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澎湃新闻：我们现在关注传教士，集中在两个时段，一个是明末清初，徐光启、利玛窦这些人，另一个就是清末民初。老师您怎么看这两个时段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两个不同时段的传教有什么不同？



李天纲：明末清初，基督教（新教）还没传入中国，当时刚刚分裂，立足未稳，所以先来中国传教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以耶稣会为主，到了清初又来了其他的修会，比如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都是天主教会内部的教士团体。以前的欧洲教会，都没有离开过欧洲。到中国、日本、印度之后，开始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传教，他们把这个叫做“远方传教”。完全不同的传教环境，这是很大的挑战，于是就出现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文化局面，这是后话。



然而，清末民初的中西学术情况，基本上要用基督教来概括了，因为这个时期天主教在文化学术上不那么活跃。天主教从明末开始是一脉相承的，一直传下来的，虽有清中叶的“禁教”事件，但教会并没有被打散。为什么天主教的文化传播工作停滞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放弃了跟中国儒家、士大夫以及宫廷的合作。



1843年以后，上海徐家汇的情况除外，其他回到中国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神父们基本上都在农村、乡镇的天主教区活动。不像从英国、美国、德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比较注重现代的传播手段，在大城市里面办学校、开医院，搞报社、出版社，利用现代的技术、科学、医学、教育、文化来传教。钱多，人多，事业大，影响自然就大。牧师比神父活跃，反而是基督教传教士继承了耶稣会士的作风，像林乐知、李提摩太等牧师们的“间接传教”、“学术传教”、“宫廷传教”工作，比天主教神父们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天主教为什么会放弃这样一种的传教方式？



李天纲：满清入关之后，康熙的时候还比较好，耶稣会士继续做艺术、翻译、学术的工作，甚至还作工程技术，建造圆明园。耶稣会士画家给康熙、雍正、乾隆都画过肖像画，他们很喜欢的，这些作品今天在索斯比拍得很贵的。清代初年的时候，耶稣会士在宫廷还非常活跃，北京的电影、电视还经常弄些“西洋人”出来晃晃，就是汤若望、南怀仁、王致诚、郎世宁等。但是有两个原因导致中国人对天主教，以及他们的文化样式，渐渐失去兴趣。



一个是“中国礼仪之争”。中国人是要祭孔、祭祖、祭天的，哪怕是信了天主教，徐光启这些“儒家天主教徒”都还是可以祭中国神位的。到了康熙的时候，罗马梵蒂冈说，这个不行，中国礼仪跟天主教的信仰是冲突的。康熙本来都要信天主了，闻此一说就翻脸了，说：既然你们不愿意跟儒家合作，不守“利玛窦规矩”，那就走吧。1704年，天主教发了一道谕令，罗马方面就把中国礼仪给禁了。康熙的回应，就是驱逐传教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此中断了。



另一方面，欧洲也发生了一个事件。耶稣会士自己不好，过分卷入了宫廷之争，法国专制国王的背后是耶稣会。就像明清皇帝有“经筵讲”师傅一样，路易十四是耶稣会士奶大的，结果欧洲自由派反专制就翻了耶稣会。不只是法国，像葡萄牙、维也纳、普鲁士、波兰、俄罗斯都有耶稣会，他们参与了很多宫廷活动，结果人家反不动教皇、教会和国王，就反耶稣会，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清君侧”。罗马教宗其实爱死了耶稣会，但克莱蒙第十四不得已也只好解散耶稣会。



就这两个事情，1704年康熙把不守“利玛窦规矩”的天主教神父赶走，耶稣会士保留在宫廷。到了1773年，耶稣会被取缔了，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耶稣会士过不来了，中国人又不去，中西文化之间就中断了。清朝中后期，天主教就艰难地维持着几个教区。基督教来了之后，他们主要就在通商口岸地区活动。相反，除了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都在河北、山西、内蒙、满洲等农村地区，对高层的影响力自然不能比。



