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新恩



坦白说，根据我对顾约瑟牧师的了解，我并不怎么赞同他的“属灵神学”倾向与模糊的政教观，以及某些时候过于率真的论说，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



听说顾牧师今天被浙江“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免去牧师职分。这是十分荒唐的事。然而，比起程序的不公正，认同党国有权赐予或解除牧职，这才是中国三自系统教牧的最大问题。有些基督徒在讽刺两会废除“牧职”的可笑，这个可笑的结果是基于一个悲哀的事实：默认了两会章程的属灵权威。这是不折不扣的政教合一。三自内福音派传道人和信徒，由于几十年的政治思想和“属灵”神学的双重教育，加上被迫加入三自的老一代牧者的沉默，才会发生这等教会史上的荒唐事。



许多人常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党国统治的三自系统教会，仍然有大批持守福音派信仰的教牧同工？比如顾约瑟牧师。这得从中国教会的一个重要传统说起。



稍微认识顾牧师的人都知道，他是徐思学老师的高足[1]，他们师徒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而徐思学老师则是有中国“神学泰斗”之称的贾玉铭牧师的得意门生。相对于备受海内外关注、研究的抗争派领袖王明道先生、倪柝声弟兄，与同样频繁见诸媒体的投降派吴耀宗、丁光训等，“隐忍派”（暂且用这个名称吧）代表贾玉铭、杨绍唐[2]等极少作为重要个案加以考察研究。[3]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家庭教会认为他们与“三自”同流合污，不屑议论；“三自”官方则视他们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顽固分子”，尽量不让他们出场。他们的存在非常尴尬，两头不是人。当然，他们的立场注定了他们在中国教会的独特角色，尽管这种角色只是过渡性的。但我认为，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教牧同工应该清醒过来，鼓足勇气走出贾玉铭牧师等逆来顺受、言不由衷的困境。



“隐忍派”最大的安慰之一，是因着他们的存在，大部分教会的信仰没有被自由神学蛊惑而变节。因此，就有了浙江宁波著名盛足风牧师（宋尚节博士第一届查经班学员）的经典讲法：为着教会占着这个位置（免得有人乘机混入教会）。也许是他的想法太有影响力，年轻一代不断重复这个理由。公允地说，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但也只是一个将就之说。首先，如果当初没有福音派德高望重的领袖作为“三自”的招安广告，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福音派教会加入，也没有那么多信仰纯正的信徒愿意去三自教堂。



其次，如果没有福音派领袖牧养教会，三自教会也不太可能保持增长。我听过几个真正的“三自”领导，其讲道可以用惨不忍闻来形容，听众怨声载道，因此离开也大有人在。）。再者，不加入三自并不代表不能影响体制内教会，倪柝声就是典型例子。虽然三自配合党国把他宣传成一个一无是处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有哪一个人比他对中国基督徒的思想影响更大？另外，在杭州也有这样的榜样：贾玉铭牧师的学生和同工毕咏琴奶奶（笔者曾受惠于她的一些私下交谈），她在杭州家庭教会，但同样对浙江三自教会的很多传道人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这理由有些勉强之外，我想指出，最根本的还不在于此，而是这些保守的先辈几乎缺失了政治神学的考量。我身边没有足够的材料去阐述贾玉铭牧师加入三自的来龙去脉，但是根据他学生的口述以及传承的道统来看，他基本上（有意或无意）把政教关系排除在神学思考之外，虽然他本人毕业于改革宗神学院。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丁光训公开倡导普救论（“因爱称义”、“淡化因信称义”），才引起巨大的反弹[4]，因为它触及到救恩论最根本之处。 但我听到最为怪异的评论莫过于浙江一位颇有名望的牧师的解释：丁是在近年出版文集时才变成“新派”（也就是王明道先生常说的“不信派”）的。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这是出自他的口中。在教会与国家层面，基于“三自”领袖常年错误阐释“政教分离”的含义[5]，出现“和谐”的画面就不足为奇了。在“两会”的各种会上，通常都有宗教局和统战部参加，即使级别很低的会议。政府官员通常会有很长的讲话，还常常引用圣经《罗马书》13章1-7节，对教牧同工训斥一番，教导他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过，值得留意的地方是，这段经文在三自教会里的解释和官员的观点大同小异。



作为一个出身于三自教会的信徒，教会里“不可讲政治”的教导可谓随处可闻。我后来才逐渐回过神来：其实不是不可讲政治，而是不可讲“唯一正确政治”之外的政治。不然，为什么经常有官员在教会或神学院讲很久的政治？根据《贾玉铭牧师惨痛教训》一文，这也是毁掉他苦苦经营的灵修院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口述，第一个发现贾玉铭牧师去世的他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一些贾牧师晚年的生活，听来不仅令人心生悲凉。另外，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有机会听曾霖芳牧师讲那一段教会史。刚好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传道人来说是个空白。他与杨绍唐交情颇深，五十年代还曾在杨家躲过追捕。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当年那些有名望的牧者为什么都加入“三自”？他只叹息一声说，不提也罢。然后压低声音和我说，个个都跌倒了。他从死里逃生，离开大陆后，终身不再回去。我从他的讲述里看到两条线索：一是，最初加入是因为无知甚至心存盼望，毕竟新政很得人心；二是由于迫害，没人敢再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即使后悔，也只能憋屈地“隐忍”。



那么，今天有何不同呢？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我非常肯定：顾牧师是蒙爱的，他的被囚是上帝所加的尊荣。不管他是否乐意，历史的责任已经交托给他了。他的抉择将是中国教会史的重大事件，我们看到，在贾玉铭的嫡传系统中，他几乎是任职最高的一位了（这条线的同工基本是虚职为多）。他天然的领袖气质使他不可能和前辈们一样“忍气吞声”，他以一个基督徒的良心自由为强拆十字架事件发出了作为一个牧者、协会会长应该有的声音。如今，新政面目也已经十分明了，逼迫在所难免。唯有一个挑战——：是否坚定踏上十字架的道路。笔者祈盼，在政教关系这一个问题上，顾牧师不再沿袭贾玉铭牧师的道路，而是回到他原出的家庭教会传统，追随他另一个重要的属灵导师倪柝声弟兄。若然，即使是监狱，也绝无可能阻挡顾牧师成为转型期教会的新一代属灵领袖，也就是高举十字架神学的使者。



曾受教诲的后辈新恩致敬



02.29，加州硅谷





[1] 当然不能忽略他也是丁光训的学生。



[2] 其子杨安溪弟兄坚守家庭教会立场，与此相应的是，江守道弟兄也与其父江长川分道扬镳。



[3] 杨凤岗教授的两篇文章《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Growing out of Persecution:



Chinese Christian Response toPersecution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4]这也是引起笔者退出三自一系列事件的主要肇因。



[5] 这个词被不少中国基督徒误解，以为信仰与政治无关，基督徒不可以参与政治，传道人讲论不可涉及政治，实际上这个概念指“政权”与“教权”不可混淆。上面提到的政府设立的机构封立和废除圣职就是政权控制教权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