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囊括了儒家、道家、中国式佛教、中国式共产主义，以及娱乐文化、全球文化等。这些文化共冶一炉，它不仅成为了中国人的身份表征，也成为中国文化的独有特征。
　曾有日本学者非常精炼地总结了中国文化的四大特点：崇拜、伟大、雄美、崇美。笔者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中国人自古以自己的文化具有“花的文雅”为自居，故中国亦谓之“华夏”；中国古人以世界的中心为自居，故四周的国家就成了“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因此，中国文化在地域上的优越感就可见一斑了。 

　笔者试举一例。有话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话不仅道出了孔子光辉的人性，同时也说明了儒家思想的万古千秋。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度，还能容纳基督教文化吗？


　二、中国文化的酱缸性质 

　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什么是酱缸呢？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3 

　翻开中国的历史，从秦皇汉武到民国共和经过无数次战争，无数场杀戮，中国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繁衍增多；不仅消灭了一切外来之实敌，而且同化了所有外来精神、思想、主义。契丹、金人、女贞、满人已被同化；佛教、马列主义已被中国化。4 

　那么，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大陆学者安希孟对此直言不讳：“我对基督教‘中国化’这类字眼有些毛骨悚然”。5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人生保险这类美事，到了中国就有“骗保”发生：妻子给丈夫买巨额保险，丈夫忽然暴死；主妇把保姆化妆成自己，将其撞死，让其家人骗取保险。西安彩票案只能发生在中国。公安局破案为完成“任务”不惜制造贩毒假案，小汽车换上政府机关牌照便可以闯红灯夺路而行。这类“中国化”的例子举不胜举，使我对任何事情都被“中国化”感到吃惊和害怕。基督教这种世界性宗教，到了中国竟成为“三自爱国”的工具……西方任何东西，一传到中国，就被中华染缸浸润，变成中国特色。如果就连人权、民主、选举制度传到中国都走样，那基督教信仰被变成科学革命斗争的利器，也不在话下……中国教会大力鼓吹“本土化”、“中国化”，也旨在使耶稣基督成为穿西装的“玉皇大帝”。我的一些朋友鼓吹“中国神学”、“汉语神学”，提倡基督教中国化（汉语化）、处境化，这和民族的革命的大众的文化如出一辙，也仍旧落入旧的窠臼。6 

　我们不得不说，安希孟所思考的正是当代中国基督教所需要思考的。


　三、“本色化”教会的自立历程 

　无论如何，西方的传教大军还是进驻了神州大地。自1807年开始，新教在中国的兴起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从西方而来的宣教士都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传统的特征，他们的生活习惯亦与本地人格格不入。7故此，自立运动反映了中国教会走向本色化的一个决心。 

　什么是本色化教会呢？赵紫宸认为：“本色教会，乃是中华人民信仰了基督，从他们特有的国民性里，将他融在他们精神里，心血里，灵性意识里的信仰发表出来，而组成的教会。”8刘廷芳则特别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会，是中华国民的教会。”9顾名思义，本色化教会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自己牧养，自己发展。此外，王治心认为，本色教会应该是“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适合于中国民情，而不致发生什么隔阂。”10 

　其实，早在明朝，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已经穿上儒服，戴上儒帽，口讲中国话，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不过，在“礼仪之争”的大浪潮里，他们失去了苦心经营所建立起来的形象。尽管如此，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本色化的旅程上算是走出了艰难的一步。
　新教进入中国半个世纪后，宣教士们意识到中国教会必须走向自立，要从婴孩哺乳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并且能独立发展壮大。但这些设想，对于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教会来说，似乎是一个登天之梦。 

　不过，在宣教士们的精神鼓舞之下，许多中国传道人开始了自立的艰辛之旅。 

无论是外籍宣教士，或是本土的传道人，他们的设想都是伟大的。 到了民国初期，“非基督教运动”大大刺激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自觉地树起了“本地化”的大旗，这无论是出于对传教策略的延续，或是在强大的儒学传统面前的权宜之计，总之，本色化的课题被更大范围的推广。 

