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冒险之旅
鸿 路
丹麦传教士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和 夫人米娜Minna Hass（1867—1960），摄于1937年。
夜 半 失 踪
鸭绿江之水仿佛一条绿色的绸带，从遥远的长白山飘入东南的黄海。
黄海之滨，辽阔的平原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孤峰，人称大孤山。
山的南麓，青堂瓦舍，节次鳞比，这就是孤山镇。早在乾隆年间，已是辽东的水陆重镇。到了清末，又成了鸭绿江上游木材输出的商埠。南来北往，木商云集。
镇上有一条街市，虽说，不过是一条筒子街，却也客栈酒肆，商号林立。娱乐消遣的去处不仅有戏园子，也有窑子和烟馆。这大概就是码头带来的繁华吧！然而，码头的兴也好，衰也罢，岁月如水，街市依旧。
天一亮，一个惊人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刮遍了孤山：
“丹麦老头失踪了！”
原来，夜里山上的灯火，那是在找人呢。后来，才知道有三、四个土匪冒充日本警察把丹麦老头“绑票”了。
孤山人议论纷纷：“你说这个‘丹麦老头’，那么大岁数了，不回家哄孙子玩，跑这个‘兔子不了拉屎的地方’整天蹬两个轱辘（脚踏车）东跑西颠的传什么‘福音’，图希什么呢？”说闲话的人，也许不知道，也许忘记了，“丹麦老头”来孤山那年还是新婚蜜月呢！
1896年，孤山的街上出现了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洋人，操着南腔北调的汉语。租下了西街的几间平房，开起了一家西医诊所，免费给穷人看病。由于，洋大夫的汉语半生不熟，所以，还聘了一位中国女教师做翻译。
起初，孤山人对诊所心有疑惧：既是“洋鬼子”，恐怕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吧！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渐渐地，小诊所声誉鹊起，每天求医问诊的三、五十人，多者近百人。
诊所的主人是夫妻俩，先生瘦高个儿，虽然才三十岁，天生有点秃顶，汉语名字叫“柏卫”，丹麦名字是鲍尔维 康拉德 苏福斯Conrad
S. Bolwig。1866年9月16日 ，柏卫出生于丹麦?Ster Nykirke的教区。他的女人，就像西洋画上的美女，人们叫她“米娜”（ Minna Hass，1867—1960）。两个人来自一个远在天边的小国——丹麦。
丹麦人是个信教的民族，大多数人都信耶稣，有一种虔诚的传教热忱和救世的使命感。
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复活后对门徒的召唤：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从耶稣撒冷，直到万邦”
福音，是指信耶稣得永生的好消息，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
19世纪，被欧美史学界称为“基督教的时代”，尤其19世纪末期，“基督教世界，似乎是挡不住的潮流”。（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上帝来临》）
1891年，丹麦路德宗教会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在欧登塞（Odense），召开了一次海外传道会议。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拥有众多的修道院和教堂，曾经是丹麦神职人员的中心。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丹麦的基督徒代表做出了“到中国去”的决定， 认为那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也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恰巧，这一年，柏卫完成了哥本哈根大学的神学专业，接着，去苏格兰爱丁堡学习医学和汉语。
1893年夏天，柏卫荣获牧师职位。这是Bolwig家族的第二代牧师，他的父亲Johan Cnrat Bolwig就是丹麦教会的牧师，那是在1848至1893年，在老Bolwig退下的那一年，刚好小Bolwig“接班”。
9月，蜜月未尽，柏卫和米娜告别了亲人，开始了“远东冒险”之旅。这是当时的流行说法，因为，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战祸连连的灾难之地。
为什么远离港口都市，偏偏稀罕穷乡僻壤呢？这叫“拓荒”宣道，要把靠主得救的福音带给从未听过的人。
“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王树增《一个帝国的背影》)还有的传教士被野蛮的食人部落吃掉”。（注1）
第二年，柏卫来了一名“帮手”，这位丹麦小姐Marie