中西文化交流曾在康熙时因为祭祖等礼仪之争一度中断。



澎湃新闻：他们当初是怎么进入到农村的？



李天纲：很多时候，他们还是通过在北京、上海的达官贵人、儒家士大夫。他们的信教，带动了家族氏族、门生故吏入教。明末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韩霖、王徵、刘宇亮，都在自己家乡开教。还有像叶向高，是内阁首辅，自己在北京没有入教，但把耶稣会士带回福州，让儿子、孙子都入了，家里的房子拿出来做教堂。山西、陕西、四川、河北这些内地省份都是由明代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带回家传教的，我称之为“大族入教”，跟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一些士大夫，在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时候，就已经慢慢深入到农村了。发生了礼仪之争之后，中断的只是在上层的传教，下层的还是依然在。



李天纲：是啊，达官贵人的家族，都是当地的士绅、望族，而且很多都居住在乡镇，是“乡下人”，和后来儒家知识分子都离开了农村很不相同。礼仪之争之后，天主教和儒家的关系断了，既然不能祭孔、祭祖，就很难再参加科举考试，在当地都受到了排斥，社会地位下降了。清代以后，农村开始凋弊，农村里其他阶层的人慢慢地也信教了。大量经济、政治地位比较低的阶层入教，天主教就变成了一个草根式的宗教。



澎湃新闻：那么不同的教众群体，对宗教的诉求以及相应的传教方式有什么不同？



李天纲：很不相同！明代末年的“儒家天主教徒”很多是有学问倾向的，他们求知好学，对西方来的新的知识有很强的兴趣，像翻译，从欧洲文字翻译成中文，从中文翻译成欧洲文字。这种学问兴趣是早期天主教的特征，就是徐光启时代。



比如说，徐光启为什么要入教？他认为：既然欧洲天主教的“上帝”和我们儒教的“上帝”也是兼容的，不相冲突的，而且天主教更有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儒家讲礼仪，天主教也讲礼仪，那么从儒家改信天主教也就只是一念之差了。这也是徐光启讲的“会通”，把西方的也看成自己的，差别不是很大，这就是信仰上的会通，原来的信仰，顺利地转化成新的信仰。



澎湃新闻：下层民众的认识没有那么高，怎么吸引他们呢？



李天纲：他们（下层民众）不从书本上认识天主教的，天主教会就也必须采取一些其他的信仰方式来传教，比如说：多讲一些天堂、地狱的说法，威赫震慑他们。



澎湃新闻：这也是一种教化吧！



李天纲：是啊！讲天堂，讲地狱，底层的老百姓即使不读儒家的书，那也是信佛教、道教，或者民间宗教的，佛教、道教里面也有天堂和地狱，中世纪的天主教讲天堂地狱学说很擅长。我发觉清代中叶以后的天主教，用了很多天堂地狱的学说。早期利玛窦、龙华民是一种理性的信仰，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对“上帝”做探讨。到了清中叶以后，为了迎合老百姓，他们介绍了一些地狱“末世论”，松江地区就流行一本《四末真论》。



所以说，宗教包括“理性”和“信仰”两部分内容。早期的利玛窦偏理性，后来的天主教就偏信仰；儒家偏理性，佛教、道教偏信仰，两者不可偏废。如果没有佛教、道教的“天堂地狱”，天主教的“末世论”也就很难让中国人感兴趣。



澎湃新闻：基督宗教进入普通民众生活，它的生存状况是怎么样的？



李天纲：到了清中叶以后，天主教的儒家色彩已经弱化了，它在下层的发展更民间化、民间宗教化。原来的中国化，是用儒家学说把天主教的神学中国化，后来是用民间信仰把天主教的礼仪、教条、教义也中国化了。