　笔者简单总结中国基督教自立之路，内容如下： 

　1862年，美国传教士打马治提议中国教会需要实行自立，以华人为主的自立闽南大会宣告成立。 

　1864年，何进善11在广东佛山成立自立教会，1870年完全由中国基督徒捐款、捐工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落成。 

　1873 年，浸信会最早期的自理运动肇始人陈梦南，基于一种民族本位的立场，在浸信会华侨信徒和广州本地会友的支持下，连同溤活泉、张观照等，创建“华人宣道会”，是最早的浸信会自理教会。 

　1876 年，香港伦敦会的华人基督徒，订立会章，提名华人执事和长老，成立教会，并命名为“华人自理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 

　1877年，在全国传教士会议上，宁波长老会的白达勒(John Butler)提出，成立自主、自养、有本地牧师的教会，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国的最大保证，同时中国人对基督教是洋教的抨击也会减少。会议定下了中国教会三个自立的阶段，即：宣教士领导和植堂的阶段；教会半自立，地方教会自行按立牧者；教会自立，宣教士的支持全部撤出。 

　1881年，山西内地会长老席胜魔12在邓村创立福音堂，是内地会最早的自立教会。 

　1890年，在传教士会议上，中国教会的自养问题已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 

　1903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教案四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此后，该会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并于1908年成立了山东布道会。 

　1906年，上海闸北长老会堂俞国桢13牧师发起并组织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该会以完成华人自理、自养为目标，各地基督徒纷纷响应，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14至1920年，全国有16省共189个自立会的会所；并于同年6月，召开第一次“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会议产生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自立教会发展至顶峰时期共有600多间教堂；但因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困难，在30年代逐渐萎缩，至1935年仅剩下200多个会堂。15 

　1907年，福音进入中国“百周年纪念大会”（即中国宣教士第三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其主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会上已有两位中国同工参与，会议通过了传教士最终要建立一个完全有自主权力的自治及自养的中国教会的决议案。会议提出“自治、自养、自传”的口号。 

　1908年，在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 

　1911年，在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 

　1912年，在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日后，他成了规模最大的本色教会。同年，安立甘宗的各差会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圣公会总会”。以“中华”冠名，旨在体现其自立性质。 

　1913年，英国宣教士穆德前来中国部署和研究在中国传福音的计划，并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由120人举行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会议指出：“使华信徒知传教事业极为重大，仅恃少数西宣教师之力为不足。职责所在，各当奋勉，以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16 

　1918年8月，香港胡素贞、南京蔡苏娟、九江石美玉、北京宋发祥夫人、上海陈维屏、余日章、诚静怡等七人推动全国性的联合布道工作，在庐山牯岭商讨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其后组织筹备委员会联合各省69人加入工作，于第二年正式成立“中华国内布道团”。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发动的第一个宣教差会，当时布道地点是以云南省为目标，其后更扩展到黑龙江省等边疆地方，在国内福音宣教的事工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性的积极的一步。 

同年，在华北、天津和北京一带，知识份子信徒不断的增长，一些教会领袖深感应该要有全国性的全盘宣教策略，地方教会需要有更多的连合，所以展开了将各宗派教会联合的运动，并成立全国性的“中华基督教会”，以保留各宗派的个别特色，又共同承认，协调，和谨守一些基本的信条17。早期参与联合组织的主要宗派为长老会、伦敦会、公理宗、同寅会、美以美会和巴陵会等。至1948年，参加联合组织的已达24个大会，110个区会，2767间堂会，受按立牧师496位，男女传道1418人，守圣餐教友人数约17万。该会组织分四级制：即全国之“总议会”，省级行政区之“大会”（或称协会），地区性之“区会”，及基层之“堂会”。18 

