年，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王看来“日光之下”无论是人的道德、生命、智慧、知识还是国族强盛、物质享乐、权势显赫、富贵荣华、名声荣耀若无日光之上神的恩典就尽都是“虚空的虚空”，他在《传道书》开篇就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传1:2-4)
每当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唐代诗人陈子昂那首千古苍凉感叹著名的古体诗。
《登幽州台歌》
作者：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二、儒家道德和政治的虚假
儒家两千年的道德教化的虚假和失败，是因为其不认识启示性的有位格的独一上帝，也就是不认识真理本体，儒家核心“教义”如下：
其一，儒家思想的宇宙观是敬天求道思想，人的最高追求是天人合一，孔子开创了易学，儒家尊“易经”为五经之首，易经表述的是一个按阴阳五行之理不停运转，从而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从圣经来看，这是一种有机性的自然主义。《传道书》中早已指出了这种自然主义的循环往复的天道观的空虚性：“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传1:5-8)。儒家虽然敬天，但因不认识天即上帝，而非物理性自然性的天，结果儒家的天命观实际成了宿命论，成了让人安于天命、甘心为奴的麻醉剂。
其二，儒家 “敬鬼神而远之” (注2),可以说没有神论，只有哲学性的形而上形而下混合的天道观，所以儒家的人观是自然主义下的人本主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注3）南怀瑾解为“天命之谓性”，自然之道，就是见道。“率性之谓道”，就是修道。“修道之谓教”是行道。。。不是学佛的那个道，也不是道家修长生不老之道；这个道——天人之际，人同天两个不相隔离的，人同鬼神也不相隔离的；以人为中心、人道为中心，如何去明道而起行的道，这就是“修道之谓教”。”（注4 ）正是在这种以人本为出发的思想中，孔子率先提出了“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注5）。性善论是说：人人可以成圣，达成完美人格；成圣的途径是靠自己修身养性，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人生理想则是内圣外王。这一条是最似是而非，恰好是中国人一直处在黑暗中自欺欺人的根本原因。传道者明言人性的恶，世人都一样人心中充满了恶，“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传9:2-3) 所罗门看清人靠自己行义的虚空。“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5-16)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传8:14)。
儒家虽也有荀子“性恶论”之说，但一直不是主流，也与整个儒家体系不融；但儒家又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成圣之说也表明儒家承认人性恶的一面，但又把它归因于社会，归因于环境，归因于后天，并认为是可以靠成圣功夫改变以达圆满的。它的理论，明显不合乎古今中外人性恶的事实。它的实践，就是整个中国历史到如今，儒家人士并带动全社会整体性的虚伪，从上到下以谎言治国，以谎言谋生。儒家虽然讲良知，但因不认识人的良心已因背逆上帝而根本上被污损了，在根本上是不可靠的，这一切都成了儒家自欺欺人的工具。圣经否定了有罪性的人可以靠着行义而救自己的可能。人若不认识神圣的本源，不依靠圣洁的神，靠自己内圣只是虚空而已，人本主义的道德自救注定走入虚假。
其三，儒家对于天道的敬仰尊崇，虽然很伟大，但充其量毕竟也只是最优秀的罪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很不完全的回应，其中充满了诸多的臆测，以及为利害而迎合统治者，结果同样似是而非的构建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成为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性善论的最大恶果在于他导致了人治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决定性位置。整个儒家，包括今天所有新儒家，因对天即上帝认识不到的结果，所以儒家本质上是今生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世俗主义的。这决定了，儒家不可能有真正的超越精神，儒家只有愚忠愚孝，而不可能有真正为真理殉道的内在力量；儒家也没有以天国和彼岸力量，超越今世黑暗权势的真正能量！因为对人被上帝所造生而平等完全没有认识，对人是按着上帝形像样式的尊贵本质没有认识，所以儒家虽然也讲仁者爱人，但在整体上几乎就是空话；也讲人乃天地之心，但根本不可能发展出对生命的尊重，反而产生一面讲仁义道德，背后大搞残酷斗争、弱肉强食，导致中国普遍性的盛产“伪君子、真流氓”。这样一个体系里，哪有人权半点尊严和位置？哪有对生命无价的真正尊重？