Ellen Nielsen，她的汉语名字叫聂乐信。（注2）
不久，柏卫在西街又建立了基督教培英小学（注3），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柏卫自任校长，夫人米娜 教授英语和音乐，聘请了一位赵姓的中国 老师做主管，这是一所男生学校。还有一所女校建在孤山东关（东街），后来，又搞起了贫民救济所，孤儿寡母、乞丐、流浪者有了自己的家园。
大孤山的风景不再仅仅是唐朝的庙宇，远远的就可以望见，高耸云霄的十字架，那是在孤山的北坡，一座北欧风格的教堂和钟楼。尖式屋顶，圆拱形窗子，红色糅合橘黄色彩的墙体，在夕晖的抚摩下，给人一种醇和与安静的感觉。
时光无情，40年后的柏卫已经71岁了，难怪人们叫他“丹麦老头”了。这样一把年纪的人掉到土匪手里，不死也要扒层皮呀！土匪是杀人不眨眼的，勒索不到钱财就要“撕票”啊！
土 匪 世 界
自从踏上这片黄土地，几乎就没有安稳的日子。
1900年，一个风高月黑之夜，火光冲天，杀声四起，一群手执大刀长矛的人，嚎叫着“烧教堂，杀洋人”的口号，在孤山街上疯癫起来，这是 京城“拳匪之乱”（义和团）祸水的漫延。
恐怖笼罩着孤山，岫岩、凤凰城也出现了“拳匪”，丹麦人纷纷撤离了，柏卫让米娜带着两个儿子逃往亚瑟港（大连），他却一个人留守孤山。
清兵的一个林统领（林长清）多次敦促他，赶紧离开这个险恶之地。7月14日 ，林统领命令两个士兵护送柏卫下了山。这位林统领和柏卫有点交情，因为柏卫曾救了他手下的一个伤兵。
“刀枪不入”的拳匪，弹指间灰飞烟灭了。但中国的土匪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总也割不完。
孤山小镇由于有些商户人家，他们的家产就成了土匪的主要猎物，记不清土匪骚扰多少次了。
1903年，孤山遭受过400名匪徒的洗劫。
不久，日俄开战，沙俄的200个哥萨克骑兵占领了孤山。
春来河开时，倭寇又从水路登岸，赶走了俄军。
1932年又有300名土匪袭击孤山，控制了小镇达一周之久，到处绑架，有些人被残害致死。最终，日本人来清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很多土匪被击毙，剩下的落荒而逃。
1933年4月，丹麦人尼尔森Nierseen在行医的路上，被两名土匪劫持走山，扣押了半年多，直至赎金到手才将人放回孤山。
史料记载，孤山一带土匪计有千人，多达20几股。（《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编）
孤山的匪患，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土匪“绑票”成了家常便饭，而“洋人”在土匪眼中是最肥的猎物，可以开天价敲诈。所以，绑“洋票”成了“热门”。而且，“红军”也乐此不疲。1932年，红军某部“有一次抓了两个比利时传教士当人质，让国民党当局用钱和药品来交换”。（见于中国阳新县政府网：彭方复少将）。
既然是“绑票”，就少不了“撕票”：1934年12月6日 ，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索要巨额赎金二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砍头，撇下了才出生两周的女儿海伦。（维基百科 方志敏）
中国，被西方人称为“土匪世界”。
虎 口 余 生
“丹麦老头”被带进了一个山洞里，摘掉了眼上蒙的“进山罩”，朦朦胧胧地觉得，这是一个阴暗的山洞子。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耳边响起一声叫喊：“给‘大当家’（ 匪首的称呼）跪下！”
柏卫朝叫喊的地方瞥了一眼,慢慢说道：“你们不懂，基督徒只给上帝下跪，除了上帝以外，不跪拜任何人，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跪。”
语音刚落，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你知道义和团的厉害吗？我爷爷就是大刀队的，那可是菩提金身，刀枪不入啊！”
柏卫还是那样从容，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们，主耶稣说过，动刀者必死于刀下。”一个匪首过来把“亮刀”的骂了，推向一边。接着，搬来一把凳子，端来一碗水，让柏卫慢慢地坐下来。停顿了片刻，柏卫给他们讲起了一段故事——
1900年6月，义和拳和清军攻打东交民巷，把守这里的洋兵只有400个，可是，整整65天攻打不下。更奇怪的是西什库教堂，除了教士、避难的教徒，仅仅有40个士兵，41条枪，别说枪炮攻打，就是人踩也踩平啦！就是这样一个微弱之地，清军和义和拳却久攻不下，多的时候连清军带义和拳10余万人围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上帝的看护吗？义和拳杀了多少人，包括自己的同胞，血流成河啊！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呢？一个个的死于刀下。
土匪端量着眼前须眉洁白，宁静安详的洋老头，一个个面面相觑。
