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堪描述我的心态。看着法律界很多微信公号依然在产出，不禁也挺羡慕，只不过，我这笔端流露出来的，往往被认为是负能量。盖笔端所留，自有生命，非作者所能控制，犹如某作家流泪下笔，非把自己笔下的主人公给弄死，因为小说发展必定如此，当然，他没有金庸晚年勇改旧作的勇气。能量本身无正负，只是在作用力面不同，触痛的，就是负能量，顺颂的，就是正能量。负能量者轻者404，重则不堪设想。正能量者，则“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当下的法律界，较前些年不同，体制内，前些年是小车不倒自管推，死水微澜，大伙在不咸不淡地活着，犹如一对结婚多年凑合夫妻，离婚也没理由，和谐也够不着，这一二年，这状态被新常态的司法改革所触动，先是员额制，一部分审判人员将或者已经不是法官（检察官）了，于是年青或者有能力的法律人，或蠢蠢欲动，走出围城，或幸运入彀，算是保住了老位置，人少了，就得干更多活。上海二中院一个年青英才，李罡法官，才三十多岁，除夕夜英年早逝，令人痛惜。离另一位英才邹碧华法官离世，其实也就一年多。每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法官群体中总是骚动不安，物伤其类，骚动不已。
李罡法官离世不久，美国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不但美国法律界、媒体界都在怀念，纷争。中文微信圈，也有不少文字在流传，这种流传，部分原因是，借西讽东，比较中美法官地位的悬殊不同。很多人只看到和尚吃馒头，没看到和尚吃苦头。中美法律界法官待遇的不同，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英美法系中法官的尊严，是人民和法律人群体自我抗争得来，政治架构决定司法生态，而且，也只有美国的大法官才如此位高权重，中国以后的法官会更谦抑，目前没有宪法解释权，即使以后有，以历史路径来推测，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倒不如多传播些德国、台湾、法官的大陆法系资料。(有这方面资料或者兴趣的人，或许可以赐教，联系我，多谢)。
我以前总是对法律人的良知充满信心，以为，明明知道手里的是冤案，法官、检察官会不会下不了手，但几年之后，我发现，体制太强大了，或借着道德上的优势等，（譬如，这个官员起诉过来的贪腐证据虽然不足，但看国情必定也是贪官）。或凭着道德上的弱势，（上面让我这样判，我只能服从，就算我不判，换一个人也这么判）。绝大多数依然睡得很香甜。换位思考，他们也是打一份工，无非是有户口的打工族。普通案件可以凭良知和法律下判，重大案子，无能为力。正因为是打工，所以，劳心劳力，不像国外的法官，多劳心，少劳力。中国的法律人活着累，不是没原由。
斯卡利亚被人祭奠，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司法舞台上，展示了他的天才和担当，要到中国最高法院当一副院长，都不会及格，他天天看新闻联播，还能这么贫嘴吗？如果所有的判决书都自己写，我估计他也没那么多精品判词。
当下积极的一面说，时间是最大的改革者。中国司法目前最大的成功，在于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实务，因此，整体司法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就算一些敏感案件，受过教育的法律人，也会发出一些微弱或者坚强的反对意见，以至于浙江的书记夏宝龙说，光读法律，不看新闻联播的法律人，他绝对不能容忍。殊不知，他的观点的反面，正好是法律人的上司就是法律。如果一个法律人除了法律，还有别的上司，就会内心打架，毕竟我国的法律，是党领导下的人大制定出来的。夏书记的不容忍，这或许也是所有法律人必须遇到的现实困境，夏书记无非是说破了而已，犹如男女间很多暧昧的事情，说破了就不好，于是，那篇文章在微信里也很快地被竖了一块红墓碑，不见了。
体制外，曾有几年热闹的死磕律师，基本上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基本上不能硬磕了，不然就直接磕死。说明党和人大非常看重律师，未雨绸缪。看朱明勇律师的文章，说，他在南昌开庭，指出公诉人说话没有逻辑，公诉人认为这涉嫌构成刑九修正案中的扰乱法庭罪，其中写着侮辱、诽谤司法工作人员。好在老朱很有名气，法庭也没有出昏招，所以，老朱没能成为刑九修正案的第一例，“中国式的藐视法庭罪”第一人。更有一批律师，文章中，都无法提及。和前几年体制内外情形反一下，司法改革开始后，是体制内暗潮涌动，体制外的律师，基本上只能走闷声发大财的道路了。否则，还有刑九修正案的308条之一，寻衅滋事罪等伺候。
无疑，这种迷茫都是正常的，因为法学教育、法律书籍所教育的，良知所激发的，和现实中有不一致者，难以表达，更难以改进。历史未必就一定向前走，否则，不会有文革十年的史无前例，德国试图灭绝犹太人的暴行，人性千年未变，可以说，进步，更多的指科学或者物质世界。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恐怕在短期内也难说，长期而言，凯恩斯说，人都要死的。儒家一直认为上古三代是黄金时代，基督教也认为伊甸园是真乐园。人性依旧未改，世界依然不会出现人间天堂。
人类社会善恶之争，将一直贯穿。人之所以尊贵，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宰鹅杀鸡，或者坐宝马拥大权，而是因为我们具备上帝的形象，我们有行善的能力，有战胜恶的欲望，有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的勇气。人性的弱点，也让我们能接受妥协，就算自认为真理在手，也需要反思别人或许是对的。就算忠言属实，也需要有合适的方式说出来。
律师迷茫在于看着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眼睁睁地发生。体制内的迷茫是，劳心劳力，某些案子不裁判不自由。前部分是法官的属性（裁判者，非打工者）不到位，后者是法律良知在复苏作怪。因为如果法律人只把自己当螺丝钉，除了磨损多点，心是不会迷茫的，工具是没有生命和反思的。而我思故我在，我在我必思。高明者为解决这个难题，制定了不少“严刑峻法”，似乎能让迷茫消失，譬如微博500转入刑，网上辱骂他人多次公诉入刑，譬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反正有法可依，这不怪我。
对这些严刑峻法，法律人需要更深的良知反思，才能感到不安，有时，迷茫者，反而是自己救赎的起点。毕竟，那种我不干，别人也会干的人，要面临一个问题：人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是向上帝交账、向天交账，或者向祖宗子孙交账，最终，你都要交账的，记账意味着，最终都是要平账的。虽然是无形的心理作用抑或有形的舆论谴责。
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人类不断迷茫的原动力。正由于迷茫，人们才会从工具化中解放出来。但如果选择了违背良知的路，最终一定是走向悬崖。法国斯塔尔夫人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立世已久，一旦它无视精神秩序中的广泛亘古的法治，就必然会损及自身。在特定情况下，个人可以操纵不公，但是他的后人肯定会因此而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肯定得回到那广泛法则上去”。这话应在古今，都是全然应验的。
惟存迷茫，方有希望得到救赎！法律人渴望得到的自由，必然是需要自己及人民的付出，因为法律人良知的自由，乃是人民自由的保障，因此，对斯卡利亚的憧憬，希望做斯卡利亚的徒子徒孙，不如多在实践中依靠良知，实施良法。如此，方有希望使自己的徒子徒孙，成为斯卡利亚。
忘掉斯卡利亚很简单，只需要按照夏书记的指示，在晚上七点准时打开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