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地主的管家
鸿 路
四个兄弟：1、我们的大厨2、我们的业务经理3、农场肥料保管员（右一）。他们都是最早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人。
本文的黑白照片系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教会出版)，该书以图片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感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孙女Xingmei(杏梅)和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的为图片所做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牧师和教师。1914—1916年，在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及神学院院长。
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华，是孤山崇正女校及贫民救济所的创始人，即聂乐信。
翻身果实
1948年春节，给孤山人带来了“翻身果实”，农民的脚下有了自己的土地，“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留有两头奶牛、果树和住房。
还算是幸运的，假如在北边的宽甸，早就被石头砸死了，甚至把心挖出来吃了（《宽甸风雨录》尚振生主编，以下简称“风雨录”）。
不管怎样，暴风骤雨总算过去了，天空虽然没有出现彩虹，但人们总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聂乐信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太婆了，说不准哪天爬不起炕了。谁来侍弄她的“翻身果实”呢？说到底，谁愿意来照料老太婆的生活呢？一个“被斗地主”、“帝国主义分子”，而且，“繁华已尽”，就像衰老的奶牛，已经挤不出几滴奶了，日后恐怕还要跟着“沾包”。（受连累）
孤山镇土改工作队队长肖鸿儒（后任镇长）站在会场中间，看着满屋子的人，一个个嘴巴紧闭，面面相觑。这时，从人堆里站出来一个汉子，他就是33岁的王生仁。人们都认识他，先前孤山教会的“厨子”。
从此，这个普通的农民接过了“政府照顾”老教士的担子，然而，他的出身也就由农民变成了“奴仆”，而他的职业成了“给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管庄”（《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1959年8月28日 ，以下简称“逮捕书”）。
“管庄”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给地主管理田庄吧！也可以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吧！好比恶霸地主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电影《白毛女》）。在“逮捕书”中，对于
“管庄”是这样叙述的：
“从1933年至我军第一次解放（1945年9月）孤山镇，该（王生仁）以耶稣信徒、洋奴给丹麦基督教头子、地主聂乐信经营土地，菜园。1947年聂（聂乐信）被斗以后，虽已无地可种，但仍以洋奴身份为聂效忠。”（注1）
土改“打击面过宽”要“纠偏”。可是，谈何容易？人被打死了，东西被分了，甚至有的地方还霸占了人家的“女人”。
在刘少奇领导土改的地方（晋绥），“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2005年10期《山西文学》）
这正是鲁迅笔下阿Q“神往”的革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无怪说，革命是盛大的节日。
上头说了，“纠偏”主要是说分掉中农的，要“原物退还”，但贫雇农说，“得到一块肉，刚在锅里炒了炒，还没吃到嘴里，就叫吐出去”。（“风雨录”）可见，从“猫嘴里掏鱼”难啊！人是贪婪的，何况白白到手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挖耳勺。
土改时，教堂的凳子也分光了。后来，肖队长根据“纠偏”政策，提出“教堂的凳子”应该“退还”教会。那时，教会的人都散伙了，只有王生仁和聂乐信在一起。结果，讨还“凳子”的事，就落在了王生仁的头上。有了“尚方宝剑”，王生仁就去找凳子，当时，教堂的凳子大都在北关街道办事处和苇塘管理所。结果呢？“狐狸没打着，惹了一身骚”。凳子没要回来不说，却成了罪状——
“帮助被斗地主聂乐信反把。”（“逮捕书”）；
“公开向街道干部王松涛要聂乐信被分的凳子”(《安东市中级法院刑事判决书》（60）刑字190号)。
（注1）对于聂乐信的“管庄”，有另一种说法：“聂乐信丹麦募捐办教的资金，以孤山镇支持者陈士美的名义，在孤山购置了七百余亩土地（因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卖土地）、苇塘、果园和渔船，造房270余间，并委托陈士美代为管理。”（陈培林《东沟县史志通讯》之历史人物）
讨债风波
土改时，流行一句话叫“砍大树，挖财宝”。上半句是说要把地主斗倒，后半句是说要把地主家掩藏的财产都挖出来，一句话，就是“打倒、分光”。