这样的“民间化”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礼仪方式，为什么说清中叶以后天主教都已经深入到下层民众中了呢？比如说规定要禁止“中国礼仪”，不能祭祖、祭孔，儒家士大夫只能退出。但是，民间的天主教就不管，人死以后做道场，天主教肯定不让你去道教、佛教的道场里去做法事，但在教堂里面，他们允许做变相的道场。江南的教会，到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都要给死者做祭祀的，不说是“做七”，说是做“通功”（communication），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要归天，归到天主那边去，跟天主交融在一起，就叫“通功”，这个礼仪在民国初年，以至今天都是保存的。



比如，马相伯1939年去世的时候，天主教上海教区，给这位百岁老人做通功。给死人做祭祀，让他的灵魂归天，结合了江南“做七”、做道场的方法，到今天为止，天主教堂里面是过清明节的，这就是“本土化”。随便说一句，1939年以后，罗马对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已经撤销了，中国天主教可以祭祖了，但基督教还不愿意参加中国祭祀。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1939年去世的时候，天主教上海教区，曾给这位百岁老人做通功。



澎湃新闻：天主教的清明节怎么过？



李天纲：天主教的清明节，就是设一个祭坛，给一年当中死去的亡灵做超度。上海教区去年金主教去世，今年范主教去世，都是 97岁了。他们先后去世后，教徒把他们的相片放在一起做祷告，说是通功，其实跟“做七”、“庙祭”、“墓祭”的意思也差不多，都放在清明节做。



所有宗教，对尊奉亡灵，儒家讲“复礼”，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做法事，都处理亡灵，成功地招回来，再好好地送走，让他满意。天主教的意味虽然不同，基本概念差不多。



澎湃新闻：这是一种本土化的表现。那么，传教的“本土化”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怎么形成的？

李天纲：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并不是事先计算好的。利玛窦等人到了内地，撞到了中国文化这面墙，很快就意识到必须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传教。当时是个现实，不承认中国文化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传教。后来他们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欣赏、理解，甚至崇拜。你看像“礼仪之邦”、“历史悠久”、“人文主义”等等中国文化特征，都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开始提出了。同时，像徐光启这样的高层人士帮他传教，他和利玛窦之间是相互接纳，你接受我儒教，我接受你天主教。



耶稣会的本土化是一个在不自觉中开辟出来的传教方法，后来被追认为 “本土化”，开始只是找到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地方因素来帮助传播，所以说是不自觉的。我们今天讲“宗教对话”、“文化交流”，这是自觉提倡的。但是当时世界上没有这些理论，传教就是传教，就是改宗，让他们来相信我们，是让异教徒改投到我们这边来。



但是耶稣会和利玛窦发现这种方法根本不能在中国传教，首先是进不来，即使来了也没人理睬。他看到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的整体，很强大，他发现中国文化在数学、天文学和神学之外，很多方面还要高于欧洲，他们能够传播的不过就是天主教的信仰。中国文化很重要，又很不错，就必须要跟它合作，所以利玛窦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行为。因为如此，他的“本土化”不包括儒家之外的学说，他搞了一个“补儒易佛”，对佛教、道教是排斥的，



回答你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自觉的本土化？我觉得分界线是在1900年以后，大家对义和团叛乱后的反省。说义和团“反帝爱国”，那是“民族主义”理论，不是我的解释。当时的拳民，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那时候，发明这个概念的列宁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呢，后来召集中共一大的陈独秀等人，都曾激烈地谴责义和拳。



所以，拳民们的重点是“反教”。“反教”就连带着中国人、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洋教”的，沾亲带故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都要杀，杀了好几万！他们的“反教”，愚昧落后，给清朝和中国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义和拳被镇压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老一辈的维新、革命家如梁启超、章太炎，新一批的“五四”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都意识到外来文化、外来宗教本身并不是祸害，处理不好，才是灾难。就是再往下在1930年代出现的“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也不是公开赞美义和团，公然抵制基督宗教。



反过来，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徒活动家、教会领袖们却在反省，他们意识到基督宗教要在中国生存，一定要本土化。各个教会都在反省，为什么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传给中国人，中国人却拒斥我们，还要屠杀我们？反省的结论当突然就是“本土化”，此后的“本土化”就变成了比较自觉的事情。这方面，基督教仍然比天主教积极主动，做得更好。



