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这是近三年来霾国很多地方空气污染的真实写照。仿佛天罗地网一般，无处可逃。首都市长两年前的“提头来见”被他自己解嘲为笑话，也被老百姓看成是一句屁话。

三年前，雾霾初起时，多数人是不在意的，街上很少人戴口罩；之后霾意加浓，少数人开始在意了，街头和地铁里口罩君多了起来；今天，雾霾成为新常态，口罩君未见显著增多。相反，各种调侃各种段子纷纷出笼。然而，没见人上街抗议，也未见有人民代表出来质询政府。

是的，这就是“温水煮青蛙”效应。霾国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实际中是不被允许的，胆敢违反者轻则被喝茶、重则失去自由。心怀恐惧的人们形同一群沉默羔羊，在污浊的空气里苦熬。
自救措施倒是有一些。在经济下行的大局下，空气净化器却一枝独秀，近几年销售火得一塌糊涂。然而悲哀的是，除了高级赵家人之外，无人可以一直待在空气净化器里面。

更为揪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要生活在霾天之下。将来他们会获得一个代号“雾霾一代”、“雾霾二代”…..直至专家所言的30-50年后雾霾被治理好。

两年前我儿子所在的学校，有家长强烈提议自购空气净化器安装到孩子们的教室和宿舍里，从未获得校方回应。就这样让这些祖国的花朵和未来边“吸毒”边读书。一想到这些，我就受不了，最后只能得出结论：霾国的赵家人已经不在乎未来了！

他们已经不在乎未来了。这是霾国当下很可怕、也是很真实的现状。他们这帮赵家人以及赵家人的跟班，很多都将妻儿送到海外去了，所以他们不用在乎霾国的未来。当然，大概也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知道历史欠账太多，问题积重难返，譬如癌症晚期，任何神医也难回天。况且他们还是一帮庸医！

政府不作为，民众也不反抗。民众不反抗，政府当然不会作为。无抗争无权利。这是人类从洪荒时代走到文明时代最重要的一条经验。霾国当政者在野时就是靠组织抗争起家的，因此主政后坚决禁止并铲除一切组织行为，将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于苗头。社区自治搞不起来，NGO组织难以生存，集会游行更是难被批准。这些和组织相关的东东，在霾国统统被打上危险标志。

更令人气绥的是，霾国盛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人，他们吃着地沟油、吸着雾霾，操着中南海的心。自己生活在恶劣环境下，还见不得别人发几句牢骚。这种人以前叫“自干五”，最近又获得一个新外号“精赵人”（精神上自认为赵家人）。譬如阿Q当年向外自称姓赵，结果被赵老大爷知道后叫过去扇耳光并训话“你也配姓赵？”。

有时我会恶意地希望雾霾多待一些日子，最好连续住上一个月，看看霾国人怎么反应？以往三五天雾霾过去，街市依旧热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留下。对于历史悠久的霾国，必须施以重锤才能震动它，才能唤醒那些已经习惯装睡的人们！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装睡。有些坏人就很清醒，他们一直在努力地透过重重迷雾寻找霾国的危险分子。

譬如那位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就在一份《求假》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再譬如那位混进社科院、高举毛泽东思想火炬、继承毛泽东革命遗志的继东（朱）也在《求假》杂志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声称“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以上两位“精赵人”，和一般“自干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身居要害部门，其言论足以使被批评者丢掉饭碗、甚至去吃牢饭。而他们因此获得奖赏，升官发财。

我曾经在信力建先生组织的饭局上说“中国就是一个大猪圈”，猪们每每感恩于生存环境的一点点改善：窗户开大了些，猪圈清洁了些，猪食可口了些……。其中的逻辑就是：你有饭吃就该感谢主人之恩，如果生活环境还能改善一点，你就该三呼万岁。否则就是不服从者不得食。信力建老兄身为民办教育企业家吃好喝好还不听话，今年8月果然就在霾国走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