可是，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这棵大树，虽然也“砍倒”了，东西也分光了。后来，她却成了政府的债主，军队的房东。难怪孤山人说，老教士
“是海边的蟹子，肉在里头”。
孤山一带多为水田，秋后脱完谷的稻草，除了做烧柴，饲料、苫房子，还可以编织草袋，也叫草包，当地把编织草袋叫做“卡草包”。
1950年，孤山镇政府办起了一家草袋厂，起初生意还不错，后来，不知怎么日渐衰落，以至拿不出钱给“农民工”发工资。上哪去借债，以解燃眉之急呢？孤山的“富人”都被斗成“穷鬼”了，跟谁借钱呢？
镇长（肖鸿儒）一拍脑门，想起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这老太婆手头不缺钱，因为她有“外援”（注2）丹麦教会没有忘记，还有一只孤雁守望在孤山。可是，“人有脸树有皮”，怎么张这个嘴呢？想一想亲近她的人，有的蹲监狱，有的被“管制”，只剩下王生仁了，就叫他在中间“搭桥”吧！
于是，人民政府从“被斗地主”手里借来300元钱。在那个年代，300元人民币，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二、三十元的月薪可以要活一大家子人。
谁曾想债务到期了，政府拖着不还，也许有难言之隐吧！谁有粉不擦脸上，还抹在屁股上啊？世上哪有不要“面子”的政府呢？因为要面子，欠债不还，脸上无光，还要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这让讨债的王生仁有些气愤，结果，吵起来了，伤了领导的“面子”。
由此，“洋奴”的印象，在领导的脑海里不可磨灭了。后来，又和军首长发生了一场“口角”。
这年夏季，韩战爆发。
在孤山不远的大姜屯，军方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军用机场（注3），于是，这一带就成了鸭绿江入海口的“孤山前线”。
十月里，军队的人马陆续来孤山，老百姓的家里，山上的庙堂，都住上了军人。耳朵眼儿大的小镇，一下子涌入“千军万马”，
安营扎寨的事成了问题。军首长的目光瞄向了小东山上丹麦人的房子——
“基督教会在这个小山头上（孤山东关）建了一所学校，叫崇正女校。还在那搞了一个慈善事业，收养一些孤寡人和没有工作的一些人，到那去干活。这个小山头面积比较大，房子比较多，，还有几栋楼，都是基督教会的，有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在那照管。”（引自《东港市基督教会孤山房产归属权申请资料》之“肖洪儒证实材料”，以下简称“资料”)
军队要借用教会的房子，这是战争需要，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在肖镇长的“主持”下，“将基督教的崇正女校那一片房子交给部队住了（包括陆军、空军），当时崇正女校是空军的一个师部在那居住的。”（“资料”）就这样，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成了军队的“房东”。
孤山机场建成的两年后，朝鲜停战了，机场也就废弃了，变成了一片水田。随后，孤山的驻军陆续撤离了。但是，房子没有退还。这时，孤山镇长也“换马”了，肖洪儒走了，李在臣来了。30几年后，李镇长作了如下证实（“资料”）：
“在部队占用期间，当时基督教会的负责人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是个女的，是个修女）多次去要部队占用的这部分房子。当时，我多次做聂乐信工作，让她别要这部分房子”。
“1953年10月份，抗美援朝基本结束了，当时部队搬走了一部分，孤山镇也发展了一部分企事业需要房子，我就去部队要占用的房子，其中包括基督教会的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当时部队占用地方房子比较多。
我当时去部队找一个师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因当时部队领导的名字挺保密的。这个师长说，他们驻基督教的崇正女校、贫民救济所,银行前边的房子、道德会的房子、孤山县政府的房子、公安局的房子，都报中央军委划归军产了。当时我们非常不满意，我说这部分房子是临时借给部队住的，怎么能归你们军产了。当时这个师长说，这是战争需要，已划给我们部队版图了。我要看这个版图，这个师长说，保密，不能随便看。”(“资料”)
最后一批志愿军也从朝鲜撤回了，教会的房子仍然没有“物归原主”。这时，肖洪儒又回到了孤山“主政”。
“1959年，我回到孤山当乡长。当时，我记不住是谁向我要这部分房子。当时沈阳军区来人了，说是基督教这部分已划归军队的版图了。
我当时对来的军区领导说，当时你们部队抗美援朝没有房住，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基督教这部分房子怎么能成了部队的呢？”
说完，首长叫乡长陪他去看看那些房子。
教会的房子被划归“军产”了，孤山人早有所闻，但总觉得有些蹊跷。所以，当乡长陪着首长转悠时，有几个乡民就跟在腚后看热闹。走到小东山时，碰上了王生仁。对于“教产”变“军产”的事，王生仁也是一直想不开。赶巧碰上了部队首长，他就想问个明白。可是，话没说上几句，两个人吵起来了，脸也红了，脖子筋也粗了，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王生仁被警察抓走了。（注3）
（注1）“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女士的生活主要靠丹麦基督教会每月汇款二三百元，有时汇给一千元。直到聂乐信 女士病逝，丹麦教会才停止汇款。”（见于《聂乐信 女士在大孤山》辛国祥）。
（注2）孤山机场位于孤山镇辖区的姜家窝堡。1951年3月开工， 5月20日 竣工。该机场的建立系中共东北局、东北政府，于1951年2月对辽东省修建委员会的指令。
