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4 斯伟江
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
脆弱社会新闻多
我国当下的社会背景，如果拿费孝通的社会学理论，乡土中国已经日渐消逝，现在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脆弱社会。脆弱最根本的原因是，软的，缺乏主流的价值体系；硬的一面，法律没有成为支撑社会的框架。
这种脆弱特征是，看似富足了，但总是缺了些什么。譬如，整个官僚体系，缺的是正当的政治伦理，也无法有足够的权威来解决社会矛盾，所以，维稳成为除经济建设之外的主要任务之一。
法律界，是三个至上，宪法法律被挤到做小三，法官不像法官，律师不像律师。律师容易被吊销执照，法官容易因贪腐被抓，即便没有贪腐，但是官场陋习收礼卡5000元以上也构成犯罪，加上有双规刑讯侍候，几乎无往不利。商业社会，以傍权力为荣，因为无论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这种传统的，抑或是新媒体，无不仰仗政府，前者需要政府的供给，后者需要政府的审查，譬如马云，如果政府收了支付宝的执照，他就死路一条。在打黑运动，乃至广东的三打两建运动中，看多了企业家的脆弱。企业家多少有点原罪。总归有办法对付你。律师也一样，在办案中非常容易受伤，尤其是刑事辩护。
脆弱社会新闻特别多，所谓新闻就是不正常的事情。我们走在马路上会掉下窟窿，开车在北京的桥下会被淹死，在看守所里会有各种死法，维稳办主任的老婆会在省政府门前被打，安全电梯会掉下来。以前说安徽阜阳是中国新闻的富矿，现在恐怕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新闻富矿，连《经济学人》都开了一个中国专栏，除了美国，70多年来就只有中国。（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重要）。
简单粗暴的大众思维
脆弱社会中，犯罪率是很高的，因为，缺乏正当伦理，任何人都是现实主义，官员满足于自己的贪欲，下层也有依葫芦画瓢，你巧取豪夺，老子为什么不能杀人放火。周克华就是其中一例。犯罪率高，在脆弱社会来说，就是，加大打击力度，包括宁可冤屈无辜，不可错放一人。听一法官说，最高法有一内部通知，对贪腐犯罪，能判能不判的，判，因为要考虑大众对反腐的强烈要求。这完全违背了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
但是，普通民众确实认为，无官不贪，为富不仁，仇官和仇富并行。仇官的刑案多为受贿案子，仇富的案子多表现为打黑。重庆的打黑，广东的三打两建，最终的受害者，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令一部分是社会底层的人。残缺社会，找你写毛病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可以用残忍的方法来找，刑讯之下，何求不得？
有了民众无官不贪，为富不仁，维护社会治安这三顶大帽子，宏观上，公检法几乎处于不败之地，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实体原罪的浓雾。除了政治犯，几乎没有一个抽象的罪犯（即陌生罪犯）会获得民众的同情。如果没有新闻的探照灯，民众在迷雾中看到的审判，是雾里看花，可以看到公诉人在陈词，律师的辩护，法官做出判决，一切是那么的正常，看上去很正常，贪官在被整肃，暴民在被枪毙。当然，如果民众感兴趣的案子，还是雾里看花，谣言就特别多，譬如合肥的胖子系调包了。
公共舆论的另一特征是，同情弱势群体，底层民众、女性等，一旦成为受害者，或者，一旦发现，被告人情有可原，（如北京的那个伪造假单据为老婆治疗），或者被告人可能涉嫌正当防卫的，（如夏俊峰案），公共舆论都是一边倒的。
缺乏公信力的司法体系
与仇官、仇富的大众思维相伴的，是一个公检法联合体的司法，极致是重庆、贵州的大三长会议，以及各地都存在的政法委协调案件。公安做菜，检察端菜，法院吃菜，律师看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没舆论什么事情，但要知道，法庭的设置，本身就是和舞台一样，公开开庭，和舞台让观众观看一样，她要昭示审判的正义性，如果没有审判的正义性，那么审判就徒有形式，和直接砍头一样。所以，为什么要审判四人帮，而不是其他方式，这就是一种昭示正义性的形式。由于当时的舆论完全被控制，民众的法治意识也几乎没有，因此，有了形式的正义，就似乎有了所有正义。回过头来看，审判四人帮用的法律，几乎都是之后制定的，法不朔及既往，因为当时没法，也无从犯法。因此，我看张思之，李作鹏的回忆中，都谈到，这是严格控制的审判，这种严格控制的审判，我们在合肥仍可以见到。
缺乏制衡的司法体系这多年来，慢慢也缺乏公信力。公安的看守所的各种死法，公安管的劳教，检察院反腐中的刑讯逼供，拍苍蝇而不打老虎，法院审判中的傀儡审判。可以说，目前司法的公信力大概到了最低的地步，当然，不排除以后还要更低。
可以说，法院判的，公众是会要重新审视一番，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现在法院的判决不代表正义，舆论（PUBLIC OPINION)才代表正义。谁能取得公众舆论的支持，谁也能说，我的审判正义或者审判不正义。这一点，恐怕公检法自己也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很重视舆论。
