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的孩子们
鸿 路
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乐慕华Kathrine Niesen小姐和孩子们在一起，摄于1925年育婴堂。（照片源于DMS）
第一助产士
1906年，在安东的江边，飘动的芦苇荡中出现了一栋洋楼和灯塔，这是英国人建起的海关楼，安东开埠的标志。
这一年，元宝山下的基督教医院来了一位丹麦小姐，年方26岁，身材高挑，目光沉郁，中文名字叫郭慕深Karen Gormsen 。
院长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博士（注1）终于有了助手，他让郭慕深分担妇科接产、护理以及医务助理，并且兼任护士长（1907—1916）。
第二年（1907），郭慕深 在院子里建起了女子医院，因为，那时只有“男院”，还没有“女院”。这是安东史上的第一所女子西医。
在丹麦学医的时候，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有一个孕妇出现难产，孩子的脚露出了一只，接生婆就把一只鞋套在孩子的脚上，意思让孩子自己走出来，最后是母子双亡。
清末，文明古国还没有助产士，只有传统的“接生婆”。
被称为中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基督徒杨崇瑞（1891—1983）女士，在民国17年（1928）做过一个统计，中国每日产妇死亡不少于500人。当时，民间流行过这样的俗语：“生儿如进鬼门关”，“孩奔生，娘奔死，两命都是阎王手里捏着的纸。”
郭慕深到安东的时候，新法接生在大陆还是新奇的，成都的引入是在1911年，加拿大传教士在惜字宫南街建立了仁济女医院，也是在郭慕深“女院”的四年之后。
安东基督教医院第五班产科毕业摄影纪念 1937年10月3日
前排左起：第二人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第三人倪乐圣Marie Nielsen ，第五人王葆真护士（1915—2004）
“开院初期，随着发展，医务人员不足，采取以师带徒，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中国医士。”（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医院》）
1922年，丹麦女教士艾济民Mette Stauns （艾娜），创立了基督教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助产学校。由南京中华护士学会立案并负责毕业试题。该护校采取半工半读（下午上课），女生四年毕业，最后一年为妇产科；男生三年。
护士学校的建立，为基督教医院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郭慕深 小姐除了医院的临床工作而外，还要抽出身去护校讲课(妇产科)。
（注1）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1872年8月8日 生于丹麦西边城市Ringkobing，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904年来华，安东基督教医院首任院长。1912年，去奉天（沈阳）医大作教授，后接替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出任校长。1939年退休回国，住丹麦哥本哈根教区Vangede，1956年8月12日 安息主怀。
生存的权利
育婴堂仅存的遗址，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曾居于此，作者摄于2010年6月。
在后来的日子里，郭慕深经常发现“弃婴”的现象。
来医院分娩的妇女，有的生下孩子后，趁人不注意，丢下孩子，爬起身来就溜了。在医院的墙角、树下、山后的草丛里，经常出现被抛弃的婴儿，大多是女婴，也有残疾儿和生病的，甚至奄奄一息了。
看着这些微弱的小生命，郭慕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人啊！为什么去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呢？耶稣说过：“即便是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孩子，我也不能遗弃你们。我要将你们握在掌心里保护你们。”
她把遗弃的孩子抱回婴儿室，和同事一起呵护。
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每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都是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不管孩子怎样，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个孩子都是上帝所造，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爱，任何人都无权将孩子“抛弃”。
