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6年新年伊始，本以为当局以基督教中国化为宗旨的拆十字架运动在浙江进行收尾工作、完成最后的任务后就告结束了，因为拆的十字架已经够多、抓捕的牧师律师也不在少数，“五进五化”“文化礼堂”等工作也在浙江全面展开，但是让世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局在新年后又掀起拆十字架的高潮：据统计在仅仅在2016年1月就有20多座十字架被拆，浙江被拆的十字架共计增至1800座；当局还以所谓“挪用资金”罪名抓捕了抵抗强拆十字架的全国级别的官方教会牧师顾约瑟（他目前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极为少见的宗教整肃，只有“文化大革命”才与此般配。



众所周知，这次自2014年开始的浙江基督教迫害的典型特征就是整肃官方教会，对三自会基层教会的打压使中国的基督教情势一下子回到了“文革”时期，因为只有在“文革”时，三自会和家庭教会作为基督教整体被当局镇压乃至消灭。不仅众多三自会的牧师被抓捕，而且官方基督教的一些官员也一度被捕，如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基督教协会会长周爱平长老。而作为全国两会常委的顾约瑟，他的被抓捕更具有标志意义，与“文革”非常类似。



根据赵天恩牧师等著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879》一书，中共建政后不久就成立官方控制的三自会，三自会全国常委一级人员大都是当时基督教界有影响但支持三自路线的教会领袖人物，他们在三自成立前后都饱受中共礼遇。但是当中共宗教政策转向“极左”，从1958年反右起，尤其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三自会的全国级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如中国三自会副主席、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因为在1957年参加了政协的“鸣放”，发言题为“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结果成为基督教内的大右派，以73岁高龄送去劳改6年，等于是死刑的宣判。1963年宣布摘帽，同年去世（见《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76页，邢福增主编）。



镇压高官，可杀一儆百、震慑芸芸众生。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众多陈崇桂涌现出来，当时除了省、市、县级宗教官员被抓捕判刑、自杀或枪毙外，三自会副主席、全国常委级别的干部大都受到抄家、殴打、游街、抓捕、判刑甚至被自杀的虐待。如吴耀宗被隔离检查（见《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89页，邢福增主编）、丁光训被抄家两次、杨绍唐被红卫兵虐待致死、赵紫宸被同工打嘴巴、赵复三被挂牌游街，全国三自会秘书长李储文也被殴打因而暴露了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见《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879》207、208页，赵天恩、庄婉芬著）。



可见，在“反右”和“文革”时才发生的镇压迫害三自会全国级干部的事件，在2016年顾约瑟牧师的身上发生了，顾约瑟无疑成为新的陈崇桂，虽然是全国常委级别的官员，但如果悖逆党意，定被逮捕法办，甚至引来杀身之祸。顾约瑟被监视居住，在不久将来就要被撤销基督教内一切职务，甚至会以经济罪名判刑坐牢。中共此举，完全说明中国基督教界已经进入新“文革”时代，极左政策将席卷全国，对基督教的改造和镇压将更加加剧。



顾约瑟事件也说明所谓全国基督教两会、各地三自会教会，在中共眼里还是它手中随意把玩、暴力驯服的宗教工具，两会里的官员，无论你级别多高、声誉多佳，一旦你不听党的话、对党的旨意和方针有所抵触，那么等待你的结局就非常残酷、抓捕判刑、倾家荡产都完全有可能。顾约瑟事件揭示出中共宗教统治的残酷性，揭示出党绝对控制宗教的真实性，世人完全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在宗教领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绝对权力的淫威。



新年伊始的强拆十字架和抓捕顾约瑟牧师，也说明了中共当局会一意孤行，将以基督教中国化为宗旨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下去，凡是遇到的阻力，都要强力铲除，如抓捕金华包国华等牧师、抓捕温州黄益梓等牧师、抓捕张凯等律师。中共清除路障、执意奔赴绝路，其手段之残忍、意志之顽固，也只有第三帝国时期推行国家教会的纳粹党可以媲美。



总之，欲作毛泽东第二的习近平，已经将中国这条船驶入了新的“文革”时代，此一判断已经成为海内外众多专家名士的共识。面对如此凶险的形势和如此强悍的敌人，中国基督徒当“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一方面要高度警惕敌人的作为，决不能掉以轻心，切实做好提前的防范、隐蔽工作，另一方面也奉劝仍在三自会里聚会的信徒、服事的教牧人员，抛弃任何侥幸心理、尽快逃离三自，否则你就是下一个顾约瑟、你就是下一个陈崇桂。一切正如以弗所书6:11-13：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