在美国我看学者写伦奎斯特的法庭，大约五分之三的判决和公共意见相吻合，这意味着，有五分之二的不吻合，但是，很少有人质疑法庭的正当性和其判决的正义性。因为符合公众意见，可以说，是人民的意志，不符合公众意见，可以说，法官的独立判断，非选举机构，应该超然，长远睿智地保护民众和国家的利益。
我国由于实施的不是陪审团制度，而是专业、职业法官，因此，媒体审判，和英美有些区别，最关键是考量法官素质和独立性。
在中国会不一样。只要违反民意，大家都会说，这是腐败，颟顸，因为，都知道法庭没有独立性，张志安说，媒体和公众想勾引法庭，谁知道法庭已经被权力强奸多次。这不够确实，确实是，当媒体和公众公开对法庭示爱时，法庭其实早就被权力包养多年。她有时是爱你心口难开，有时是一条心跟老大走。总之，很难。犹如电影《甜蜜蜜》里的张曼玉，一颗心到底在哪里？天知道！
当然，司法机关有其自己的喉舌和其背后体制的强大新闻资源，这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公众舆论的多元化
这恐怕各位都比我更专业。现在的舆论，电视，报纸，虽然都有宣传部领导，以及有禁令，但是，毕竟新闻人是多元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禁令，很多地方，报纸都有报道的冲动，因为有竞争。南方系面临北方财经和财新传媒的竞争，中央电视台也有凤凰卫视的竞争，连环球时报也有乌有之乡的竞争。
而所有传统媒体，都面临网络的竞争。网络中，微博的传播又异军突起，各家微博的竞争也很激烈。虽然有管制，但是，舆论的多元化，恐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多元化也是脆弱的。如南方系的衰弱和东方早报的贬值。微博也是可以关张的。我们的媒体也是残缺的，他残缺的不是脑子和笔杆子，残缺的是，他随时可以被喊停，正如，明天探照灯已经开始发现，法庭上有组织地残杀，但是，被关闭了，迷雾中，什么都看不清，犯罪嫌疑人，又开始被抽象化了。被杀被关都无人同情。
媒体开关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它导致了新闻英才的流失，也导致了新闻犬儒主义的产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是从律师圈中感悟出来的。因为刑辩律师最需要勇气，收益小，风险大，于是，律师圈中的人才都不流入这个低端领域，都走向商务律师。目前全国律协的领导中，无一刑辩律师，唯一客串了一下的是，合肥的哪个案子，是因为会长党性强，而不是业务强。新闻界也一样，舆论监督和批评的新闻，最需要业务能力、勇气，风险最大，但是，商业上利益是有限的，所以，坚守的人不会太多。脆弱社会，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因为缺足够有良知的新闻人和法律人。
不管如何，在目前而言，多元是非常重要的媒体背景。
受众的多元化
媒体报道后，阳光驱散迷雾，打到一个个血肉之躯的脸，民众看到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他们会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被脸谱化的罪犯，其实就是街坊邻居，他们是父母，是儿子，尤其是底层的人，特别受到关注，如沈阳的夏俊峰案，小贩杀城管，前者是弱者，后者几乎已经被妖魔化为人民公敌。而且，夏俊峰的案子本身也存在硬伤。
再往上走，中产阶级，上海的钓鱼执法，无辜侵害了很多有车族的善举。上海的蟹妈梅晓阳案，让很多中产阶级起了移民之心。每当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作为被告人或者受害者的案子，往往会激起这两个群体的强烈共鸣。
应该说，感同身受这个词，在目前的社会，特定群体会特别有感觉。李庄案、北海案中律师群体恐怕也是这个感觉。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文章也特别多。但是，社会多元化之后，分层是非常正常的，除了没有利益团体做代言人，其实，各自都有代言人在自媒体和新闻机构。
法治的概念
现在社会上有公民意识的人，越来越注重程序正义，知道，没有程序正义就等于没有实质正义，因为实质正义是需要程序正义来推演出来的。
贵阳黎庆洪案，本来是富豪，属于仇富的范畴，但是，案件事实曝光之后，民众发现原本是无辜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重庆的黑打已经逐渐曝光，打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字眼。
最后，反贪案件中，我办理的湖州的褚明剑案、浙江宁波章国锡案，都发现了，刑讯逼供，民众看到了具体的个体，看到了办案的凶残，原本抹黑的无官不贪，最终只是法官明知证据不足之后，安慰自己说，他这笔证据不足，但是，肯定其他有受贿。
媒体审判的主动权转换
以前的媒体审判，是官方的媒体审判。如审一些重要的官员的案子，一些案子尚未开庭，检方提供给媒体的材料，已经是杀人犯，贪腐犯等单方信息。而没有其律师的观点，给民众以很大的误导，以至于，即便法院发现错了，因为宣传在前，面子问题，不能不判。
就算现在，一些普通的贪腐案件、或者黑社会的案件中，或者重要的案子，官媒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律师介入，或者不让自己请律师，或者用其他手段控制被告和律师，或者市场化媒体不感兴趣，或者没有新闻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刑事案件的多数被告人是悲催的，因为无人关注。他们都被抽象为贪官、杀人犯，强奸犯，黑社会分子。湖州的案子，官方为了替自己正名，就说辩护律师是反华势力。而当宁波章国锡案宣判后，浙江省检察院的微博说，该案几经媒体炒作，最终还是有罪，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价值伦理的脆弱，法院公信力的破产，公共舆论就特别重要。政府自知审判的合法性欠缺了，所以，必须要向公共舆论靠拢。当事人、律师发现公共舆论对审判有很重要的作用，于是，也会主动寻求这个工具。可以说，如果司法独立了，公共舆论对审判的影响会大大下降。