因此，基督徒每到一地，都要设立育婴堂和学堂。在地球上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的是从基督教开始的。
圣经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不但喜爱小孩子，并且把孩子看成自己的化身。耶稣还说过：“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栓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
由于“弃婴”太多，郭慕深 小姐向官府提出了设立育婴堂的请求。在中国，洋人办办孤儿院，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中国人信奉祖上的遗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抛弃在荒郊野外的婴儿，不管是狼吃狗咬，那是命该如此。然而，洋人养活起来，那就是洋鬼子要拿婴儿“剖眼剜心” 做“药材之用”，等等。
从1907年8月至11月及次年6月，安东霍乱流行，连续爆发，木排工人死者无算。“由于装着尸体的棺材已无亲友故旧安葬，均送集珍珠泡地带。路旁地内积棺遍野，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当时基督教医院的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这场抗灾之中，政府有感于此，批准了郭慕深设立育婴堂的请求，在青龙山腰拨了一块地。
1916年，丹麦教会提供了资金，安东商会会长王筱东先生赞助，还有本地基督徒的捐款，在元宝山下，郭慕深建起了育婴堂（元宝山中学胡同14号）。
灰色鱼鳞瓦的门楼，青砖墙上立着一个木牌，白底黑字：安东基督教育婴堂。牌子的旁边有一个木制白漆的箱子，有三个字：“接婴箱”，这是为私下里送婴孩准备的。
推开育婴堂两扇绿色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碧草如茵，红薇迎人的大院。
一进院，迎面一栋尖顶的矮层小红楼，楼上靠东侧那扇窗户，可以瞭望鸭绿江，郭慕深就在此办公和休息。
院子分为上院、中院、下院三部分，或者说前，中、后三院，占地面积大约3千余平方米，房屋4座，其中，两层楼房的3栋，分别为8间室、16间室及10间室，一座瓦房含有4间室。此外，还有一所磨坊和一口水井。（引自郭慕深《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以下如是）
四座房屋，内设儿童宿舍21间，其他，有总务员室、副总务员室、礼堂、祈祷室、膳室、缝纫室、工人宿舍、厨房、储藏室、淋浴室、厕所等。3个院厅，是孩子游戏的场所。
育婴堂的人员组织如下：主任1人，主理本堂一切事宜；总务员及副总务员各1人，以监督保姆及乳母工作；保姆26名、每保姆负责其本组所有儿童养育之责（以孩子年龄划分为“组”）；乳母13名、此外，保姆助手10名、工人10名。
育婴堂初立时，收养了7个孤儿(女孩)。20余年后（1939），已经有213名儿童，男儿92名，女儿121名。
以年龄区分：男儿1—5岁26名，6—10岁35名，11—15岁25名，16岁以上者6名；
女儿1—5岁32名，6—10岁34名，11—15岁39名，16岁以上16名。
1岁以下之婴儿，每人有一乳母，时称“安娘”。
5至8岁的孩子即入幼稚园，配有保姆、保姆助手；风琴是教室必备的，“每一儿童按其年龄备有合宜之玩物”。
8岁以上的孩子入读三育初级小学，就在院子里，上学的孩子每人都备有收藏衣服和书籍的柜箱。小学毕业后，依照个人的成绩或升学或艺业（职业培训）。
屋子里没有华丽的装饰，也没有精美的陈设，但走进来，空气清新，明窗净几。儿童入室要换上软布鞋，这样，可以保护地板木质的完整和清洁。
各个屋子门窗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孩子的记忆，不至于走错了屋子。
在生活上，“一方面务使儿童获得够用之营养，再一方面还得力求少费金钱”。于是，育婴堂饲养了三十余只乳羊，乳牛三头，还有七口猪，两头毛驴。有了乳羊和乳牛，那些嗷嗷待哺和体质虚弱的孩子，每天都有鲜纯的乳饮。逢年过节都要杀猪，给孩子解“馋”，“以助其兴致”。
郭慕深就近租了一块菜园（八道沟），有了菜园，孩子们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而且，还可以节省一些钱。在课余时间，大一点的男孩可以到菜园、磨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
孩子们的穿戴，一条重要的渠道来自丹麦国内的信徒、亲友，还有侨居满洲的“西国朋友”之捐赠。
育婴堂对赠送的衣物，“洗濯清洁，收拾整齐”，“新者直接为儿童穿着，旧者可以改作较小之衣服，稍破者仍可补缀之应用。”
对于实在不能成衣的“边角料”，“粘在一起以为鞋之衬布”以及做拖布。
长筒旧袜，“即利用未破之上端为婴儿作成小衣服，柔软而合用。”
捐送的废旧轮胎，用来给孩子作鞋底。
育婴堂来对于所有捐助的物品，可以说，“无一物不可利用”，而且，多是“废物利用”。
