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ardo Cervellera


中国政府宗教事务局在其网站上宣布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宗教问题峰会，将重新审议政府控制宗教的法规。就此接受本社采访时，许多基督徒都表示担心将会迎来中国教会更加黑暗的严冬，被迫在更加沉重的限制中窒息。


中国政府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宗荣表示，峰会将涉及“加强”地方宗教事务负责人的培训，习近平还可能到会。


具体日期还未正式公布，有人说可能会在年底前公布。总之，一段时间以来，已经举行了多次筹备会议。从年初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便先后走访了国内五大宗教信仰团体（佛教、伊斯兰、道教、新教和天主教）并同各宗教代表见面。一月，他还到了中国地下天主教会团体人数最多的保定市。主持了中国政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强行征收的财产以及互联网


峰会的内容也不十分清楚。接受亲北京的香港媒体《文汇报》采访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表示，全面重新审议宗教问题法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问题中还将涉及到财产权利以及互联网使用。


关于财产权，宗教团体与国家宗教事务局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许多财产——建筑、医院、学校和地产等——在毛泽东时代被政府强行收为国有“服务于人民”，邓小平时代颁布法规宣称要重新归还给合法的主人。但是，宗教事务局人员以及官员却大肆侵占和滥用上述教会财产，甚至据为己有。按照中国的法律，政府应该归还天主教会总额相当于一百三十亿欧元的财产。


多年来，政府一直将强行霸占的教会财产和民居民宅等改建成酒店、兴建奥运场馆；将农村耕地改建成工业园区。种种情况下，受害者，也是真正合法主人要回自己财产的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教会团体内，则担心新的宗教法规会武断地将主教和教会团体的要回财产要求彻底一笔勾销。


此外，还担心对互联网使用的控制会进一步加剧，正如目前正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展开的。近几个月以来，几十名博主和新闻记者被捕、被判刑。其中包括了高瑜，她的罪名是发表了以“安全”为借口的将在网络上禁止的内容。


天主教徒中还有人怀疑网络活跃人士尉和平神父之死是因为与当局冲突，而政府一再继续重申他是“自杀”。


为了压制的“中国化”


迄今，习近平几乎从未就宗教问题表态，但是他在五月接见了统战部官员。讲话中，强调了宗教问题“中国化”、宗教要独立于外籍势力。只有这样，宗教才能在中国幸存。


至于天主教徒，“中国化”意味着本地化，即进入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也就是从利玛窦及门徒们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例如著名科学家和爱国人士、杰出的天主教徒徐光启（1562-1633）。“中国化”也在首位宗座代表刚恒毅枢机时代（1876-1958）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促成了首批中国主教晋牧；他还建议在修道院教育中将神学与传统文化融合起来的课程；建议建造更加符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教堂。


不幸的是，习近平所讲的“中国化”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五月二十九日，统战部网站上出现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习近平采用的词汇的意思。他首先阐明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各种小党派和各种政治活动都要在党的领导下。第二点，中国的宗教“更好地为民族发展、和谐与统一服务”。第三，圣经的翻译应以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标准。


四月二十一日《China Nation Post》报道的此类“中国化”则更加清楚了。其间再次强调了基督信仰的“中国化”，要表明对其所融入的社会是有用的；要减少其“优越的”借口、不能排斥，要与其它宗教和睦相处；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起步诠释圣经。报道中还警告：如果“中国化”未能加以落实，外籍宗教可能无法生存、将被铲除。


这一“中国化”的某些方面毫无疑问是可以认同的：见证基督信仰总是要对社会“有用的”。长期以来，中国教会一直帮助家庭、穷人、移民、残疾人、病人。同时，还一直坚持推动宗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但当此类本地化不再是基督信仰身份的组成部分，而是按照政治权利制定的标准外来强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此类情况下——也是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强调的——就面临着将基督信仰变成社会主义学说副产品的危险，将教会变成了爱德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牧人和教会负责人变成了单纯的党的干部。