整体来说，儒家学说，与几千年来的历史和人们的真实状况不符合，其理想与实行这种道理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背反。从圣经来看儒家本质是一种试图对真道做出回应却非真理的体系。
三、道家生命的虚妄
如果说两千年治乱循环、朝代暴力更替，突显以儒治世无法长治久安，无能应对国家危亡的局面，儒家道德教化治国无能力解决人的罪性问题；那么从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寻访仙山仙人，以求得长生不老之药遭遇一去不返的历史骗局，（注6）可以说预示了以后两千年道家和道教追求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目标和努力的虚妄失败。
道家与道教并不是一回事，道家思想是哲学学派，道教是东汉晚期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信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凭着他一本五千言的传世之作《道德经》，确立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非凡崇高的地位。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们也大都认为《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和哲学是中国文化中最接近圣经真理的思想哲学，远志明牧师著有《老子与圣经》一书对老子之道和圣经作了对比研究，对拉近中国文化人对基督信仰的认同亲近起了很大影响。我也曾在初信时深受影响。
老子之道是个创生万物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注7）。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注8），“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之名曰大。(注9)，所以道家的道它是在有和无之先的自在存有的本体，万有本源，它可以从无创生出有。道家的道是非常强调生命性的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注10），道家看万物的生命都是阴阳两股力量的作用，人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矿物也好，天地间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阴阳两股力量，这阴阳两股力量，道家所说的阴阳二气互相冲突交和，“冲气以为和”而成为均匀和谐状态，阴阳调和就是道家道教修道长生的方法总纲。道家对道的本体认识上，比儒家强，但也只能糊模的看到“恍兮惚兮”。《道德经》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这形而上的万有本源，也就是最高终极智慧的本源---“道”本体具有不可认知的无限性和奥秘性。老子之道从本体论来说是一种东方自然哲学的本体之道。
道教则是由“上古种种原始信仰的演化会集，变老庄为神灵，袭取了儒家的伦理和佛教的义理，又把本土的，由印度、西域，经佛教而来的种种神灵，组织转化，所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信仰系统…，是中国老百姓属世、功利、人本、乐生……等性格的集合与反映。”(注11）。道教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长生久视和成仙。为要成仙就要通神，要靠神仙方术，或者说，人为了长生和成仙就得寻求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和一种超自然的知识，这叫做通神，这里的神是灵的意思，不是指基督教的三一真神，而是有能力的邪灵。道教把老子原以‘道德’为核心概念的自然哲学神化了，成为一种把黄老道家与泛灵的鬼神崇拜、神仙思想、阴阳术数、巫术混杂的偶像崇拜。
自东汉末年，张道陵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创立天师道（五斗米教）以来，道教派别众多，但以符菉、丹鼎影响最大。王朝腐败溃烂之时，道教符菉流派常成为乱世中民间反抗朝廷的组织力量，汉末张角创立了太平道（符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组织民众举行反抗东汉王朝的黄巾军起义。从此道教成为中国民间巫术迷信和江湖文化混杂的精神温床。而历代帝王也常以道士为国师，唐朝袁天罡与李淳风、宋代苗光义、明朝刘伯温等都被开国帝王待以国师之礼。成吉思汗晚年也不远万里请长春子丘处机前去讲道。丹鼎派以养生、医药、炼丹（分内丹外丹）、服食、辟谷等方式成为渴望长生不死的帝王们的养生顾问。沦为道教炼丹术试验者中毒而亡的皇帝们，一再悲剧证明以道养生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荒谬虚幻，再怎样性命双修也无法打破人生死规律界限。《传道书》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12:5-8)。人妄图用药物或自然物质的方法突破自然的规则以求肉体的永生注定失败。“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3:19-20)