（注3）2011年6月17日 ，在孤山教会执事李芳的陪同下，作者采访了基督徒张洪志老人，在回忆中，老人讲述了王生仁和军人争吵后被捕的情节（采访录制人汪大鹏）。
张洪志 女 1922年生于孤山，27岁时受洗信主。现住孤山镇古韵小区24号楼6单元215室。
崇正贫民救济所的瓦工，于1905年建起了女校的住所。
现行反革命
王生仁被警察抓走了，孤山没什么惊动，仿佛在预料之中，只不过是早晚的事。让孤山人瞠目结舌的是，警察从王生仁家抄出了“黄金”——
1根金条、3个金元宝，还有7枚金镏子（戒指），警察一个个“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王生仁祖辈都是种地的，哪来的这么多“财宝”呢？
其实，警察抄王生仁的家（孤山镇东关街5组217号），目标是“电台”，因为，怀疑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是潜伏下来的帝国主义“间谍”，王生仁是她手下的“特工”，要顺着王生仁这根“藤”，摘下聂乐信这个“瓜”(王生仁的“逮捕书”将聂乐信列为“同案人”)。
于是，王家的炕也刨了，地也掘了，电台没有找到，却挖出了“财宝”。一石激起千层浪，孤山的大街小巷“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闹了半天，聂乐信是暗藏的“老狸”，“厨子”是她手下的“特务”呀！这“厨子”也真是“脑袋大叫驴踢了”，到手的金子凭什么不花呀？放着“下崽儿”呀!？这可倒好，鸡飞蛋打了。再说，怎么还能让人翻出来呢？这么大的孤山，藏哪不成？信主的人脑子就是不转弯，一条道跑到黑。
“赃物”有了，就等“口供”了。几番审讯，招供金子不是“地下活动经费”，而是教会的资金，是聂乐信委托王生仁经管的。至此，一起间谍案子成了“水中捞月”。
既然，“间谍”、“特务”子虚乌有，那么，王生仁可以“自由”了吧！谈何容易？在一个暴政的国家。把一个无辜的人制造成罪犯，易如反掌，不然，就不会冤狱遍地了。
警察开始走街串户，搜集王生仁的“反动言行”。
土改后，又搞起了“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要带领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上头派下来的干部把全村人叫到一起，然后宣布：跟毛主席搞合作化的站在一起，不过来的就是要单干，跟蒋介石走的。这样一来，谁还敢不入合作社？
王生仁入社碰上了更荒唐的，让他和奶牛一块入社：
“‘老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的两头奶牛、果树、房子都规划入社了，房子就给留两间，楼上的房间也不让动。在规划时说，‘老教士’由政府照顾，实际政府照顾‘蛋’啦？什么都规划了，连我（王生仁）也规划了，让我随着奶牛入社，‘老教士’不愿意，叫我给她做饭，好说赖说才留下。”（摘自《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以下简称“逮捕书”）
不久，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报上联篇累牍的“吹牛皮”，说人民公社 “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注4)
还出现了“千斤卫星猪”，“小麦亩产12万斤，一棵白菜520斤”。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害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忧心忡忡：“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最后一挥手：“一天吃五顿也行”。（1958年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
可是，王生仁这个“乡巴佬”竟敢唱对台戏，他说，“报纸上登载的事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你应该相信反面的，报道战果胜利了，你就相信失败了。”
“现在成立人民公社，有钱的人穷了，穷人更穷了。”
“孙信爱（注5）被扣上右派帽子啦，他们叫你鸣放，放完了就整你，变成右派了。”
……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皇帝的新衣》安徒生）
可是，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天真的声音”意味着灾难。所以，有一个作家写了11本书，获刑11年。王生仁和邻居的“5”次闲聊，凑成一“碟”端上去，就被判了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注4) 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农村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向农民宣传“人民公社”种种好处，本文中引用的是“好处”其一。
注5）孙信爱（1910—1967），孤山教会牧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贫民救济所手工艺品学校的圣经班
献给政府
冬去春来，杏花盛开。
孤山东关街头的一家小院，几棵冠大枝垂的经年杏树，花朵秀成了团团锦簇，暗红棕色而纵裂的树皮，印证着风雨中的苍劲。一个头发花白、身躯佝偻的老人，两手摸着低矮的黄土墙，向院里张望......