在花销方面，“消耗较小之费用，得较大之收获力”，简直恨不得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因为，“本堂感觉所得之金钱，皆系爱护本堂之人士、爱心之捐助，故对于经济方面力求节俭，亦欲本堂之儿童自幼养成殷勤节俭之美德。”
这就是，鸡蛋到郭慕深手里也要小一圈的缘故。她曾经两次回丹麦募捐，一次是1924年，还有一次，1930年，她变卖了父母留下的一份遗产，捐赠了育婴堂。
最快乐的是圣诞节，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一份礼物，包括花生、糖果及本堂烤制的西式糕点，还有一个玩具。当时，育婴堂的玩具多是海外赠送的，五花八门、眼花缭乱，足以令本土大户人家的孩子羡慕不已。但是。唯独没有“棍棒刀枪”。
这一天，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一套新的毛衣毛裤，而每一件毛衣的颜色和图案各有不同，这是平日大孩子钩织的。织毛衣是育婴堂的孩子除了唱歌、弹琴外，必会的艺业。
五彩缤纷的圣诞树，眉飞眼笑的圣诞老人，欢快的风琴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育婴堂变成了一片喜乐的海洋。
在一个积弱积贫、战火不息的国度，育婴堂生存的艰难是寻常人难以想象的，在风狂雨骤的日子里，郭幕深“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用整个身心保护着孩子的生存。
然而，灾难像头上盘旋的老鹰，瞪着凶恶的眼睛，那翅膀的宽大阴影越加逼近，随时都会凶猛地俯冲下来……
丹麦传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1880——1960）。
饥饿的抗争
曙光渐渐地揭去了夜幕的轻纱，清泉一般的晨光，从窗外洒进来。
她在《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上写下最后一个句号，停下笔来，站起身，推开窗户，远处芦苇遮掩下的江水像墨绿的段子，在晨光中抖动……
郭慕深为写“报告书”熬了一个通宵，她的心情十分沉重，饥饿的阴影笼罩着育婴堂，孩子们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她焦灼不安，想以发行“报告书”的形式，上至官府，下至民间，让世上更多的人伸出手来，救救孩子！
《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时为丹麦沦陷的3个月之后——1940年7月。这一年，是她在育婴堂工作的第34年，也是她60岁的生日。
丹麦王国的沦陷，意味着育婴堂失去了“遮风避雨”的大树。
从育婴堂诞生那天起，历年经费除了安东商界的捐助和以及官府的救济而外，主要靠丹麦教会提供的资金。如今，山河破碎，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育婴堂的孩子如何才能活下去呢？
“欧洲战事骤起，以至丹国捐助资金之来源杜绝，百货之价格又日渐昂滕，虽有侨居满洲各国基督教信徒及各界人士之捐助及官府方面之辅助，但对于本年之用度，深恐难以维持，惟求我们所依赖供给我们一切需用的上帝，感动关心社会事业及本堂工作者之衷怀，使能协力援助本堂之事工，使本堂进展不能因此等困难而稍辍。”
（郭慕深《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
寥寥数语，言为心声，令人感觉到郭慕深内心的沉重和焦虑。
第二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引爆了太平洋战争。
由于战争的加剧，日军的掠夺更为疯狂了。在东北，日军规定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于是，街头出现了东北人为了吃一口大米而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肚子的惨象；
育婴堂的孩子吃的饼子是混合面的，就是玉米面，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制而成的“饲料”。到后来，就是豆饼和橡子面。即便如此，也是限量供应。吃不饱，只能以土豆、地瓜、萝卜、胡萝卜来充饥。由于挨饿，缺乏营养，生病的孩子日渐增多，可是，药品又十分匮乏。
从前，育婴堂的生活也清苦，但孩子们总还是可以吃饱的。如今挨饿了，凄惨的境况，令人恐慌，以至发生了一个叫“拉撒路”的学童两次出逃的事情。（注2）
郭慕深忧心如焚，为了孩子的生存，到处去寻找粮食——
“1931年日本占领了安东，管制了安东的粮库，育婴堂的孤儿吃不饱。郭慕深找到了控制的粮管所，要求供给孩子们足够的粮食，被日本人拒绝了，郭慕深含着泪水离开了。但是，郭慕深的行为感动了一个日本工程师，他和他的朋友帮助解决了孩子们吃饱饭的问题。在中国内战时期，育婴堂的孩子们遇到了更严重的缺粮问题，年近70的郭慕深到处为孩子们寻找粮食，甚至为孩子们乞讨。”（丹麦作家女吴坤美《安东基督教会历史简介1901—1950》）
（注2）“拉撒路”圣经里的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孤儿刘金银在育婴堂时的乳名。
