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胜利后讲话，蒋介石以浓郁浙江口音地宣告：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可以说有一种把民国扯进基督教世界，把抗战基督教化的目的吧。

抗日战争的基督教性，我想到的几个理由:

第一，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战争本来就是古典时代的必然性命运，而基督的诞生重新审视的战争的必需性，并且克服了对战争的偶像崇拜，战争是为了和平，并不是征服扩张，在自己国土上战胜日本，是为了与日本和平相处。追求和平是克服对战争偶像崇拜的明显标志。战后对日本的态度，明显有着凯撒的宽容维度。

耶稣的宽容是非暴力的，凯撒的宽容是暴力的，当报复屠刀看到被俘虏的敌人头上的时候，还能处于原谅的原因，收回来这叫凯撒的宽容。就像林肯在奴隶解放战争之后对美国南部的宽容和联合。虽然我倾向于认为包括老蒋对日本的过分宽容，是一种卖相的卖国，但追求和平的维度始终在。耶稣和凯撒的宽容，追求和平的目的，会让抗争战争的本来目的在场，而不至于失落。

第二，抗战才是中华民国政治民族的形成，对于老蒋是真正的统一或者四大国之位置，“合一”虽然扭曲地借助于战争，但毕竟比较“合一”。抗战后的急迫立宪运动，可以看到人们对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国家的渴望，一种新纪元意识，人们普遍认为有了“新中国的可能”，宪政目标在“合一”中触手可及。这体现在老蒋那篇抗战胜利的演讲里:全世界基督徒联合起来。
第三个，内战维度。日本侵华有着东亚秩序内战的维度，即使日本“脱亚入欧”，这种脱离本身也是对以过去中国文明为领导者的华夏秩序的抵抗，日本侵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并不是没有诱惑力，也不是没有历史性渊源，河南人民就帮助日本人消灭了残暴的国军五万人。内战是一种兄弟之间的争夺争宠，有着民族仇恨也有这“合一”的渴望。

蒋介石以模仿耶稣为己任，难道就不能贯彻耶稣的教诲于自己内心，还在读什么王阳明。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如果没有儒家成分，而从小靠近基督教不是半路出家的话，就不应该沾沾自喜于四大国领袖地位，民族拯救者的地位，而应该为其“以空间换时间”战略和早期不抗战，以及各种国人的生命牺牲而哭泣忏悔。民族国家建立是为了每一个国人，而国人不是为了民族国家。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安息日为人。我对国共两党的抗战纪念二人转充满着鄙夷和鄙视。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前还没这么扭曲，退守台湾之后为了和共党争领导权，把抗日战争纪念扭曲成为是重新树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文化政治运作，为了打倒魔鬼，把自己的魔鬼性在抗争胜利后淡了一点又更浓起来。谁应该成为抗战纪念的主角，崇敬的对像，是为抗战献出生命和财产的国军，被占领区人民以及与他们一起战斗过，活的人和死的人，而不是那一些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和两边的人，也不是渴望挤入或者取而代之，抑或分享权力的荣耀的人。共党从人民和国民政府手中抢摘了桃子（也就是说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是抗战的结果，是新纪元，其时间与抗战前不一样，不接轨，是抗战结出来的桃子时期），国民党退守台湾又想从共党手上抢回来，结果抗战纪念光顾是为了二人抢桃子争领导权，而本来是为纪念用自己骨肉施肥，用鲜血浇水的国人的目的落空了去。侵权案件丈夫死后，配偶一开始是为丈夫争回正义，争着争着就仅仅为自己争钱了。

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生命权是不可后退的。既然国民政府没法庇护甚至放弃被占领区的国人，那里的国人自然有权利解除社会契约，因此，伪满洲国的人和汪伪政权统治下的国人，为了生存苟活，并不需要自杀成仁，这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耻辱，并不是沦陷占领区国人的耻辱。就像美国军人，是允许投降的，生命权高于一切。而且后来参加共党军队内战的国人，多是被国民政府抛弃和没有抵抗而放弃的被占领区的。与国民政府之间解除社会契约，并不等于与民国之间就解除关系，还是民国人，当然这只能基于自己的自愿认同，基于血液和土地的认同，基于自愿还愿意当民国国民的政治认同。

只有把基督教精神贯彻进去，才能让抗战的目的在场，让在抗战中软弱投降的人得以宽恕，也才能避免抗战及其后来的纪念仅仅为了荣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共党虽然不打日本，或者做了一些表演，但其抗战的人民性，例如人民战争的海洋等欺骗性手段，正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政治神学软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