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中国的精英们都想当殉难的耶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意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是钉了一会儿就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或叫有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1


　　这段说话，是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中国历史教授白杰明（Geremie Barme）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对刘晓波说的。刘氏对此深表认同。刘晓波的认同，可以理解成这种「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也是刘自身的写照；但更重要的是，当刘晓波经历「六四」后，他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反省及超越。本文尝试介绍刘晓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至九十年代初的思想世界，特别是他对基督教的观点，藉此展现刘晓波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分，其思想与中国现实处境间的关係。


批判传统的十字架


　　这一切得把时钟拨回到一九八○年代。改革开放令中国社会逐步走出文革的阴魅，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反省及探讨中国文化的未来，形成所谓「文化热」。这场热哄哄的文化热，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的探索，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政治意义。毋庸置疑，刘晓波在这场「文化热」中，是个绝不能绕过的代表人物。


　　刘晓波，一九五五年出生，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在农村插队。一九八二年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取得博士后，留校任教。刘在中国知识界受到关注，源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北京一个回顾文革后十年中国大陆文学发展的座谈会，因而被称为中国文坛的「黑马」。总结八六至八九年间刘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全盘性的反传统」（或称「全盘西化」）。2这种主张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主张者深信，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关键就是传统文化成为阻碍现代化的重大阻力。


　　当时刘晓波指出，中国文化由于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重视「天人合一」，强调对人性的乐观（性善论），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道德人格万能」，因而形成「人格狂妄」。不过，在「狂妄」的同时，中国人又有极度「奴化」的人格。这种传统文化深层所模塑的国民性，正是中国不仅不能民主化，反倒在过去产生文化大革命这种疯狂浩劫的原因。3他反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中注入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指出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因此，他呼吁「新中国不应该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而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中国」。4因此，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是传统，唯有「全盘性反传统」，方是中国文化的出路所在。「凡是可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就大多是已经形成了的封闭体系，它的惰性必须通过彻底的否定才能打破，而不封闭的传统只能是反传统的传统」，「中国民族的落伍的痛苦现实使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彻底的反传统」。5他的总结是：


　　「传统文化的十字架，国人已经背了几千年，在今日之中国，任何人也无权以任何方式，阻止已经开始觉醒的国人把十字架卸掉。」6


　　刘晓波这种对中国传统的全盘性否定，是建基于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之下的。7换言之，西方文化成为批判及否定中国传统的参照系。而当他阐释西方文化的时候，无可避免地便触及基督教。面对中国历史的专制主义发展时，刘不禁问：「为甚么一个在文化上如此重视『个体人格』的民族，却在现实中野蛮地、残酷地、随意地践踏人的个性和权利？」他不得不得出「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的结论。8刘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就是「不崇拜上帝而崇拜人，把人打扮得如同上帝一样金光灿烂（从周天子、孔圣到马克思、毛泽东）」，「崇拜人是人的最可怕的堕落」。「中国人不崇拜任何神，只跪在掌权者的脚下，把权力当作神来崇拜」。9


面对上帝


　　在批判及卸掉中国传统的十字架的同时，刘把眼光转向基督教的上帝及那「血染的十字架」：


　　「每当我提起笔时，常常想像人与神之间的对造。……当真正的教徒走进教堂，面对血染的十字架时，上帝的注视会使他们以极为虔诚的态度，毫无保留地倾诉内心世界。无论人的灵魂多么邪恶，但真诚的忏悔是纯洁的。在学术上，必须推倒发号施令的『上帝』，但不能没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因为『上帝』的目光容不得当点虚伪。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罪恶。」10


　　在刘氏八十年代后期的着作中，「基督教」与「上帝」往往与忏悔的精神连在一起。他指出，中国文化「最致命的谬误」就是「对谬误的没有自觉」。相反，「西方人有绝对的上帝，因而可以忏悔、赎罪；中国人没有上帝，因而从来不会忏悔、赎罪。」11他曾说：「我相信，忏悔和认罪之时的人是最虔诚、最透明、最富于生命力和激情的」，没有终极价值（即上帝），悔悟便变得没有意义。唯有冀求神圣的生命才是真实的。「抬起头，仰望上苍；低下头，扪心自问；做到了这些，人生就会充实，就会神圣，就会期待上帝的降临」。12


　　笔者以为，刘晓波这种对基督教及上帝的欣赏，其实只是把基督教及上帝的「超越价值」，作为批判传统的其中一个「假设」及「参照」。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本身只是某种「绝对的理想」，而针对西方文化本身，基督教及上帝又未尝不是这种「绝对理想化」的流露。