刘金银（1936—），安东人，作家。自幼至1950年生活在育婴堂。后来，做过教师，营销、公务员等。怀着感恩之心，以郭慕深与育婴堂为题材，历时十年，在74岁时（2010）出书近百万字的《中国圣母院》（时代文献出版社）。
空巢寂无声
1950年，元旦之夜。
育婴堂仿佛一下子埋入了墓穴，寂然无声，婴儿的啼哭也消失了。原来，这里已经变成了“空巢”。
1947年6月，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像深山里的一群狼嚎叫着，惊雷在天空中翻滚了一阵，瞬间，暴雨哗哗，像江河决了堤似的。随着震耳欲聋的炸雷，几道耀眼的闪电，劈天盖地的巨响，育婴堂院里的一棵大树被劈断了。
这棵高大笔直的白杨树，几个小孩拉着手才能围过来。抬头仰望，树冠如同遮天蔽日的巨伞。从有育婴堂的那天，就有它了。跟着孩子们一起长大，像一个卫兵日夜守护着育婴堂。
肆虐的暴雨，总算停了下来。
早晨六时，育婴堂响起了悠扬悦耳的钟声。小孩子眼尖，一眼就看到受伤的老树，那树底下水汪汪的，遍地数不清的死麻雀，孩子们一窝蜂似的，光着脚冲过去拾麻雀。
一些老人看到受伤的老树，摇头叹息：“不祥之兆啊！”
11月，在育婴堂不远的西北角，一座森严的官府，换出了新的牌子：“安东省民主政府”，比民国的老牌子多了两个字：“民主”。
1949年10月，育婴堂来了三位陌生的女人，说是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头头姓马，一位矮个子，身体微胖的中年妇女。（注3）
工作组住下之后，开始了“串连”工作。仿佛地下党似的，秘密谈话，启发“觉悟”， 也就是“洗脑”教育，就像在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人拴起来。
3个月之后，12月31日 ，工作组在育婴堂“摆席”，从食堂摆到院子里，这是告别育婴堂的“最后的晚餐”，
马组长扯起嗓门宣布，要跟党走，回到党的怀抱的，就坐下来，四菜一汤，豆干饭；想呆在育婴堂，和“帝国主义”在一起的，小碴子粥（碎玉米）就咸菜。我们是“民主”政府，不强迫人。
被孩子饥饿折磨的孩子，如何懂得“豆干饭”和“茬子粥”的“政治界限”呢？更何况“洗”三个月的“脑”
呢？
虽然，对于工作组说的，育婴堂是“隐藏在十字架后”奴役中国儿童的“魔窟”，郭教士是“帝国主义分子”的“革命理论”，孩子们是一头雾水，但谁不高兴吃了“豆干饭”，还有新衣服穿呢！
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孩子们陆陆续续上了汽车。
在孩子们的歌声中，汽车奔驰起来。驰往山谷地带的七道沟，政府设立的新孤儿院所在地。
寒风凛凛，天色灰蒙，车上的人也是灰蒙蒙的，路上翻滚的尘土，也是灰蒙蒙的，令人心里有一种混沌、压抑、单调和寂寞之感。
郭慕深站在阳台上，弯着腰，两只手扶着冰冷的栏杆，灰白的头发有些凌乱，望着渐渐消失的孩子，她的一颗心，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眼……
天黑下来的时候，下雪了。
鸭绿江上冻了，戏水喧闹的野鸭子了也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北风像一把刀子刮的人骨头生疼，路上的行人冻得直打颤。
郭慕深两手托腮，坐在安乐椅上，心里想着离去的孩子们……
新孤儿院在七道沟的一个校舍里（原七道沟小学），是由慈善会、教养院，加上育婴堂的孩子，“三合一”组成的。条件十分简陋，最让她夜不能寐的是，孩子们睡在地上，单薄的褥子底下铺了一些稻草，这要把孩子冻坏的呀！
育婴堂静悄悄、空荡荡的，只有那棵受伤的老树，痛苦地挺着躯干，伸展着秃枝，在寒风中发出呜咽声……
（注3）育婴堂工作组成员系民政局民政科马国兰（女、科长）及王德全（女），还有一位姜姓 女士，马为工作组组长。刘金银《中国圣母院》书中记述，当时工作组除马、王外，还有一位张天野 先生。
本篇所述育婴堂的内容，主要采访了刘玉清 女士（包括作家刘金银）。
刘玉清，安东人，1941年1月2日 出生，自幼生活在育婴堂至1950年。后来，在黄显佩（育婴堂孤儿、护士）的资助下，读完中学。现退休于本地某银行。丈夫俞秀儒为安东市中级法院法官，1993年病故。
2008年秋，刘玉清女士留影于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的旧居前，作者拍摄。
风雪催人归
1950年冬季，格外的寒冷，用安东人话说，冻的“鸡翘腿狗呲牙”。
西伯利亚的滚滚寒流，扫荡着一江两岸。北朝鲜，“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的志愿军战士，不知有多少被冻伤、冻死。（周冉《耿直统帅彭德怀》文史参考第12期）
安东街上一片漆黑。因为，实行战时灯火管制，家家都把窗户捂的密不透风，生怕泄露出一点光亮，引来“美国鬼子”的飞机。江对岸的新义州更是黑乎乎一片，随风飘来一股呛人的糊焦味，那是战火的余烬。
孩子们被工作组拉走了，人去楼空，育婴堂被政府“接收”了。
官方一再催促郭慕深尽快离开“边境”，回丹麦颐养天年。眼瞅着要到年根岁尾了，仍然没有动身。于是，又下了“逐客令”：如不回丹麦，就“疏散”西安去，这叫战时的“重点人口”管制。
战火烧红的天空，刺耳的空袭警报，令人窒息的防空洞，粗劣的食品供应，等等，有什么可“流连忘返”的呢?