道家对道的本体的认识，最好的也只能雾里看花。道家的默想中间的那个‘道’没有办法与神的启示相比。任何人若不经过上帝自己开的门耶稣基督，“我就是羊的门”（约翰福音10:7））断不能恢复与上帝的交通，只能“绝天地通”。（注12）所以，不客气地说，道家有很可贵的求道精神，无论老子、庄子，都有对上帝普启示的一些重要回应。但道教则是道家的坠落，没有给道家增添任何有价值的成分。道家有中国文化的某些精华成分，但道教则是中国民间宗教迷信和江湖文化混杂的大染缸。这从《水浒传》、《封神榜》在中国民间的喜闻乐见、广泛影响可见一班。
四、佛教智慧的虚空
佛教让人皓首穷经，青灯黄卷，打坐修禅，以佛修心最高境界是“寂灭涅盘”，成佛的真义却是在耗尽无数人才、心智、资源，以极大的慈悲心和精进力，渡人渡己，所追求的最终理想不过是彻底否定一切，跳出一切后的彻底虚无。佛祖释迦牟尼，身为王子，却看到“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进而感悟“四大皆空”，很了不起。佛教看透世界“一切虚空”，人生“一切皆苦”的本质。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看透了“存在就是虚无”、“他人就是地狱”。这分别是中西思维最精细的智者，对背离上帝之后的人性与世界的实质最深刻的体悟！ 因而，两者都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甚至征服了许多有第一流心智的人物，实在有其因由。
“佛”（Buddha）的梵文原意只是“明白了”、“觉悟了”、“知道了”。佛，就是智慧觉悟了的人。这个“梵”字在当时任何人都可自由使用。但后期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开始把佛吹得神乎其神，神化佛祖，完全不想是否与佛祖所悟的相矛盾。真正的成“佛”是指“涅盘”，“涅盘”是指“寂灭”。“‘涅槃’(Nirvana)一词最早不来自佛教，却在古印度的奥义书，指‘吹熄’，如灯火燃尽，以此描述修行者业泉烧尽而人灭。”（注13）“涅盘”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人说清楚过。佛祖释迦牟尼生前最后强调“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历代禅师强调“一说就是错”。佛教所有修行，都是围绕着如何“寂灭”，如何脱离各种意念。沿着佛教的逻辑追问下去，最终一切实际都没有意义。成佛的智慧开悟不过是尽归虚空。一生求智慧的所罗门王早就说“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传6:8-9)
佛教基本教义最核心的是“四谛”：苦谛（诸受是苦）；集谛（诸行无常，四大皆空，因果报应，苦自业生）；灭谛（涅盘境界为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究竟的真理）；道谛（证得涅盘的修道，有三十七道品）。“集”是因，“苦”是果，是迷执世界的因果；“道”是因，“灭”是果，是悟得出离三界的因果。“四谛”是佛教所谓生死解脱之唯一方法。应该说，佛教看到人生在欲望捆绑中（无明），必然痛苦的命运，很类似基督教启示的人皆在罪中，必然愁苦虚空。所不同是，佛教并没有抓住要害（罪与坠落，救赎），而是把人生一切、万有一切，都笼统含混地一块否定。正如章力生所说，“佛教所说的苦谛，固为千真万确的事；可惜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见人类病态之浮表，而未找到病症的根源；故其救法，只是扬汤止沸，而未能釜底抽薪。”（注14）
佛教诊断既不够准确，药方更是含糊铲除一切，所以真信佛教人就不能享有正常生活，人类也无法繁衍延续。即使彻底按佛教所言修行“成佛”，也不过是归于“寂灭”而已！岂是一个个鲜活生命所应追寻？而圣经中《传道书》，薄薄一卷，把背离了上帝的人在罪恶中一切的虚空、痛苦，无论是原因、后果、出路，都写得比三千大藏经更通透。并言明了人靠本身的修行、智慧追求注定是虚空。“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1:16-18)。“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传2:16)。《传道书》早已指出人的智慧有限，不能参透创造宇宙的本体上帝，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作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3:11)。
空无观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佛教强调万有都是因缘幻化而生，要通过修行觉悟并去掉一切“妄念”。