　1920年，信义宗各差会组成中华信义会大议会。同样，他们在西方差会名称前面冠以“中华”两字，以示区分。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共有70多个在华差会的代表1185人参加，其中，中国人占总人数的一半。这次会议象征着“中国教会在本色神学上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开始。”19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20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21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7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基督徒新团契”，以民族风格谱写50多首赞美诗歌，以此来迎合本色化模式的需要。他们还在教堂内做了全新的布置和摆设：把讲台挪到旁边，在教堂正中位置设立圣坛，并摆上铜炉，烧香；而讲道人则身披玄色衣服，圆领对襟，一幅典型中国人的打扮。 

　1928年，倪柝声在上海建立“小群聚会”。他们否认自己属于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名称；后来因为要向政府登记，乃用了“基督徒聚会处”或“教会聚会所”等名字；又由于他们在未有名称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称为“小群教会”。他们由上海开始发展，逐渐遍及全国和海外，至1949年已有700百间教会，擘饼信徒超过七万人。
　同年，宣道会翟辅民牧师由于早年曾在越南传教，对南洋一带情况甚是了解，因此，他组织了“中华国外布道团”，由王载、黄原素、翟辅民、赵柳塘、梁细羔、吴济华、刘福□、王峙等人出任委办。王载、赵柳塘、王峙等人都是当代著名的布道家，他们在南洋各地布道，引领不少华人归主。 

　1930年，计志文牧师、林景康牧师组织的“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更有聂子英、李道荣、宋尚节参加，布道会及奋兴会于冀北、鲁西、东北、江浙、福建、两广、港九、山西、内蒙各地举行。 

　1951年，新政权向外国宣教士锁上大门，所有外来宣教士全部撤离中国。中国基督教进入独立的发展之中。不过，新政权不仅撵走了外国人，也控制了教会在国内的发展。对基督教的打压运动直到文革结束方显减轻。 

　总之，中国教会的自立是一条漫长的，充满艰辛之路。她需要勇气，智慧和能耐；她对外国宣教士的依赖与面对政权的迫害同样的显明了自立与发展任务的艰巨。


　四、“本色化”神学理论的检讨 

　本色化神学不等于本色化教会，虽然，两者的指向有共通之处。本色化教会的成立体现在行动上，以及对福音使命的运用上；而关于本色化神学的发言权则由一批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知识分子所掌握。 

　林荣洪认为，“本色教会运动是二十年代中国教会的主题曲。”22他继续指出，本色神学的建设，牵涉到两种效忠的任务：既是中国人，他不能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既是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不能离经背道。23 

　梁家麟博士更为具体地指出，神学上的本色化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是由中国人写出一套符合他们的思路和关怀的神学。24不过，在诚静怡看来，本色化神学就是“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如何使基督教事业，融合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与其深入人心中不可破之数千年结晶文化？”25 

　碰撞产生思索，在以儒家思想为社会主流的20世纪20年代，关于本色化神学的讨论越来越显得激烈化。《文社月刊》、《生命》、《青年进步》，以及《真光》等刊物成了传播本色化理论的阵地，许多文章指出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紧迫性，以及具体的设想，和理论的指导。 

　以北京为例子，1920年1月，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了“生命社”26，它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一项本色神学的工作。生命社的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人，他们以《生命》为论坛“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回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 

　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27 

　笔者把“生命社”成员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本色化”理论简单概括如下： 

　1、吴雷川 

　吴雷川28从事本色化神学的研究而不遗余力，他作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的比较，他认为各种真理同归一源，这就是道。基督教信仰与儒家思想，便是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真道，他们最终都会一同流入广阔的大海。无论说是基督教把儒家思想进行吸收，或是儒家思想容纳了基督教信仰，这真道必然有一天在中国发扬光大。29吴雷川的作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当时曾影响很多的人，他在书中就有这么一句鼓舞人心的爱国绝唱：“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 