一句话，就是心里头放不下那些孤儿。特别是闹病的孩子：如孙童，患有腰脊骨结核，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车喜林，肺病，仍然卧床；赵童，重沙眼，后来，经崔锦章 先生治愈、入读宝山小学；赵爱信，患钩虫症，住在崔 先生家里。还有，孤儿李永恩的学费问题。
她把自己攒下的积蓄（3个金元宝），给孩子留了下来。（注4）由教会托付崔锦章保管（教会司库），“嘱托”的手迹，由段大经 先生（基督教东北理事长）保存，见证人有陈景升（副理事长）、袁钟伦（理事）二位先生。
病残儿让她惦念，花季姑娘，也让她放心不下。育婴堂的女孩念完书，一晃，20 几岁了，人称“大姑娘”。在一个战乱不已的国家，就业是很难的，尤其是女孩子。无奈只好让这些孩子在育婴堂“待业”，平时干点灵活。可是，育婴堂被“没收”了，“原班人马”都失业了，这些姑娘何处安身呢？
更让她心神不安的是，遭受冤屈的孩子，她的眼前时时浮现出一双忧郁、迷茫的大眼睛。
来工作组那年，小清（刘玉清）刚9岁，正在读2年级，娇小、活泼，圆圆的脸蛋儿，像个布娃娃。
告别育婴堂的“最后的晚餐”，小清径直走进厨房，瞅了一眼锅里的小碴子粥，黑乎乎的，像是“猪食”，看来是熬糊了，她放下了碗筷。
工作组的王德全 女士见此情景，（注5）就把她抱到了餐桌旁，夹了一筷子“豆干饭”，递到她的嘴边，逗乐地说：“你馋不馋？”小清一扭头跑了出去。
几天后，小清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孤儿院，翻过山梁。从七道沟跑到八道沟育婴堂。郭慕深把她搂在怀里，老泪纵横……
第二天，她给小清找了几件衣服，装进一个包裹里，把她送回了七道沟。
结果，孤儿院召开了“斗争会”，老师把她抱起来，放到台上，操场上人头攒攒，孤儿们挥舞着小拳头，批判她“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郭慕深的心里还惦念着一个女孩子，流落在沈阳的郭爱德（注6），也是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在工作组主持的孤儿“诉苦会”上，有人说郭爱德在育婴堂当总务（管理）时，打死了几个孩子。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也令人感到一场厄运的逼近。
郭慕深决定路过沈阳时见郭爱德一面。
北风呼啸，纷纷扬扬的雪花，盖满了屋顶、马路、压断了树枝。
在大雪的笼罩下，元宝山仿佛天上飘落下来的一只银盔。
小红楼像偃卧在白雪下的一只冬眠中的小动物。
郭慕深从楼里走出来，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搀扶着她，原来是育婴堂的孩子，都已嫁人了。（注7）她俩要送郭母一程，还老人一个心愿，陪她到沈阳和郭爱德见一面。
谢振林肖像。1950年末，郭慕深回国，谢振林与郭永林送到沈阳站，约见郭爱德。
育婴堂的女孩。前排左数：马爱华、黄显佩；后排左数：李亚男、郭永林（与谢振林送行郭慕深）、李永爱。（以上两图片刘玉清 女士提供）
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郭慕深迈出育婴堂的门槛，回过头来，凝视着那个小木箱，一尺来长，半尺多宽，上边有三个字：“接婴箱”。自从有了这个小木箱，34年来，不知投来多少次怜悯、慈爱的目光。
坡下就是教会医院，有一次，院长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先生曾向她求婚，被她拒绝了，也许是“专门为神而预留的生命”吧！
和郭慕深结伴归乡的的还有两位“老姑娘”， 56岁的倪乐圣Marie Nielsen，60岁的孙慕仁Sunmuren（中文名字），（注8）当然，最老的是70岁的郭幕深，古稀之年了，她们是最后离开中国大陆的三个丹麦小姐。