是绝对的唯心主义，实际上只是无神论的心理自律。佛教本质上属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而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是一切真、善、美、圣、爱、义、生命、自由、价值、道德相敌对。只有绝对真理（上帝）的存在并掌管一切，一切真、善、美、圣、爱、义、生命、自由、道德才有终极根据。相对主义者，根本上只能与进化论、弱肉强食论、法西斯主义、黑社会相通。基于相对主义的任何道德要求都是没有道理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杀人的罪案就能消除？没有为罪付代价的义者，犯下的罪孽就能一笔勾销？没有绝对真理，何来普遍正义？佛教妄图靠无神唯心的自我修行来从罪的捆绑中寻求超脱是此路不通的。佛教教人行善，是相当外表化的，所以很多贪官、恶人，可以一边很虔诚的拜佛，一边继续作恶不止。佛教讲“真谛”，但近两千年了，并不能帮助中国人克服虚伪和谎言，反而因为佛教变本加厉。专制者更加专制，奴性者更加奴性，宿命者更加宿命，麻木者更加麻木，明哲保身者更会明哲保身。从麻醉人、欺骗人远离真理、背离真神的角度说，并从中国历史等实际印证，足以证明，佛教绝对“表善实恶”、“小善大恶”、“似是而非”，绝对是阻碍社会实现文明、进步、公义的最具有欺骗性的力量集团。
目前全世界广义的佛教徒大概三亿多人。这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进香火拜佛，只为求名求利求子求财求权求平安的人。实际上他们大都什么都拜，包括看卦、算命、给死人烧钱、财神什么的，只要能满足自己的私欲。按照佛教基本教义，他们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人。实际上却很少被佛教法师们告知说，你们根本不是在拜佛，也根本不是佛教徒。佛教法师们乐于承认他们是佛教信众：一来可以大收香火钱；二来佛教认为这也是救渡众生的方便法门；三来如果没有这些，那佛教整体就太可怜了，甚至根本无法立足了。从真实历史的实证看，佛教给社会、给人类，总体作用是极其负面的。从佛教兴起后的印度、中国、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西藏等地的实际历史，因果如何、表现如何？究竟佛教带来什么？有几人真的认为生长于斯是真正的幸福？与今日社会所必须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科学等，有何关涉？佛教的“空苦哲学，实足使人类漠视其社会责任，从而趋于悲观与厌世。一般佛徒，虽设词巧辩，否认悲观，大言救世。但事实胜于雄辩，证诸一般佛教国家人民精神之颓丧，社会文化之落后，即可见其流毒之深重。此则我国儒家学者韩愈，早经痛加词辟。略谓佛教来华以后乱亡相继，祀佛求福，乃反得祸！（见韩愈《谏迎佛骨表》）”（注15）
综上所述，佛教是表面有点小用，实际真正的作用，是反真理、反公义、反人性、反现代普世文明，罪责难逃。佛理似乎透彻，实则虚妄。费却无数大好心智财力，换得蒙昧无知，让人无法认识和正确承担自己的责任。
五、儒释道虚空的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三教道统地位全面遭到批判和动摇。文化道统危机暴露出中国三教合流的传统文化的根本危机和问题：儒家有道理却无识真理，道家求生命却无有永生，佛教求智慧却无救赎道路。表面上道教、佛教以出世为主，儒家则以入世为主。实际儒家、道教、佛教，都是人本，人本宗教领受的，都不是永恒的启示者直接的启示，而是对启示者借自然万有赐下的人人可得的普遍启示的回应，其中也包含理性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巫术迷信的成分。要超越儒释道人本哲学宗教的虚空，唯有靠上帝特殊的启示基督耶稣，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耶稣基督就是儒释道不能给中国文化提供的真理、生命和道路。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西方近现代理性人本主义来批判传统中国的人本哲学和宗教，高举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以“反封建”为旗帜要彻底打破传统三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结构，试图寻找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主要受启蒙运动后的欧陆膨胀的人本科学理性主义影响，在寻求挽救国家衰亡时把进化论和共产马列主义学说当作先进的思想理论接受。同时在反帝爱国主义旗号下，在苏联共产党的暗中操控下，又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五四那一代人通过科学民主思潮对基督教采取拒绝的态度，通过马列的思想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在五四运动后，国民党右翼分子及共产党发动了非宗教和非基督教运动，基本上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延伸所带来的影响。”(注16）。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把宗教从他们的头脑和生活里驱赶出去。影响后面几代中国人承受这一文化决定带来的苦果。