　吴雷川认为基督教可以影响并改变中国，因为，耶稣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改革家”，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奋斗牺牲才能救国。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也为暴力革命奠定了神学基础。 

　“到了1940年，吴雷川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他踽踽独行，始于儒家思想，走过自由主义，终止于社会主义。”30 

　2、赵紫宸 

　赵紫宸31认为，要使基督教“属于中国人的”，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他指出：“本色化的教会必须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一切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与经验合乎国土国风。” 32他还指出：“务要保存并贯通藏在基督教和中国古典文化内的各般真理，而中国信徒按着自然和本土的方法，让这宗教的生命和经历流露出来。”331949年后，赵紫宸创建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正是吴雷川的社会主义主张对他所产生影响的证明。 

　3、王治心 

　王治心34赞成文化融合，他认为文化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利品，乃是属于全世界的。不仅如此，王治心还认为，基督教可以提供一个文化的接触点，来沟通世界不同的文化。他说：“基督教本来具一种无地不宜的精神，种在任何地方任何民族之中，都能吸收这一地方这一民族的文化和思想，而成为这一地方这一民族的土产。”35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应该包括基督教、中国文化及西方文化这三部分的精华，彼此调和，互相容纳，这就是中国化本色神学的一个民族特征——中华民族具有调和的精神。为此，王治心提出了“植入法”的观念。持此种观点的人，同时倡导“用中国文化解释圣经”的理论。王在《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一书中阐明了他的立场：过去一些对基督教形式上的改造，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他认为中国的伦理、忍辱耐劳的精神、以义为利的行为表现，可以与西洋文化相弥补。36 

　4、诚静怡 

　诚静怡37认为，基督教要“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38诚静怡受到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也同样的认为“将基督教吸入中国文化中，就完成了中国的基督教。”39 

　5、刘廷芳 

　刘廷芳40认为，“中华信徒接受了这些舶来礼物，必须自己去从混杂的结合品中，把基本要素提出来，与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经验，凭着神的指导，重新配合，成为中华本色的基督教义才能算自己的教义。教会的典章、礼节、仪式、组织都是一样。”41 

除了以上五位神学家之外，余日章、徐宝谦、谢扶雅等学者，在基督教的中国本色化方面同样持有相似的理论，而且，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到底是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或是使中国的基督教更加合乎真理的要求，这个问题始终是这些神学家所忽视的。 

　到了1924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本色教会常备委员会”，该会提出了若干研究的课题： 

　（1）研究中国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之各种要素：如家庭生活观念，孝亲敬祖，以及和平谦让之心理等。（2）调查我国各种宗教团体之近代运动。（3）调查“非基运动”的组织、理论、领袖。（4）研究国内独立教会之状况。（5）研究差会与中国教会之关系。（6）研究我国教会中各种礼俗。 

　“本色教会常备委员会”的研究课题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基督教对本色化神学研究的执着，并希望藉此能更深一层地对中国教会进行改制。不过，几年下来，赵紫宸意识到中国教会并没有真正实现本色化，他坦言假如完全让中国人自己来办教会，在经济和人才上俱感不足。


　五、“本色化”神学的代价与反思 

　纵观以上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神学家的言论，我们可以肯定其在本色化进程中所做的贡献，但笔者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在信仰上的认识。因为，从信仰本质上来说，本色化神学难免会降低信仰成分，使其成为世俗与人文的附庸。因此，出现了许多所谓“基督教儒教化”，“基督教佛教化”等理论。 

　本色化神学的代价到底有多高？是否进行本色化思考的人必然会牺牲福音纯洁的本质，以至于让基督教神学思想在庞大的中国文化面前低头？本色神学的目的是在于更有效的传扬基督，还是藉着基督教去保存传统文化的价值？42 