她仰望着教堂塔尖上直指苍穹的十字架，耳边仿佛赫然响起了钟声，浑厚而悠扬、任凭狂风怒号，也无法阻遏这钟声的清远……
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
雪花漫天飞舞，不一会儿，路上的行人就成了活雪人。
尾声——
她的一位朋友Agnes Albinus-Jørgense，将她在中国大半生的事迹写成了一本书：《我的中国的孩子们》Mine børn i Kina (My Children in China)，1957年得以面世。
在她80岁那年，丹麦作家吴坤美 女士曾去探望她。
我多么渴望知道我的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世人可以把我和孩子们隔开，但在慈悲的天父那里，我和孩子们永远在一起……
陪伴在身边的是，她的侄女凯伦小姐。
“1950年冬天回到故国丹麦，郭慕深对中国孤儿的思念与日俱增，到她去世的1960年的十年间，郭慕深先后三次递交申请，恳求去中国探望自己的儿女，但因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动荡局势，郭慕深的申请未获通过，她的‘回归梦’无情破碎了。”
——刘金银《中国圣母院》
郭爱德（戴眼镜者）和育婴堂的四个女孩，左起：郭美光（其与孤儿郭天福在郭慕深主持下成婚）、明光、？、王美珍。（图片系刘玉清 女士提供）
（注4）据崔锦章 先生口述（1983年），1951年崔被捕时，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曹西贵带人抄家，其中，抄走其为教会保管的4个元宝和3个镏子，即郭慕深为孤儿留下的一点积蓄。
崔锦章Cueijin zhang （1916—1992）1950年曾任基督教医院院长。
（注5）据刘玉清 女士口述，王德全 女士系安东市民政局民政科科员，进驻育婴堂的工作组成员。1950年，曾任政府孤儿院院长。“镇反”期间被批斗、撤职（家庭出身地主）。
（注6）关于郭爱德 女士（1919—1999）：
郭爱德小时候，同伴都叫她“小胖”，大了以后，喊她“胖姐”。念完书后，在东边实业银行工作（安东）。结婚后，丈夫早逝，郭墓深把她召回育婴堂，当管理员。那一年，她20几岁。
1950年初，政府把育婴堂的孩子接走了，搬进了七道沟小学（政府孤儿院）。育婴堂的“原班人马”失业了，郭爱德就去了沈阳，当时，在沈阳皇姑区联合医院当挂号员。（2010年6月8日 刘玉清 口述）
（注7）郭墓深启程那天，有育婴堂长大的两个姊妹，陪送到沈阳，一个是谢振林（1929年生），教会医院的护士，另一个叫郭永林（1932年生），绸印厂的工人。在沈阳站台上，郭墓深和郭爱德见面后，就上火车奔天津港去了。不久，郭爱德被捕了。（刘玉清口述）
另，1952年12月19日 ，郭爱德被安东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七年；1980年1月23日 ，丹东市（安东）中级人民法院以（79）刑监字第486号判决书“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注8）倪乐圣Marie
Nielsen ，1927年由丹麦来华，在安东基督教医院内科医师，1940年，被派往岫岩西山医院（丹麦人所建），为第五任院长。1947年6月，由岫岩县骑脚踏车来安东（300余华里）接任中共临时“后方医院”院长，即基督教医院，后任该院院长。
关于孙幕仁Sunmuren，据凤城县志记载，“1946年，丹麦人全部回国。10月国民党政府军占领凤城，丹麦宣教士孙幕仁在凤城宣教。1947年土地改革，宗教活动停止。”
土改中，“孙幕仁在凤城被斗争，于1947年来安东”投奔朋友倪乐圣。（崔锦章1956年“上诉书”）
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在家乡的纪念碑（2014年4月21日 ）。