事实上，“中国化”的背后隐藏着全面掌握宗教权利的目的。十一月三十日，政协宗教与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朱维群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藏传佛教的灵童转世是中国共产党负责的问题、将由北京指定达赖喇嘛的接班人”。


一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实行了新的穆斯林宗教法规，禁止女性穿从头到脚遮盖的穆斯林服饰、年轻人不得留胡须。大学里，常常有校长禁止穆斯林学生参与斋月的守斋。


去年，禁止大学和学校举行圣诞晚会和圣诞礼节。浙江省摧毁了数以千计的十字架和钟楼。 因为妨碍了中国特色的现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天际。


中共与中梵对话


中共统治宗教的绝对和极权主义的要求显然也突出体现了中国和梵蒂冈对话的问题上。据从中国获悉的消息，似乎北京仍然坚持圣座承认全体官方教会主教（包括非法的和被绝罚的），丝毫不提非官方主教以及在监狱里的主教。梵蒂冈要承认北京政府承认的、将地下教会主教排除在外的中国主教团。此类主教团（而不是教宗）负责派遣新的主教候选人；按照“民主”方式选举和任命主教候选人（或者说是按照爱国会的建议）。圣座要批准任命，且在“严重”案例的情况下才能有微弱的权利持否定意见，还要说明理由。一旦圣座的理由“不充分”，主教团可以决定继续执行（无视圣座的否决）。


梵蒂冈要求释放被囚禁的主教、承认地下主教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十月底（十一日至十六日）圣座和中国代表在北京会谈几天之后，贵州和山东省的官方教会主教和负责人就被迫参与“宗教和基督信仰中国化”学习班。重申了上面提到的标准以及对祝圣主教的控制。


显然，称这一切是尊重宗教自由简直就是开玩笑。事实上，我们正在面临中共意识形态和控制不断向信仰、教义、宗教的最深层中枢渗透，直至要让宗教面目全非，使之沦为一个空壳、一个中共手中的傀儡。


其余的，在许多人看来已近十分明确了，中国化、新规范、加强控制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持中共一党专制、铲除或者消灭一切可能威胁其独自存在的因素。


“前苏联模式垮台”综合症


多年来，中共一直饱受“前苏联模式垮台”的煎熬，害怕中共有一天会像前苏联一样土崩瓦解。习近平也经常在讲话中警告要防范各种“翻案”和各种对 党史的批评。


中国越来越满怀恐惧地审视前苏联的终结。一九八九年柏林墙被推翻后，党内分析家将罪过都推给了波兰的团结工会、推给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此，北京巩固加强了对自由工会组织的监督、打击一切地区自治的企图、控制天主教会和各种宗教。


天安门屠杀后，中共试图以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利益为借口加以辩解。但真相是，充满了严重的经济失衡、污染、不公、暴力、腐败、民众的支持越来越少。为此，便上演了一场运动，严打一切可能给中共政权蒙上阴影的势力：知识分子、博主、记者、维权律师……和宗教。


对宗教团体的恐惧则更加严重，因为许多中共党员加入宗教信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几个月前，甚至公开颁布文件禁止党员信教或者参加宗教活动。


信仰皈依以及普及的广泛加强，就像是“芥子”一样在中国社会中蔓延以至于推翻了政府的统计数字。据悉，政府认为中国只有一亿信徒信奉五大宗教。但早在二OO七年，部分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们就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民调，其中显示信徒总数在三亿人以上。


令人痛心的是，除“前苏联模式垮台”综合症外，北京似乎还有“自杀”倾向：试图铲除或者压制宗教——特别是基督信仰，中国铲除了唯一可以给中国社会重新带来意义与和谐的可能。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被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怀疑、冲突和人生空虚充斥几十年了。


转自天亚社
http://www.asianews.it/index.php?l=zh&art=36116&siz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