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慈信 归正天下


　谈到「反理性主义」，华人信徒可能有两种极之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知识叫人高大」，因此反知是基督徒生活真义的一部份，反知的生活、思维方式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另外有人会觉得，踏进二十一世纪，讨论反知已是过时；大部份青年信徒已记不起华人教会反知传统是怎样一回事了。不过，无论我们对反理性主义的看法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华人教会自西教士来华以降，一直流行着一种反理性、反神学（反教义）及反文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断地影响着传道人及信徒的生活与事奉。


「反理性主义」的定义


　究竟华人教会内的「反理性主义」是指甚么？首先，它不是指对高等教育的漠视。一般华人父母极之着重孩子的教育，至一种「崇拜教育」的地步；基督徒父母绝不例外。不过，把儿女送进大学、研究院的基督徒（很多自己也是所谓「知识分子」），一来到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事工，则变得彻底地反理性。


　其次，「反理性主义」也不是指凡事不经大脑行事。事实上，教会历史中「反理性」、「神秘主义」的神学大师都是非常聪明，有思想的人，他们发展出一套一套有条理的神学系统，西方神学家、华人神学家皆如是。


　第三方面，很多华人教会领袖惯用科技方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遇见困难，都会分析问题的定义，及最佳解决方案（optimal solution）等。在策划教会或福音事工时，都常用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的流程；但是在某些时刻，又会转向心灵中的反理性思维方式。甚么时候用科技分析？甚么时候用计划与检讨？甚么时候在心灵中反理性？很多时候连当事人也不清楚，别人从旁观察、猜测，更不用说了！


　第四方面，运用情感、流露情感本身也不一定是反理性主义。基督徒──尤其是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神学家──认为，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主要是光照理性认识真理，克服意志降服在神面前，然后感情跟着理性及意志向神作出爱的回应。今天成千上万的破碎心灵极需要神的话语，及神的灵的工作；不过，用反理性的方法，抑或用更全面性、更合乎《圣经》的方法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则是问题之症结。


　那么，究竟华人基督教的反理性主义是指甚么？它如何表达出来？


　首先，在神学上的「人论」方面，反理性主义者会压抑理性，抬高「灵」或「直觉」。「理性」是不好的，「灵」才是好的。华人教会某些圈子内流行着一种三元论：人乃由灵、魂、体三方面组成。魂是甚么？乃是思想、情感和意志。与神交通不应用「属魂」的方法，应循「属灵」的道路，不靠理性，不用情感，只用直觉，人的灵与神的灵密切相交。


　其次，在海外，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圈子内，也流行着一种「直觉主义」。根据这种说法，理性乃亚当原罪之内容。人犯罪堕落，是因为人用了理性。人得救的意义，就是要从理性释放出来。认识神的正确途径，乃借着信心和直觉。这种「直接叩耶稣的门」的直觉式属灵神学，拒绝参考二千年来教会流下的宝贵传统与智慧。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信主与成长的过程都受这种「直觉主义」影响。


　第一种与第二种的「直觉式属灵神学」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难怪第一类的反知信徒与教会，有可能欢迎第二类的反知教导。


　第三方面，信徒读经、查经时往往注重分享自己的领受和心得，忽略严谨地查考经文的上下文、主要教训及要点之间的关系；不作严谨的研读而马上跳到实际生活上的应用。有些牧师的讲章结构，与该主日读的经文之结构也毫无关系，讲道不是解经，而是围绕着已定的专题自由发挥（因此某些讲道课程的教导是：先订题目，后选经文）。


　第四方面，在神学院教育方面，有时候院方标榜知识、灵命及事奉三方面平衡发展，其实，在某些院校中，个人灵修取代了严谨的《圣经》研究及教义研究；又在某些院校中，时间多花在探讨「受众分析」，当代敬拜方法的学习、人际关系、教会增长，及周末、假期的实习，脚踏实地的研经、释经，及教义神学根本无法系统地进行。


反理性传统的历史根据


　正如反理性传统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他们的历史根据也不都一样。


　第一，华人教会是欧美教会复兴的果子。有些复兴运动的神学，在有意无意间贬低理性在重生与成圣中的地位。不过，复兴运动不都带来反理性主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十七世纪英国（United Kingdom）的清教徒运动均清楚地指出，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重生、成圣），包括光照理性，教导真理，在人心中为真理作见证，使人抓着《圣经》的应许，尤其是得救的确据等。可惜华人教会不是宗教改革与清教徒直接所结的果子；她是十八、十九世纪复兴的果子。近年来，宗教改革与清教徒运动的神学，再次被神学界重视，使有心人士得着鼓励。


