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立人

十一月廿二日是香港区议会选举日。雨伞运动对这次选举有甚么影响？有多少个伞兵可以成功着陆（获选）？伞兵的参选是否只是对泛民票的再分配？这些关注对一年后的立法会选举可能有些启示，但我较关心参选人的从政热忱和他们对政治领域的了解。

　要回答我的关注，我们需要先认识议会政治是一个甚么的领域。议会政治主要是由权力决定吗？它主要以成果来衡量从政人的成就吗？道德在议会政治有作用吗？道德在议会政治是否只不过是从政人的政治筹码？就此，我想起韦伯（Max Weber）一篇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与本文有关的课题，第一，他提出的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别。第二，他提出召命对从政人的重要性，尤其他痛贬力斥从政人的虚荣心，陶醉于没有结果的亢奋。

　简单来说，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别是伦理学上的义务论与目的论之别。韦伯认为宗教伦理属于心志伦理，因为宗教伦理关乎无条件顺服，也不以结果来衡量决定和行动（即「基督徒只需作对的事，而结果就留给上主」）。他用的例子就是圣经的山上宝训。至于责任伦理，它属于政治伦理，因为它的决定和行动是基于审慎，而非关乎终极。再者，政治领域是一个两恶择其轻的世界，而非绝对，也非一个只由对与错决定的世界。就此，韦伯说：

　谁人想参与政治和以政治作为志业的，一定要认识伦理的矛盾。我重複，他需要让自己进入已潜入一切暴力中的残忍力量……那些寻求灵魂救赎的，为自己或他人，不应该在政治领域中寻求，因为政治的不同任务只可以透过暴力来解决。政治的天才或政治的魔鬼与上主是爱存在内在张力，而这张力带来不可复和的斗争1。

　按韦伯解释，政治领域是以结果作为量度决定和行动的领域。它是以理性和验证为主的世界，没有先设价值，只透过可预期结果而竞赛。所以，强调绝对性的心志伦理与现代性政治领域的性质格格不入。虽是如此，但韦伯不是将心志伦理完全对立于责任伦理，反而他说，在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说，『这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其他选择。』」他说，只有那以政治为志业者才能结合这两种伦理。

　就着「志业从政人」，韦伯提出他要有三种人格上的条件，分别为：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他说：

　所谓热情，就是对一个「因」的投入和拥抱，不论这「因」是神或是魔鬼，他是全然的主人……（它不是）称为「革命」的狂欢会中，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以理知上的有意思为尚的浪漫主义」。

　只有热情是不够的。政治家不在于热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热情来追求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以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标。因此，判断力是需要的……就是心平气静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2 。

　一方面，韦伯用志业（vocation）一词来描述进入政治领域的人。他以志业（vocation）对立于非志业（avocation），即志业从政人有别于那些间中的从政人。前者视政治为其专职，而后者满足于间中投票或满足于履行其公民责任。另一方面，志业关乎对某一价值或信念的委身，而志业这字的运用跟基督宗教分不开。按基督宗教理解，志业是从上主而来的召命。因上主召命的缘故，被呼召者不是要满足他个人理想或利益，而是被更高道德的召命所要求。在召命下，个人荣辱与成败不是他行动和决定的准则。当然，韦伯没有企图将政治领域再魅，也不相信政治可以容纳心志伦理，但从政人是「为政治而被呼召」。这呼召成为他的热忱，但他需要踏实地追求理想，并按理地、沉住气地、按比例地面对现实，因为这是政治领域的伦理。相反，没有这份热忱，「踏实地」、「按理地」、「沉住气地」和「按比例地」等只属于权术的运用，没有价值和目的可言。热忱对从政人的重要，反映政治不可能不探讨道德。或许，韦伯写作〈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年代正是德性伦理衰落的年代，以致他将宗教伦理等同以义务伦理为基础的心志伦理3。所以，我认为韦伯要支持的不是将政治领域约化为一种效益主义和目的论，不讲价值，而是他对从政人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德性）。事实上，只有有热忱的从政人，他才能以实践智慧在政治领域踏实地、按理地、沉住气地，以及按比例地等作判断。

　从政人以政治为志业的重要

　让我再作补充，韦伯提出从政人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重要性有两个含意。第一，纵使解魅世界拒绝以宗教作为代表的心志伦理，但这并不等同价值理性在政治领域没有角色，反而德性伦理对从政人尤其重要。例如，韦伯特别批评从政人被虚荣心所主导。第二，虽然韦伯也批评现代性的倾向（即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但他清楚指出政治领域属于工具理性的。一方面，从政人不要天真的以为政治领域只是价值的坚持和应用；另一方面，从政人不要将人们沦为工具，为个人利益服务。基于以上两点，从政人要有热忱，不是个人权力伸延；政治需要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从政人，而非只懂计算的从政人。对于从政人，中文大学国是学会会员黄宇翔有这样的评论：

　所谓政治家，是以政治为家。以身任天下后世的理想从政者，以政治作为一生中不朽的使命，兼具理想与行动的魄力，并为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此高风亮节当然值得肃然起敬。

　所谓政客，则以政治为其人生过客，他们所着眼的不是那些「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着眼的是如何通过政治为自己攫取利益。但当然，政客深明自己的利益某程度上建基于人民的支持，所以仍会不时装装姿态，做些代表民意的粉饰工夫，只是万变不离其宗，所着眼者仍为自身之利益。而人类向来均为自私的动物，为利而来、为利而去，其实也没甚么好责怪的，只要不以一己之利而损害天下利其实也就不算得差了4。

　政治家与政客的分别是否如黄宇翔所说？我们无需就这界定有过多争辩，反而他说出有热忱与没有热忱的从政人的分别。热忱不是对从政人的额外要求，而是从政人应要有的德性。从政人的热忱不代表他能成为一个有成就和出色的从政人，因为他需要学懂和掌握「踏实地」、「按理地」、「沉住气地」和「按比例地」等的意思。然而，我认为「踏实地」、「按理地」、「沉住气地」和「按比例地」等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道德德性的「中庸」（means），而是他所说智性德性的实践智慧。

　以上我对从政人的热忱和召命的关注可能并不太适合伞兵的参选人，因为绝大部份的伞兵都是有热忱和有道德，并坚持之。相反，他们需要认识政治领域的责任伦理。或许，我不太担心从政人不会掌握政治领域的责任伦理，反而我常看见当下很多从政人渐渐以责任伦理取缔热忱，他们已谈不上有更高价值的呼召。再者，在扭曲的议会政治中，我认为从政人的热忱和召命比懂得如何「玩」政治游戏来得重要和基本。

编按：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本文转载自《思》一三七期（二○一五年十一月），承蒙香港基督徒学会允准转载。分题为编者所拟。

1.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From Mar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8), pp.125-126.

2. 同上。

3. 1958年，Elisabeth Anscombe一文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改变了当时对规范伦理学的理解。

4. 黄宇翔：〈政治家？政客？政棍？〉，2014年1月31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