　本色化运动始终徘徊在“福音廉价化的边缘”，假如运动的重心不转向圣经与基督的话，那么，距离酱缸将会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并不是说，本色化是不可能的。本色化也是圣经的教导。正如保罗所说，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样的人，为得是把福音传开。保罗同时也强调，只有福音才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只有持守福音的纯正，才能真正的活出基督信仰！ 

　时至今日，福音在中国大地获得空前的收成：从1949年的70万信徒，到2008年的7000多万信徒！这不仅仅是神的恩典与怜悯，同时也是历世历代宣教士、传道人、热心爱神之信徒的牺牲所换来的美果。福音不仅在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大复兴，而今，更是大步地迈进了城市的各个阶层。本色化的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但是，面对全新的一代中国人，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把古老的福音介绍给这些新新人类：他们崇尚相对，拒绝绝对真理；他们沉迷自我，藐视信仰所带给人的“保守”；他们弃绝原则，抵挡福音的“呼唤声”…… 

　本色化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1 参何崇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课堂讲义，基督工人神学院，2008年1月。
2 “酱缸”一词，在作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柏杨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同化外来文化的“酱缸”功能。
3 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4 采用自一网络朋友的话。
5 安希孟著：《中国官方教会的反帝爱国情结》，发表于“学术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5699
6 同上。
7 林荣洪著：《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1985年4月再版，页90。 8 许祖焕著：《如何创造中国本色的教会》，发表于《神学志》第十卷第四号，1924年，页95。
9 同上，页95。
10 王治心著：《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发表于《青年进步》第七十九册，1925年1月，页14。
11 何进善：早年毕业于英华书院，1846年被按立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籍牧师。他为人“端和俭朴，不议人之非，不矜己之能”，为传教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2 席胜魔：公元1835-1896年，原名子直，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人，出身书香富家，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世代习医。青年时，鸦片之毒充满中国，他深受其害，信从福音后得脱烟祸，乃更名胜魔，立志自新劝人归主，特别在胜过罪恶方面给今天的基督徒留下了美好的证据。
13 俞国桢：字宗周，浙江宁波人。早年就读于杭州育英义塾(之江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吴兴新市长老会传道及牧师。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上海被聘为虹口长老会堂牧师。光绪二十九年，率先倡立沪北海宁路自立长老会堂。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并在当时中外日报上阐明自立会的宗旨：“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俾教案消弭，教义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顾全国家体面为目的。”清宣统二年(1910年)，俞接受各地信徒委托，赴京向清政府呈奏折，请求“挽回教权”，但清政府惧外，未予批复。俞逐步认识清皇朝腐败无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4 参《生命》第五卷第九期，1925年。
15 梁家鳞著：《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3版，页161。
16 司德敷著：《调查中国宣教事业之露布》，收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8)，第5期，第174页。
17 中华基督教会信仰大纲：（甲）信仰基督耶稣为赎罪之救主，为教会之基础，以基督之国，普建于世为目的。（乙）接纳旧新约圣经为上帝之言，由灵感而成，为吾人信仰及本分无上之准则。（丙）承认《使徒信经》堪以表正宗教会共信之要道。 该信仰大纲的产生，先是由联合委员会订立一个简短的条文，作为联合的教义基础。在1922年联合会议召开时，将委员会的教义条文加以审查，修订，采纳。中华基督教会第一届总议会在1927年集会时，对这条文加以追认。这条文便是该教会典章中第三条信仰大纲。
18 该自立模式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教会可能会因此走向“三教九流”，不是“合一”，乃是“统一”。
19 林荣洪著：《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页91。
20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参考汉芮编写：《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分部)》）。
21 《教会的宣言》对本色教会如此定义：“我们所称为本色的基督教会，一面仍与世界各宗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连续不绝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实在通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
22 林荣洪著：《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页96。
23 同上，页99。
24 梁家麟著：《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页165。
25 诚静怡著：《本色教会之商榷》，发表于《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一册，1925年12月，页9－10。
26 原名“北京证道团”。
27 汉芮著：《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发表于《生命季刊》第三卷第四期，总第12期，1999年，页15。