中共建政60年来，无神论的马列共产以极权统治确实几乎在形式上摧毁了中国儒释道文化道统，文革中也把中国基督教在公开形态上消灭，却没有建立起中华文明新的道统。1949年以后，中国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文学等层面，几乎不但没有任何可以贡献于人类，在国际水平上上得了台面，甚至连二三十年代的，都远远不如。把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异端反叛的马列共产思想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导一切的统治思想，前三十年文化大革命大革了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命的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思想，是唯物无神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和法家权谋专制主义的结合，把中国带入了历史上空前的极权专制。而后三十年无神论放纵唯物拜金主义狂潮又把中国社会带入历史上空前的腐败和道德堕落。中国文化走到今天，精华尽损，而糟粕则变本加厉，甚至让厚黑、残忍、权谋、专制、奴性、潜规则、登龙术、流氓性、痞子性等劣根性登峰造极，儒释道法等，岂能没有责任？然而《传道书》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传道书3:3）。
中共新一代执政者如今又大谈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国学热，力捧佛教，高唱“中国梦”。虽然实质不过是共产意识形态破产，对社会失去话语影响力后，利用传统文化压制抗衡日益在中国广传深化的基督福音的影响。却反而说明基督信仰才是真正给中华文化带来更新盼望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上帝的拆毁、降卑、击打之中，是为要使中国人在谦卑中得着真正的复兴。中国人从内在的信仰、道德，到外在的制度、法律、习俗，都需要重建。在文化上我们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在我们历史上，也并没有一个值得当代人向往的应该被恢复的图景。当中国人谦卑下来并靠着上帝医治的大能，消除了历史传统上各种毒素的影响，那么，中国文化也有相当的资源，可以重新焕发生机。中国文化之能延续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诸子百家，对上帝之“道”在诸多层面的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有相当良好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儒释道诸家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也只停留在较轻浅而笼统含糊的地界，远不能救自己、救他人从根本脱离罪与黑暗权势，在真道中获得自由、释放、医治、超越、救赎。“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12:13-14)如今基督耶稣要得着中国，只有直接靠着真理、生命、恩典的本体、启示的本体去识道、得道、行道。中国文化才能获得真正重生，焕发生机，超越虚空，重建起中华文明道统。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
注1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注2语出《论语-雍也》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注3语出《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注4 南怀瑾 《中庸讲记》01讲记http://www.quanxue.cn/ct_nanhuaijin/ZhongYong/ZhongYong01.html
注5语出《周易 系辞上》
注6《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记载：“齐人徐 (音fu，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 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注7《道德经》42：1-4
注8《道德经》40
注9《道德经》25：1-4
注10《道德经》42：4-5
注11摘自陈耀南教授《中华三教与基督福音》
注12《国语.楚语下》：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
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注13梁燕城《我的神秘经验·涅槃非终极，仁心担苦难》
注14章力生《系统神学·（卷壹）圣道论》
注15章力生《系统神学·（卷壹）圣道论》
注16赵天恩 庄婉芳作《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附录一《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