大梦初醒……


　　一九八八年八月，刘应邀到挪威讲学，十二月再到夏威夷大学访问。在美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体会。他说：「我对中国之反省所借助的理论武器都是已知的、现成的，无需我的新发现。……当我走进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我才醒悟到我曾经讨论过的诸种问题对于高层之（次）的精神创造来说，是多么的无意义。……我希望自己能够放弃过去的所有虚名，从零开始，在一片未知的世界中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刘承认，他「忽略了或故意迴避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弱点」，结果变成「向西方文明『献媚』，以一种夸张的态度来美化西方文明，同时也美化我自身，彷佛西方文化不但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他更进一步作自我反省：「而我借助于这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事实上，西方文化自身仍面对许多危机，甚至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也变得日益世俗化，「人类亲手杀死了自己心中的神圣价值」。13


　　这种体认，令刘感受到「手足无措，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之中」。他说：「我勐烈醒悟：我是在用已经陈旧的武器去批判另一种更为陈旧的文化，以一个半残废的自豪去嘲笑一个全瘫的人」。「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这种大梦初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曾使我犹豫、动摇，并怯懦地嚮往那个我瞭如指掌的土地」。14


再走上十字架到走下十字架


　　没多久，在刘晓波熟悉的土地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正在北京揭幕。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刘登上纽约的航班回国，并逐步投入学生运动。他的「救世主」心态再次被挑动起来，「肩及重任的使命感和赴汤蹈火的英雄感便油然而生」，「英雄梦便缠纠着我」。15他在六月二日与另外三位知识分子发起绝食时，他把自己视作十架上的殉难者：


　　「我忽然感受到这世界上最美的杰作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人类的苦难由他一肩担起，他代表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的受难不是屈辱，而是荣耀；不是失败，而是成功。……面对殉难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圣人，退怯者即庸人。绝食也许会成为一次殉难，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殉难时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做殉难者谁做！」16


　　刘晓波在「十字架」上只「钉」了两天，便发生「六四」。6月6日，刘被中国政府逮捕，到1991年1月26日因其「悔罪」而获释。刘事后对自己「悔罪」一事表达了强烈的忏悔。于是带着「忏悔」的心深入反省及剖析自己在六四前后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再次想起「上帝」：


　　「……十全十美的上帝却创造出罪恶纍纍的人类，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在心理上弥合这一裂痕的辨法只能是忏悔。完美的上帝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筒，忏悔就是清洁工。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完美，更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容忍罪恶。只有上帝才能超然于人类之上，以宽容的态度无限制地接受人类的一切罪恶。……


　　「如果这世界没有上帝，人类也会变得圣洁，既不作恶也不忏悔。但这仅仅是『如果』。没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无意义，上帝就是为人的罪恶而存在的。


　　「那么，人类只能在两种现实中进行选择：要嘛是有上帝、有罪恶，也有忏悔的世界；要嘛是只有罪恶而没有上帝，也没有忏悔的世界。


　　「我选择前者，故而写了《末日倖存者的独白》。」17


　　自始至终，在刘晓波的心中，「十字架」均具浓厚的象徵意义。他早期所体认的十字架及上帝，反映出其主要关心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毋庸置疑，这位「黑马」内心深处，仍深深烙下「救世主」的心态与印记。这种心态，在六四期间成为刘氏思想及行动背后的重要推动力。六四后，他深切地挖入自己的内心，坦诚面对自己。这时他所体认的十字架及上帝，已成为一种自我批判的参照。刘晓波不再是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及「殉难者」，却成为一位诚实面对自我的忏悔者。


作者联同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先生，将于十二月八日晚于宣道会北角堂主讲公开讲座「和平．崛起──由诺贝尔和平奖到刘晓波的信仰视域」。


刘晓波：《末日倖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台北：时报出版社，一九九二），页54。
有关刘氏的反传统主义，参顾昕：《中国反传统主义的贫困──刘晓波与偶像破坏的乌托邦》（台北：风云时代，一九九三）。
刘晓波对天人合一的批判，参氏着：《选择的批判》（台北：风云时代，一九八九），页183至234。本书原于一九八七年1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社。）
刘晓波：〈「五四」运动反思〉，《蛇口通讯报》，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六日。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页4至5。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页234。
他早期便致力于中西文化的对比，参刘晓波：〈冲突与和谐──中西审美意识的根本差异〉，《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六年四期，页11至19；〈再现与表现──中西审美意识的比较研究〉，锺敬文编：《东西文化研究》，创刊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页107至127。
刘晓波：〈狂妄必遭天责──论中国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谬误〉，氏着：《悲剧．审美．自由》（台北：风云时代，一九八九），页74。
刘晓波：〈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王元化编：《新启蒙（一）：时代的选择》（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页64、66至67。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页236。
刘晓波：〈狂妄必遭天责──论中国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谬误〉，页67。
刘晓波：〈狂妄必遭天责──论中国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谬误〉，页74。
刘晓波：《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九○），页158至161。
刘晓波：《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页161至162。
刘晓波：《末日倖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页71、80。
刘晓波：《末日倖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页190。
刘晓波：《末日倖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页9至10。


第一二一四期.二○一○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