中国基督教会讲“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是1900年前后提出来的，早就开始酝酿了，不是1950年代以后才做的。1900年碰到了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国基督宗教界的反省是正确的，1910年代以后兴起的YMCA运动、基督教协进会运动、中华基督教运动、公教进行会运动等，都有自觉的“本土化”意识在其中。



澎湃新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除了用中国籍的传教士来传教之外，还有其他方面体现么？是不是也存在一个转变立场的问题？



李天纲：当然是有的，传教士来中国，不是为了西方教会工作。或者说，不是为了在中国扩大西方的教会，而是要服务中国的社会、中国人。清末士大夫中间有一句骂教会的话，叫做“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种话很刻薄，但也反映一个状态。“洋教”状态下，做基督徒和做中国人是对立的。1900年以后，大家立志改变这个状况，做中国人和做基督徒，使得双重身份，双重认同，相互间有一种融通。



我们知道，更早的时候已经有那么一批传教士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比如，洋务运动中的林乐知、傅兰雅，维新变法时的李提摩太、丁韪良，这些人主要不在教会工作，反而参与社会工作，翻译、出版、办报，有机会还教导光绪皇帝。他们在教会内部受到了批评，说我们到中国来是传教传福音的，你们在教外做社会事业干什么？浪费资源！批评的人，叫做“福音派”，强调要传福音，传上帝的声音，要救中国人的灵魂。另外一批人说，福音固然是要传，但社会也很重要，中国社会这么乱，教会怎么可能安放好？我们帮助把社会弄好了，教会的地位也自然提高了。其实，他们更强调社会，所以他们被称为“社会福音派”、“自由派”、“开明派”。



这些思潮在1900年以前就有了，他们在上海等地和中国人一起办医院、学校、报社、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比如说上海的仁济医院是基督教办的，瑞金（广慈）医院是天主教办的，是中国现代社会事业的开端。瑞金和仁济，一直用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顶级医院。



他们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比如说1877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传教大会的时候，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介绍他们办的医院、学校、报纸，正在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这时，另一个传教士叫戴德森就跳了起来，他创办了内地会，传教效果非常好，皈依了成千上万的内地、边疆、山区的下层民众，所以理直气壮。他说我们到中国来，就是来传教的，来传上帝的福音，要拯救他们的灵魂，中国人不信上帝，光是治疗他们的身体，灵魂也是不能得到拯救的。



但是，你看往后的效果，基督教对中国本土社会还有影响，起着作用，最后在那么多的政治灾难中还能艰难度过，不还是靠着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派的“文化基督徒”吗？清朝、民国、共和国等政权都持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对外来的基督宗教并无热情。基督宗教为什么还能存在，主要还要因为他们在中国人的社会改造过程中起了作用，推动了社会事业的进步。他们创办的医院、学校、出版社、报社，是哲学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建设。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





近代中国从“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到“文、史、哲、经、法”等现代学科，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震旦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还有北京的燕京大学等等，都是中国最早、最好的大学。1949年以前办学实力最强的国立大学——交通（南洋）大学，也是一位传教士福开森帮助弄起来的。上海基督徒办的“亚洲文会”、上海耶稣会办的徐家汇-土山湾基地，也都是中国现代社会的重大成就，我们复旦大学就是从徐家汇，由一位前耶稣会士马相伯创办出来的。



还有一种“本土化”，可以顺便提一下，你看圣约翰（今天华东政法大学）、金陵女大（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燕京（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建筑都是中国宫殿的“大屋顶”，完全是中国化。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最早用这种风格去体现“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后来用得最好的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回美国募集到巨款，他建造的燕园完全中国化了。北京大学进来以后，几十年里反而造了很多难堪的驳杂建筑，失掉了中国风格。





(原标题：访谈 李天纲：教会也过清明——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等。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转自网易新闻，2014-10-04 。



http://news.163.com/14/1004/10/A7N4LSCK00014SE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