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自习近平上台后，对基督教的压制和迫害举世惊诧。世人一时不知道究竟何种原因使其比前任更加加剧迫害基督教。其中除了习近平“红二代”的毛泽东式思维和政风外，众多御用学者鼓吹的所谓“宗教生态失衡论”，也为新一轮大规模压制基督教培育了理论土壤。



持“宗教生态失衡论”的学者，除官方最重要的基督教研究学者卓新平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他们都认为基督教近年来在中国“一教独大”、“一教独尊”，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宗教的生态平衡，使其他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江河日下、日趋衰亡。他们建议政府应该一方面振兴传统宗教来抑制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寄望政府修改基督教教义、改造基督教，使其不致于威胁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共政权。


段琦在2010年发表的《宗教生态失衡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以江西余干县的宗教调查为例》一文中写到：“‘宗教生态’是指社会中各种宗教的存在状况，它与自然界的生态有类似之处。在正常情况下，各类宗教形态彼此间应该是互相制约而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改革开放之初落实宗教政策时，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落实也先于本土宗教。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教’实际上受的冲击超过‘洋教’，特别是在人们心理上，对‘土教’的排拒也超过了‘洋教’。这种宗教生态的失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笔者在调查中最大的发现就是，余干县凡是基督徒较多的村子，必定是传统宗教势力最弱的地区……与此相反的是瑞洪地区，由于传统宗教力量较强，改革开放后群众自发地修复了不少小寺庙，地方政府对此没有加以取缔，那里的基督教发展也就大受限制……传统宗教力量保持得较好的地区，也就是宗教生态较为平衡的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一般比较缓慢，反之，基督教则会迅速发展”。



其实段琦所谓的宗教生态失衡，只是一个压制基督教、复兴传统宗教的理论托词。在西方宗教界，并没有宗教生态说，更没有把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宗教信徒数量的巨大，视为生态失衡，如天主教在南欧、拉美占绝对的大数量，基督教在北美、伊斯兰教在中东，也都是绝对的大比数，能叫这些现象是宗教生态失衡吗？至少西方宗教界没有这种说法。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段琦认为宗教生态失衡的补救办法就是政府人为地要压制大比数的、扶持小比数的，这种政干涉教的粗暴作法，在西方学界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是明显违背政教分离、政府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的普世价值和原则。段琦“宗教生态失衡论”的逻辑发展，就是让中国政府成为慈禧太后，扶持民间的“义和团”式样宗教团体，以打压“洋教”基督教。但义和团也是双刃剑，控制不好大清王朝也会被其颠覆。所以当今政权明显采纳了“宗教生态失衡论”中打压基督教的部分，而对扶持民间宗教部分，显得并不积极。



跟段琦相比，牟钟鉴倡导的“宗教生态学”及其相关政策建议，对基督教的伤害和危害更胜一筹、遗祸无穷。牟钟鉴在2009年发布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为以传教为信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因为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急剧增长，能够改变原有的宗教结构版图、削弱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牟钟鉴根据所谓宗教生态失衡的现状，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之道：（1）限制基督教：牟建议以消极的方式限制基督教的非常态性扩张，决不允许基督教搞“一教独尊”“一教坐大”的战略图谋，损及中国原有的多元和谐的宗教生态环境，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2）重建民间宗教；（3）修改基督教教义：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义教义，放弃霸权主义的说教和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扩张地盘的传教模式，抛弃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谦虚精神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解释教义，把神学理论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牟钟鉴在2012年发布的《宗教生态论》中再次向政府建议：为防止基督教“一教坐大”，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建设“多元通和的信仰文化生态”；.鼓励基督教搞好神学建设，走中国化道路；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的监督能力，严厉打击带有扩张性的传教活动；反对“世界基督教化”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操纵、利用



从牟钟鉴的以上言论，足见其以 “宗教生态失衡论”之名，行打压、改造和镇压基督教之实。任何宗教就其信徒而言都是排他的、唯一的。如果所信的神和救赎之道不是唯一的，那么就不会隶属于特定的宗教。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一样，都将相信自己信仰是唯一拯救作为信仰的关键特征，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各类宗教如果在教义上没有排他性，就会失去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与其他宗教混同了。因此指责“唯一拯救”是霸权主义，显然是一派胡言，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基督教的传福音等传教行为，完全是信仰的内在要求，并无不当和非法之处，在其他国家也从未被指责过。但牟钟鉴却认为传福音是“扩张地盘”，具有“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应该“严厉打击”。这样一种对基督教的偏见、歧视，真不知道从何而来。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普世视野、对政权的阿谀奉承，也许是牟钟鉴奇谈怪论的根源。学术作到义和团的份上，只能说是中国学者的悲哀。



综观“宗教生态失衡论”，实际上是专门为压制、改造基督教而预设的学术怪论，在政治上为政权的安稳、反西方、反基督教、文革化助纣为虐，为2013年后被尊为基督教大政方针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添砖加瓦、提供动力。在学术上，“宗教生态失衡论”可谓一钱不值、毫无价值。宗教之间的竞争是应该的，但绝对不能有政府之手的操纵；诸宗教的相互消长也很正常，但绝对不能人为地控制各宗教各自的自然生长；各宗教都有其本质特征、都有传教的热心，对此绝对不能说是霸权主义、是扩张地盘。可以肯定的是，“宗教生态失衡论”在不远的将来，定会像斯大林强力支持的苏联御用科学家李森科的 “米丘林生物学”一样，在学术界臭名昭著、为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