28 吴雷川(1870—1944年)：江苏省人，原名吴震春，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是清朝（1644—1911）末年著名的文人，曾经获得过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1905—1910年期间，在地方从事教育活动；1911年后，曾担任杭州市的市长；1925年到著名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担任教授；1915年他接受圣公会的洗礼。2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特别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儒家教育，所以在思想方面有独特的经历。从1922年开始，他结合中国的儒家传统，联系社会现实，致力于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以探索使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同时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
29 吴雷川著：《基督教与儒家》，发表于《真理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1923年1月2日。
30 林慈信著：《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6。 31 赵紫宸（1888-1979年）：浙江德清人，中国近代史上神学教育家、诗人。1907年受洗入教，191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14年入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攻读社会学与哲学，1917年毕业，获社会学硕士、神学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东吴大学教授，1922年任教务长。1926年起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讲授神学。1928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32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1947年赴美讲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曾作为中国代表多次出席耶路撒冷等地举行的基督教世界会议。1948年参加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六主席之一，1950年因该会支持朝鲜战争而辞职。主要著作有：《耶稣传》、《圣保罗传》、《基督教进解》、《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等。
32 赵紫宸著：《本色教会的商榷》，发表于《青年进步》第76册，1924年10月，页9。
33 T. C. Chao,”Indigenous Church”, CR 56 (1925): p 497.
34 王治心（1881-1968年）：原名王树声，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任东吴第三中学、华英学校、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学校的国文教员。1913至1918年间任基督教刊物《光华报》编辑。1921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神学志》编辑。1926至1928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编辑。1928年起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兼容义教授。1934年后应刘湛恩校长之请出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从沪江大学退休后回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和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著有《孔子哲学》、《孟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道家哲学》、《墨子哲学》、《中国学术源流》、《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庄子研究及浅释》、《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三民主义研究大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文化史类编》等，最为中国基督徒所熟悉的是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
35 王治心著：《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页14。
36 同上，页14－15。
37 诚静怡（1881-1939年）：号敬一，满族。1894年入教会办的礼路胡同中学，不久入学天津伦敦会创办的养正书院。1900年毕业，任北京伦敦会干事，主持义和团运动中的难胞收容工作。1903年为辅助传教士翻译新约圣经，特地前往英国伦敦攻读解经学，后被按立为牧师。1908年回国后应聘为北京双旗杆教堂牧师。1910年出席全国布道协会大会，被推为主席。同年去英国爱丁堡，作为二名中国代表之一出席第一次世界宣教大会。归来后升任双旗杆教会主任。为提倡教会自立自养，访问各地教会。1913-1914年在英国休假并出席爱丁堡大会续行委办会议。回国后定居上海，出任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干事直至1922年。1918年与基督教知名华人余日章、石美玉等在江西牯岺发起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被选为会长共十年之久；1919年底集合一些教派提倡“中华归主运动”，出版载有基督教统计资料及消息动向的权威刊物《中华归主》。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上被推为大会会长，大会中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8年在耶路撒冷的世界宣教大会上被举为大会副主席，1938年再度出席在印度玛德拉斯召开的世界宣教大会。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在上海成立全国总会时，被选为总会会长，1933年起改任总干事。
38 诚静怡著：《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刊于《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39 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5年，页161。 40 刘廷芳(1891－1947)：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大同乡人。他是心理学家、诗人、教育家，以及神学家、基督教音乐家。他是中国基督徒团契运动的领导人。他曾任职北京大学心理系的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出版过《生命》、《真理周刊》、《紫晶》等杂志和文艺刊物。
41 刘廷芳著：《为本色教会研究中华民族宗教经验的一个草案》，发表于《真理与生命》，第一卷第七期，1926年8月，页186。
42 林荣洪著：《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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