他的耳边响起了女儿的哭声，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一个吊在树上的女人解下来……
院墙上涂满了大标语：“打倒反革命、洋奴王生仁！”
秋风萧瑟，枯叶飘零。一挂马车在土路上徐行，车上坐着一个妇女，还有一个泪痕未干的女孩……
这一年（1966），女儿离开了孤山，和生身之母回了出生地——庄河县。
王生仁被抓走那年，女儿才6岁。一晃眼下，女儿也该“出门子”（嫁人）了吧！
王生仁这一辈子没有孩子，女儿是从小姨子（妻妹）那抱来的。多亏如此，不然，孩子就成了“流浪儿”。
一个男子走过来，在王生仁身旁停下来，两个人彼此端详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是王生仁吧？”
王生仁点了一下头。
“叔啊—！我是小摩西呀！”
“啊—！？小摩西……”
王生仁慢慢想起来了，他把“小摩西” 一下子搂在怀里，眼泪一哗哗的流下来。
说是”摩西 (注6)，其实年纪也快半百了。王生仁被抓走那年，小摩西是20几岁的小伙子。他姓张，大名“文厚”，也有叫“张摩西”的。他的母亲叫张遇恩，比王生仁小一岁，两家是要好的邻居，也是信主的姊妹。
1960年2月，“老教士”不幸摔伤了，就此一蹶不振，而且，眼睛也几乎失明了。王生仁的妻子（孙桂花）常过去照看一下，
有忙不开的时候（聂已不能自理），就喊着遇恩姊妹。
小摩西凝视着王生仁的脸，欲言又止，他心里想说的话，也是孤山人惦记的，终于，憋不住了：“老教士死了，那金子归你了？”
“金子是教会的，老教士叫我保管的。”
“那么，归教会啦？”
“献给政府了。”
“你献出去啦？”
“傻孩子，那是神家的东西，我能拿去‘送人情’吗？”
“那是怎么回事呀？”
王生仁长叹一声，痛苦地摇了摇头。
一阵风轻吹过树梢，杏花纷纷如雨。
王生仁向西街走去，地势由高渐缓，坡下一栋二层小楼，俗称“小礼拜堂”，据说，变成了空军某部的气象哨所。
孤山北坡耸立着十字架的钟楼，已经片瓦无存，教堂被间壁成了民宅，拥塞着一群人家（注7）。教堂西边插有十字架的坟茔，从前（1920）附近有几间房子，无家可归的几个老人在这养鸡种菜，看护墓地，这是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建立的养老院(“贫民救济所”的前身)，如今都已削为平地了。
王生仁佝偻着腰，脚步有些沉重，不过65岁的年纪，却已经形如枯槁了。
这次回孤山是告别的，虽然，压在背上15年的“黑锅”拿掉了，（注8）但是，他还要回到南大荒（盘锦）劳改农场去，不是铁窗麻痹了鸟儿的翅膀，而是家乡早已成了悲凉的“空巢”。
眼睛湿润了，孤山，罩着一片红白相融的雾，渐渐远去了……
(注6) 张文厚
孤山人，1933年出生，基督徒。
2010年3月，在孤山教会执事李洪全的引见下，作者采访了张文厚，其母亲张遇恩已于1992年逝世，时为76岁。摩西是圣经里的人物，“小摩西”即张文厚儿时的乳名。
(注7) 1968年，孤山镇政府将教堂交给房产部门管理（负责人藤开亮）。随即拆除钟楼，将教堂改为民宅，住进9户人家。
（注8）1979年，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以（79）刑监字第316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安东市中级法院（60）刑字第190号判决，宣告王生仁无罪。
孤山东街的小“礼拜堂”，本篇主人公孙信爱亦曾活动于此。
丹麦女教士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中文名字陈乐实，即孤山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也是后来《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一书的作者，曾在此居住。
韩战爆发后至今，仍为空军某部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