柏卫感觉山洞里有一股焚香的气味，这是他很熟悉的味道。因为，刚到孤山时，他就在寺庙周围布道。施洗的第一个孤山人，就是提篮卖香的小贩，他的女儿叫姜宝珍。（注4）
虽然，昏暗中，他没有看清摆着什么佛龛，但对这种“敬拜”并不陌生。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摆供呢？因为你们杀了人，做了恶，心里害怕，用你们的话来说，害怕冤魂来抓你们。但是，泥塑木雕的东西，怎么能让人得救呢？记着主耶稣的话吧！‘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人不悔改，上帝不赦罪，就不能得救，就永远脱离不了罪恶的死亡。”
……
经过一些日子的治疗，在一个晴朗的礼拜日，他和 夫人米娜在官兵的护送下，坐着一辆军车，回到了久别的孤山。
孤山的街上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手中拿着采来的鲜花。
柏卫由米娜搀扶着走下车，望着眼前的乡亲们，激动的热泪盈眶。
刚到孤山的时候，这地方没有十字架。如今，孤山教会在庄河、安东两地分布了九个支会点，这些聚会点的 13名传道人，大都是中国人。信徒从一个卖香小贩发展到1311人。
耶稣在传道时，曾对他的门徒说：天国好象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天国的拓展是奇妙的，从卑微渺小到令人惊奇。两千年前，当耶稣出来传道时，谁曾料到，一个木匠的儿子和几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门徒，竟然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呢？
人们簇拥着柏卫夫妇一起步入教堂，柏卫走上圣坛，带领大家一起祈祷。柏卫的平安，是上帝的荣耀：虽曾在土匪的巢穴，但更在上帝的手中。
夕阳西下，孤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低沉而洪亮的钟声，一声未歇，一声又起，在空中震荡、回旋……
1902年，
柏卫、米娜和两个儿子的合影，左为克努德（Knud，1899年生），右为阿格（Aage ，1896年生）。
天 各 一 方
柏卫和米娜夫妇有四个儿子，都生在大孤山。孩子是父母的快乐天空，但天空也会出现乌云和阴霾。
1897年的春天，第一个儿子夭折了。在孤山脚下，夫妇俩埋葬了幼小的生命，两年间的亲昵和快乐，瞬间消失了，融入了异乡的土地。
在“拳匪之乱”的岁月，夫妇俩带着二儿子阿格（Aage）和三儿子克努德（Knud），从烟台港坐船，在海上漂荡了70多天后，回到丹麦。1903年，他们把7岁的阿格和4岁的克努德安顿在奥登塞小镇的一个朋友家里，奥登塞是童话之父安徒生的故乡。
1905年夏，孤山又有一个“洋娃娃”降临了——赫尔林 鲍尔维（Hrlig Bolwig），他是柏卫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了。赫尔林从小就和孤山的孩子在一起玩，汉语自然会了，只是带着一股“海蛎子（牡蛎）”味儿（当地人形容海边人说话土气）。
1910年，赫尔林随父母乘火车回丹麦度假，这时的阿格已经14岁了，克努德也11岁了。赫尔林第一次见到两个哥哥，欢喜的雀跃起来。可是，他说的是带有“海蛎子味儿”的“外语”，听不懂哥哥的“国语”。不到一年光景，他和哥哥在一起“玩”会了。也许，赫尔林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第一次回丹麦了。在度假的日子里，一家人参加了阿格的坚信礼（注4）。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赫尔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哥哥，跟着父母又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回孤山后，柏卫夫妇继续在培英小学执教（升为中学）。后来（1921），随着学校的合并，他俩又在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教课，米娜依然教英语和音乐，柏卫除了宗教知识，还兼课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
在这期间，小儿子赫尔林跟着父亲学习数学和物理，母亲教他英语、德语以及音乐，艾伦 尼尔斯(Ellen Nielsen ,聂乐信）负责教授动物学和植物学。在后来的日子里，赫尔林跟着父亲又学习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这是研读圣经的功课，因为，最早圣经是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
1919年，一战的硝烟已散，但西伯利亚铁路仍然瘫痪，回丹麦不能坐火车了，只能乘船穿越太平样、美国和大西洋。赫尔林再次随父母回国，又有了和哥哥欢聚的日子，柏卫夫妇也有八年没回来了。这时，阿格在哥本哈根大学技术学院学习，克努德是一个书商的助理。