抢夺正义
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已经存在激烈竞争，我已经很少看报纸和杂志，除了一些深度报道，因为，深度是自媒体人无法做到的。另外，媒体如果失去客观性，那么又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看点。自媒体往往带有一方观点，而媒体应该是平衡的。当然，自媒体上很多内容也是来自媒体。
但是在争夺正义的话语权时，自媒体和媒体的竞争是激烈的。在小河审判中，当宣传部门关掉了所有的新闻媒体之后，律师靠的是自媒体。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对刑事案件报道中的争夺话语权，实质上是争夺对案件正义行的话语权。在药家鑫案件中，明显，所有媒体是一边倒的，这实际上是市场化媒体的失职。本来应该是深度和客观的市场化媒体来平衡官媒和自媒体，实际上没做到。
最高法院最近透露出来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禁止律师对案件进行微博直播，否则，可以限制律师出庭半年。实质上是，抢夺话语权的一种霸道行为。
***案件中，官媒和自媒体各有所获，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仍有多数人不相信政府的结论。意味着，此案官方媒体的报道破产。但不妨碍，他们自己给下面办事人员立功，据说，有人得了公安部一等功的嘉奖。
有人问，公共舆论审判也是不好的。笔者认为，当然不好，问题是，没有独立的司法，领导审判案子，如果让你选择公共舆论审判，还是领导审判，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大部分案子，是轮不到公共舆论审判的，大多数被告人，都在迷雾中被判了。所以，悲剧的是，公共舆论能救的，或者能影响的，就只有几个人。 正如现在的司法体制如果未变，那么即便立更多的法，目前的刑事审判体系不会有大的变化，实质上变化不大，较为积极的现象是通过一些程序，把司法不公，不独立给公布出来；新闻媒体的管控看似也一样。但是，如果不关掉自媒体，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会慢慢结合起来，因为在背后有强大的利益。作为律师，有强烈的利益需求驱动他，希望自己的当事人受到关注，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被告人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如刑讯，如被威胁，程序违法等。有一些自己知道有罪的被告，往往会选择勾兑的律师或者形式主义的律师。而市场化媒体，他们需要素材，因为素材意味着故事和市场占有率。因此，这中间的互动是利益一致的。当然，在这其中，媒体需要不受律师的应当而片面报道。（但是，公检法往往是不愿接受采访，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的变化在于，社会舆论的受众会更有鉴别能力。大众法治意识的提高有利于逼迫一些官媒失去市场。口味太陈旧了。媒体管制也给网络很多机会，来增加其权威性，因为禁令之下之后，传统媒体失去竞争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勇敢的人越来越多，要掌控信息是完全不可能了。唯一能做的，是制定合理的规则，建立独立的法庭，按上高素质的法官。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去一瓢。
律师何为
在如果法庭失去正义性的话语权，群雄逐鹿的时代，争夺正义性，问鼎中原，首先，靠的是信誉，谁积累的公信力越强，谁就能在某个个案中获得先机：对事件的第一印象，我信谁说的；持续发酵中，还是看能否把握住证据或者素材，谁的证据越全面，就越权威，我会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如果素材相当，就看分析能力。而最最关键的，仍要靠传播力，微博是蚂蚁雄兵，而CCTV那么烂，但他的覆盖面大，声音响，仍有大量的观众，你最有信誉，最有水平，受众解除不到，看的仍是CCTV，这是最无奈的地方。当然，如最前面说的，这是个脆弱社会，CCTV也是脆弱的，这不，大裤衩的副楼被一个炮仗烧了。
历史学家雷海宗说，中国皇权制度是靠皇室的积极维护和民众的消极拥护造就的。民众既然已经醒来，抢夺到正义的话语权，装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持久不了的。脆弱的个体有机凝结起来，建立一个有弹性、有伦理的社会，有光明、有梦想，就有未来。对此，要有信心。（当然，也千万别低估要付出的代价！）
最终，我们是需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本身能高度代表民众的利益，在个案上又能独立。在争夺话语权的战役中，其实就包括，司法独立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