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 Jonathan Liu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喧喧闹闹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这个运动并非是基督教会内部对于基督教真理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并在中国社会环境下为基督做荣耀见证的神学反省，而是出于中共政府自上而下对基督教会的冲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基督教，甚至是消灭基督教信仰，使中国基督教会沦落成完全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需要的，可以继续充当中共统战工具的“伪基督教”，或者可以说，就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统战、特务机构。



其实，早在中共大陆建政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内安插了不少地下党员，窃夺教会领导层的位子，妄图在基督教会内部运作，借以控制基督教。因为他们知道，来源于基督宗教的普世的观念是共产党独裁政治的头号天敌！



建政之后，中共更是通过反帝爱国运动和“三自”运动，把教会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当然还有很多不从“三自教会”的牧者和信徒开始转入地下，成为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遭打中共当局严酷的迫害。时过境迁，“三自爱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之久，随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又开始注意到，哪怕在“三自教会”中也渐渐有人与他们离心离德，虽身在三自，心却远离三自，并且他们也开始对日益壮大的“三自”队伍充满戒心。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所强调的，“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于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造基督宗教的运动又一次正式开展起来，各路人马纷纷迎合上意、献计献策，大谈特谈所谓“基督教中国化”，其中有中共的御用宗教学者、大学教授，更有被中共纂养的三自会牧师，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中共党员，他们被中共委派进入教会领导层工作。



如，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其官网上大肆宣扬，说“中国基督教要健康发展，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教会的必由之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本身，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正是基督教在神学上中国化的重要步骤。对中国教会而言，基督教中国化既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对基督教的处境化要求。它能提升基督教对所处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同和适应，同时反过来又能让社会增加对一个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纳。有利于社会和谐以及在“共圆中国梦”的步伐中做出基督教的贡献，也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为主做见证。”





这些文字看起来，似乎政府积极推动“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和福传的好处。按中国官方教会的解释，“基督教中国化”是为使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是中国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目的是让社会增加对一个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纳，结果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为主做见证。这其实不过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一厢情愿的说法，或者说完全是为了愚弄信徒而发出的赤裸裸的谎言。



令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完全是中国人自己传教，使用中文圣经，经费也是中国信徒自己捐献的中国三自基督教会居然还是一个“外来宗教”，这句话难道暗示了已经持续了六十年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失败？可见三自教会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肯定反而是欲盖弥彰。



当然，为了继续忽悠信徒，要把圣经的真理与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联系在一起是官方三自教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说，“我们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教会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中国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其实，所谓“中国化”根本没有任何圣经依据，基督教是普世教会，上帝的真理是放诸四海为准则的普世真理，在中国的基督教不是“中国基督教”更不是“中共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在中国”。普世基督教会都恪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弗4：4-6）的基本真理，虽基督教会在世界各地所具体表达的形式可能是多样的，但是其核心信仰和价值观却是一致的。所以“基督教中国化”本身就是错的。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基督教就呈现多种形式，各个不同的族裔都可以按自己的民族传统敬拜独一的上帝，政府根本无权统一各教会的信仰和敬拜模式。



但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中共官方却是直言不讳。透过中国官方御用学者的言论，可以把中共一直以来耍流氓的无赖本性暴露无遗。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宗教学者卓新平就很明确的指示，“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非常简单，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政治认同就是，“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社会适应就是，“整个教会体制对中国社会体制的适应，乃包括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社会建构，中国基督教会应作为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文化的表达就是，“中国教会传统习俗与中国基层社会文化习俗的结合，也要有文化革新、文化创新的姿态。”



卓新平指出，“基督徒在政治中的不同参与及其不同态度，正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乃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希望基督徒在此要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要稳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基督教在历史上的‘洋教’帽子则很难彻底脱掉。这是要明确提出的，要对我们广大的基督徒和其教会强调的一点。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要强调中国化，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



前国家宗教局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也说，“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关键，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教授说：“西方敌对势力谋图中国基督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



甚至连某些地方三自教会的牧师也直言不讳的承认，“基督教中国化”其实是政治话题。如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说，“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



由此可见，所谓“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要求基督教会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根本不能有任何的质疑。如果基督教会对执政的中共政府有任何不同的态度，就会被诬陷成“洋教”而加以鞭挞和取缔。而他们的所谓的“洋教”的潜在意思就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其实，这种论调完全是中共统治者的胡编乱造，为了抹杀基督教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连官方三自教会也推波助澜，宣扬这种邪恶的观念，其目的自然是维护其主子的权力和政权。中共政府非常害怕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动摇其执政基础，因为对于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界限的基督教会所产生的“普世价值”恰恰是教会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而这一思想也否定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谬误，而这也恰恰是中共赖以愚弄中国民众，维护其统治的邪恶手段，因为他们就是靠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类狭隘的观念来“团结”中国民众的。每当他们执政地位有所动摇的时候，他们就高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实，最危险的根本不是中华民族，而是坚持独裁的中共政府！



而这普世价值思想最基本的体现，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云，“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山西大学哲学系安希孟教授指出，“历史上来自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甚至到新（疆）西（藏）兰（州）以及山西的贫困县，主要是为了以传教，而不是要掠夺资源。如果把宗教活动的自由视为国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基督教的传播就谈不上是“文化侵略”。但是，从实行思想专政、消灭异己文化的政治角度去看，结论就不同了。”



由此可见，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完全是中共政府为了改造、控制基督教会所采取的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抽去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透过三自教会改造基督徒的信仰，让中国基督教会成为驯服的奴隶，为其独裁统治继续服务。最后，用一节圣经来提醒那些还在“基督教中国化”面前游移不定，不知何去何从的牧师和信徒，“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力。”（王上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