假期未尽，柏卫却告辞了。因为，在孤山替他代课的老师回哈尔滨了，他不能让孩子们缺课，于是，一个人走了。随后，米娜也踏上了“孤独之旅”。
这回，小儿子留了下来。1921年春天，赫尔林开始了高中生活，他立志要做一个牧师，像祖父和父亲那样。
从这以后，兄弟三人团聚了，不再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了，唯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哥哥长眠在异国他乡。
赫尔林和他的中国朋友 摄于1924—25，孤山
母 亲 的 心
1929年1月，西伯利亚之夜。
一列火车在冰雪覆盖的原野上缓缓行驶，所有的景色被黑夜掩盖了，只有呼啸的北风席卷着茫茫大地。
这是西伯利亚最冷的季节，车厢里的暖气似乎被风刮跑了，严寒中有一股凄凉、孤寂的气氛，令人想起这里是“流放之地”。
车窗下畏缩着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一双眼睛充满了忧伤，郁积的心事梦幻般的浮现起来……
这次回丹麦之前，小儿赫尔林来信说，丹麦经济衰退，做书商助理的克努德失业了，生活陷于困境。听到这个消息，米娜忧心如焚。另外，阿格和妻子准备移民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孩子结婚时，也没能回去，至今还没见儿媳一面，想起这些，做母亲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本想利用这次休假，抚慰一下孩子，哪知柏卫过于繁忙，难以脱身，让她一个人回去了。寂寞而漫长的旅行，米娜已经有些习惯了。十年前，夫妇俩一起回丹麦休假，和孩子快十年没见了。可是，假日未尽，柏卫一个人走了，他要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是，在她准备返程的前一天，克努德在柏林一家医院做了胃部手术，而且，一个月后还要二次手术。米娜连夜赶到柏林，含着眼泪和儿子依依惜别。
她想着想着，有些黯然神伤，蓦然，一曲音乐从心间流淌出来，那是在海勒鲁普(Hllerup)公寓的一个夜晚，她弹着钢琴，儿子克努德吹着长笛……
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天空飘起了雪花。米娜又想起了十年前，赫尔林才五岁，跟着爸爸妈妈第一次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火车在辽阔大地飞驰，车窗外的风光就像看不完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野马在奔腾，一片片的白桦树，小木屋好像童话里的一样，温柔碧绿的湖水令人赏心悦目……
当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下来时，一片薄薄的树叶贴在玻璃上，赫尔林忽然惊叫起来：“蝴蝶！蝴蝶！”果然。是一只蝴蝶，浑身泛着淡蓝色，翅边是雪一样的白色，不停地颤动着，也许它飞的太疲劳了，要停下来歇一歇。
儿子问：“妈妈，西伯利亚这样冷，它怎么过冬啊？”
妈妈说：“冰雪会把它包裹起来的。”
“那样不就冻死了吗？”
“不会的，孩子，冰雪消融的时候，它还会飞起来的。”
“啊！妈妈，那不是复活吗？”
“是的，复活，这就是西伯利亚蝴蝶啊！”
赫尔林在丹麦高中毕业后，来孤山探望父母，摄于1924—25
荣 归 故 乡
1941年10月，赫尔林（Hrlig Bolwig）来信问父母何时归乡，并且说，上帝又为你们送来了一个孙子Mogens Conrad。夫妇俩喜悦之下，心中隐隐有一种惆怅，这是第三个孙子了，前两个孙子长的什么模样，也只有神知道了。柏卫的内心似乎还多一层沉重之感，
1933年夏天，对小儿子而言非同寻常，既是任命牧师，也是结婚的一年。正赶上柏卫夫妇休假，难得遇上这样的幸福时刻。但是，就在赫尔林即将携着安娜（Anna lngeborg veien）步入结婚礼堂之际，柏卫一个人回孤山去了。为何如此来去匆匆，“像雾像雨又像风”呢？事情是这样的——
30年代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失业浪潮像野马似的一路狂奔。经济的衰退，使海外传教事业丧失了“支柱”，特别是中国这样积弱积贫，又陷入战争深渊的国家，没有海外信徒的捐助，教会是难以为继的。这次回丹麦，说是“度假”，实为“募捐”。柏卫四处奔走，到处演讲，组织了全丹麦福音派信徒多次会议，报告丹麦传教士在中国的满洲，在安东，在孤山等地的工作情况，同时，陈情“等米下锅”的窘迫，呼吁和发动募捐。拿到“米”了，自然要赶紧回去，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赫尔林来信的两个月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下令将国籍与日本交战国的欧美传教士集中软禁（沈阳），并加以驱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丹麦虽是中立国，但在满洲的丹麦传教士也受到了打压。日本人告诫柏卫，战期不许走访所有山村的传教站，也不许在教堂和学校进行传教。