　第二，反理性主义来自以祈克果（Kierkegaard）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有时直接地，有时间接地〔透过卡尔．巴特（Karl Barth）等的新正统神学〕影响了当今华人基督教思想界的一些精英人士。普世的青年在寻找真实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在这潮流里，不少华人青年转向祈克果、尼采（Nietzsche）等的存在哲学，也有不少人追随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宗教哲学。一部份后来信了主，并致力于文化界之福音事工。可惜有些人的传统「文人」情意结根深蒂固，他们的基督教思想没有彻底被神的话光照、批判、重整，他们的存在主义与儒释道哲学，仍构成他们的方法论及思想的一部份。他们的思想多以传统中国文化为本位，较难突破文化超越感而迈向多元文化、全球性的宣教神学意识。因此，在一些华人基督徒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信主前或信主后，都带有存在主义及儒释道的成分。


　第三，十九世纪复兴运动带来学生宣教运动，「圣经学校／学院」应运而生。宣教领袖认为传统神学院过分注重学术及宗教仪式，不能给传道人带来生命的震撼（impact）。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普世宣教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our generation）。最早创立的圣经学院包括今天的慕迪圣经学院、天道学院〔多伦多（Toronto）〕、白奥拉大学〔洛杉矶（Los Angeles）〕及宣道会神学院〔纽约（New York）〕。随着宣教运动及世界历史的变动，海外（包括中国）教会的成长，圣经学院也演变，有的成为四年制的文理大学，有的加上研究院（两年硕士制），最后成立神学院（三年制道学硕士），与十九世纪的神学院，至少在入学资格及程度上相同。


　华人神学教育的演变在时间上是迟了一代。民初、五四、南京政府及抗战时期，中国神学教育以圣经学校为主，传统主流宗派神学院未为教会培养出大量的传道人。圣经学校的学制有的（称「圣经科」）招收初中学生，有的（称「神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课程注重祷告、读经、背经，及个人布道与讲道的操练。这样的训练，长处是训练传道人刻苦耐劳，过有纪律、圣洁的生活，至死忠心于传道使命。弱点是：在西方语言、人文学科、系统教义或神学思维上，未能提供足够训练。华人传道在一九四九后多在台、港、东南亚各地接受这类的训练。若要进一步适应现代（甚至当今的后现代）人类的需要，不少传道人在圣经学院毕业及传道若干年后，到西方（或留在亚洲）再修读两年制的硕士课程，在某方面（如希腊文、宣教学等）接受更深的装备。


　本人无意在此批判「圣经学院」制的传道人训练模式，更无意推荐西方当今的道学硕士、博士等课程为最佳学制！注重学术钻研，而忽略灵命、品格、事奉、团队操练，是一个传道人长期有效性地事奉的致命伤。不过，传统的圣经学院制度的确需要修改（这类训练颇有令学生与世界隔绝，对文化、思想界不闻不问的倾向。）；而近年来水准的提高，海外留学学成回亚洲任教的讲师，学生平均入学年龄的提高等，都是令人注目的现象。不论是硕士制或学士制的神学院，都极需神的恩典与智慧，在二十一世纪为华人教会培养合用的人材！


　第四，反理性意识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教会。当时南北战争（1861~1865）刚结束，社会开始工业化、都市化，神学信仰方面，圣经批判、自由神学、进化理论等从欧洲涌进北美神学院；笃信《圣经》的信徒开始与主流宗派神学院划分界线，信徒深感主来的日子近了，当今急务乃抢救灵魂，彼此激励过圣洁生活，警醒祷告等候主临。对于今世的事务──如慈善事业、社会改革、文化与思想的改造等──都不是首要任务，因这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成为过去。基督徒对做盐做光的使命，大多缄默。传道人担心信徒若对神学、信仰反省、文化参与过分关心的话，会失去纯正信仰；这种忧虑不无它的真理基础！当时的神学垄断，尤其是公理会与长老会，时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结果福音派从文化思想阵线退缩，一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知、反文化、反哲学意识就在这些年间由西教士传到中国。
　
华人信仰思维之再寻
　
　二十一世纪教会对人的知、情、意，都皆合乎《圣经》的整体、平衡的认识。神照祂的形象造人，满有智慧、圣洁与仁义；知、情、意在顺服神、荣耀神、反映神的形象的大前提下，得以正常运作。人犯罪坠落后，知、情、意都完全坠落（这是各种人文主义不能接受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完全再造，满有智慧、圣洁与仁义。因此重生的人应尽心、尽性（理性）、尽意、尽力爱神。在理性与圣灵光照、重生下，能顺服神话语的启示；人能真正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神的话在教会应被系统地、有力地宣讲、教导。


　《圣经》信仰既不受世俗人文思想要挟，也不与社会、文化、及一切人类所关怀的范围隔绝。愿当代华人信徒勤读《圣经》，建立强而有力的信仰体系，进而批判世俗思想、文化、价值，建立影响当代社会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