俄国有句俏皮话，“永久和平只维持到第二年”，中国不幸被其所言中。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拉开了“接管”大陆的序幕。“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中国人啊！又要淹没在血泊之中了。
这年的5月，柏卫夫妇开始了回乡之旅。
从孤山上路，坐马车跑了一天，到了安东火车站，一栋二层的木头房子，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安东人叫“票房子”。
从新义州涌来的日本侨民拥挤在站舍里，一个个肩背手提，灰头土脸，女人的喊叫，孩子的哭声，昏厥在地上的老人，混乱、焦灼、惊慌、骚动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站舍。墙上贴着一条粉色的纸，上书：“红军领袖斯达林大元帅万岁！”
火车站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许多日本人在“叫卖”，这些战败国的“弃民”，巴望着快一点卖出去，然后，早一点背起行囊，伴着西沉的落日，踏上回乡之途。
在安东等了3个月，才挤上一辆汽车，跑了一段路就“抛锚”了。人不得不下来步行，81岁的人米娜就成了丈夫的“拐杖”，几年前（1940年6月），柏卫骑着脚踏车下乡摔伤了褪。在此之前，他的腿脚还是很利索的，有一次，骑脚踏车从孤山到安东（66岁），蹬了一天，去参加于承恩Vyff(
Lohannes Vyff 1870—1932，注6)的葬礼。由于战争的破坏，公路上坑坑洼洼，只好逮着什么车，就搭什么车了。一路上餐风露宿，好容易到了奉天（沈阳）机场，又等了两个礼拜才搭上飞机。3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走出东北。
从上海起飞，继而加尔各答，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有专机在迎候这些海外赤子，丹麦和挪威的传教团体租下了“安斯家”号飞机，同机的传教士有15名丹麦人和21名挪威人。
飞机在蓝天上飞翔，柏卫从舷窗凝视着苍茫大地，心潮如狂风扫过海面，激荡不已：这是一个烽火不息的国家，连绵不断的血腥和混乱，漫无边际的贫穷和愚昧，鸽子啊！你何时才能为这个不幸的民族衔来一枚橄榄绿叶呢？……
在他们的身后有一架白色飞机停降在那里。
这是柏卫和米娜结束了艰难之旅，到达哥本哈根机场的历史留影。
注：本文图片均为柏卫Conrad S. Bolwig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先生提供
注解
（注1）据《信息时报》2009年12月9日 报道，在太平洋一个名叫埃罗芒阿的小岛上，居民们逐一向来自英国汉普郡的65岁男子查尔斯?米尔纳?威廉姆斯等18人道歉，因为他们的祖先在170年前吃掉了查尔斯的曾祖父约翰?威廉姆斯牧师。
（注2）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孤山，在东关建立了崇正女校及崇正贫民救济所。
（注3）基督教培英小学成立于1906年，1912年升格为中学，1921年并入安东县（今丹东）劈柴沟三育中学，这是丹麦人建立的一所园艺学校。
（注4）姜宝珍（1897——-1965）。是入读孤山崇正女校最早的三个女生之一，高中毕业后，丹麦人送她留学丹麦、英国，海归后，任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1940年（43岁）离开孤山，嫁与哈尔滨商界巨子基督徒武百祥（1879年—1966年）。
（注5）坚信礼（Confirmation）是基督教仪式，孩子在13周岁之时要施坚信礼，只有如此，方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
（注6）于承恩（Johannes
Vyff，1870--1932）丹麦牧师，1901年来中国。1906年起，先后在安东建立教堂、医院、三育小学以及劈柴沟三育园艺中学（辽东学院农学院前身） 院农学
附记：本篇的写作要感谢丹麦友人提供的史料，一是故事的主人公柏卫（Conrad S. Bolwig）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的著述《1896年至1946年Conrad
Sofus Bolwig 和 Minna Bolwig 在大孤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丹麦作家吴坤美 女士Estrid Nielsen（1934年出生于安东县劈柴沟）提供的《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等史料。近年来，作者在研究丹麦传教士在安东（丹东）的一段历史中，与当年传教士的后裔聂晓罗Sune
Nielsen 先生（1970年生，哥本哈根大学毕业，曾留学中国，作家吴坤美 女士之子）结为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